周敦颐研究的集大成贡献

杨金生教授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宋周濂溪全编》（以下简称《全编》）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敦颐学术思想研究规模最大的文献集成，这是毫无疑义的。《全编》比十五年前影印出版的《周濂溪先生实录》（学苑出版社2007年出版，全四册）的体量大四十倍，所以《全编》对于周敦颐学术思想研究的贡献与影响，是决然可以预期的。

《全编》初读之后，可知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色：

第一，部类周备，不弃遗芳。《全编》已将子部、史部、集部（包括合集）各类中的周敦颐著作网罗殆尽。宋代至清代的《周元公集》、《周濂溪集》、《周子全书》，《四子抄释》之《周子抄释》、《三贤集》之《濂溪集》、《合刻周张两先生全书》之《周子全书》、《濂洛风雅》周子卷、《濂洛关闽书》周子卷、《沅湘耆旧集》周子卷，以及《周元公世系遗芳集》、《濂溪志》、《濂溪书院志》、《周元公祠志》等诸卷作为第一编，影印成二十五册。

第二，揭示性理，突出经部。《全编》将经部《易经》类中的《太极图说》《通书》两种著作单独列出，作为第二编。《全编》包括《周子太极图通书》《慈溪黄氏日抄分类》《蔡氏九儒书》《朱子成书》《天原发微》《周子太极图与易系辞表里相合》《性理大全书》《性理汇编》《性理群书大全》《性理会通》《性理小辨》《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性理指归》《性理奥》《性理精纂约义》《西峰儒藏》《性理精抄》《性理标题汇要》《性理标题综要》《圣学宗传》《诸儒学案》《理学宗传》《儒宗理要》《宋元学案》《榕村全集》《御纂性理精义》《理学正宗》《性理大中》《性理体注补训解》《性理易读》等，影印成十一册。

第三，深化主题，专门分类。《全编》将《太极图说》相关著述单独列为第三编。《全编》取材《汉上易传》《皇朝文鉴》《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叶氏近思录集解》《泳斋近思录衍注》《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和集》《大易缉说》《圣学宗要》诸书中的太极图，又收入单篇著述，包括曹端《太极图说述解》、蔡清《性理要解·太极图说》、徐爌《古太极测》、张伦《三图说》、孔学周《太极辨疑》、舒芬《太极绎义》、左辅《太极后图说》、唐枢《太极枝辞》、叶涵《太极图》、孙一奎《医旨绪余·太极图说》、赵凤《读太极图录》、高奣映《太极明辩》、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太极图义考》、王棠《周濂溪先生太极图》、王嗣槐《太极图说论》、汪启濩《太极图说注解》等，共约三十家。《全编》又将《通书》相关著述单独列为第四编，包括宋刻本《濂溪通书》、《诸儒鸣道》本《濂溪通书》、《宋明四子书》本《易通书》，以及保八《周子通书训义》、曹端《通书述解》、舒芬《通书绎义》、方宗诚《周子通书讲义》、李光地《榕村通书篇》等。

第四，搜罗拓本，独辟蹊径。《全编》专门收录石刻拓片，包括宋熙宁二年周敦颐题名拓本、周敦颐《母郑氏墓碑》拓本、朱熹《濂溪像赞》拓本、明隆庆四年《太极图》拓本、清顺治十五年《太极图说》拓本、明万历三十年行书《拙赋》拓本、道州濂溪书院隶书《爱莲说》拓本、明嘉靖十九年胡松跋《无欲故静》榜书拓本、明成化六年胡荣《濂溪书院记》拓本、明嘉靖三十三年罗洪先《周濂溪墓碑》拓本、明万历五年程大伦李得阳《谒周濂溪墓诗》拓本、清康熙三十一年董廷恩《题周敦颐祠诗》拓本、清嘉庆六年姚文田《濂溪遗址》榜书拓本、清咸丰五年罗泽南《濂溪墓碑》拓本、清光绪九年彭玉麟《濂溪墓碑》拓本、王阳明行书《太极图说》清末填墨本等，共计十六种，影印为第二十六册。

第五，触及写本，包揽东亚。《全编》收录朝鲜和日本翻刻的版本、校注的著作，除朝鲜刻本《朱子成书》、朝鲜写本《通书》以外，还包括日本延宝八年山崎嘉刻本《周子书》，承应二年刻本李廷机编《通书》《太极图》，文政三年《性理汇编》写本费余怀编《通书》《太极图》，日本旧刻本《太极图说解》，日本旧写本《太极图说解》，承应元年五伦书屋刻本《太极图说》，延宝六年熊谷立闲刻本《太极图说》，宝永六年合原窗雨刻本《太极图说资讲》，天明四年室直清刻本《太极图述》，文化八年大槻平泉训点《太极图说》，宽文六年铃木太兵卫刻本《通书》，宽文七年刻《性理纪闻》，明治三十六年《宋学源流质疑》等，共计十五种以上。日本并木正韶《宋学源流质疑》三卷，线装铅印一册，出版时间在清末的1903年，书名虽题“宋学源流”，实则全部讨论《太极图》，以往学者甚少注意。尤其是日本文献中包括两种写本，显然提升了濂溪文献纂辑的高度。这方面的工作，不仅2020年5月出版的《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未及关注，甚至2022年1月出版的《日本濂溪志》，其书“遗书文献志”实仅山崎嘉一家。

古代朝鲜、日本、越南各国收藏、翻刻、传写、著作的濂溪理学相关著作，既是其本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以汉字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外射。一方面，濂溪理学作为东亚各国的主导思想而发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相关东亚学者莫不为濂溪理学的切磋研讨做出贡献。在此意义上，古代朝鲜、日本、越南各国的濂溪学著述完全可以视为东亚文化体系内部元素，而不必有所见外。

日本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的濂溪理学文献有大量讲义、口义、笔记、谚解、国字说，以汉字、假名、写本的形态存世。梁绍辉先生《周敦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统计的日文文献目录，已列出八十二家，其中写本五十余家，《全编》在此方面的文献收录可谓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