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文学

中国的村庄里，有没有文学存在呢？有。当然有。不仅有，而且它的文学无与伦比、经典伟大，艺术价值之高，堪为空前绝后。

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轻微、渺小，不值一提；世界上多么现代、前沿、探索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陈腐、旧败、传统和落伍；而世界上古老、经典如《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神曲》、《唐吉诃德》、莎士比亚戏剧等伟大的传统精华，放在这个村庄，却不仅不显得传统和落后，反而会显得现代和超前。

比如说，现代之父卡夫卡让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感叹和敬重。可在那个村庄里，上千年前就传说人生转世、脱胎换骨，如果你应该变为猪、变为狗，但因为走错了门，结果成了人；有一天你正睡着时，神还会把你从人变为猪，变为马。这比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变为甲虫早了一千年。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村庄里有个村人有一双“猫鹰眼”，白天什么都看不清，可晚上什么都能看得到，天色愈黑，他看得愈远。所以谁家的秘密，男人女人的龌龊事，村里的贼又偷村里谁家什么东西了，他心里一清二楚，那双眼宛若村里黑暗秘密的探照灯，这神奇、这魔幻，比马尔克斯的神奇、魔幻不知真实了多少倍。

但丁的地狱、炼狱够传统经典吧，可我们村庄流传的地狱篇、炼狱篇比但丁的还早两千年，比《神曲》中描绘的情节、细节更为惊心动魄，有教化意义。

《唐吉诃德》中的风车大战，形象生动，是西班牙最为形象的精神象征。可在我们那个村庄的传说中（早就有）推磨人与磨盘的战斗——他要用他的力气、韧性和毅力，推着石磨不停地走，不歇地转，直到把石磨的牙子磨平，把石磨的石头磨得消失，让石磨和又粗又大的磨棍一起说话，唤着认输才肯停下推磨走动的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神父布道的情节，在那个情节中，耶稣本人就假扮成最普通的教民在那儿听神父布道，看信徒忏悔。我读到这儿有一种颤栗感。可后来，我看见我们村的人，他们最微不足道的宗教行为，都比这伟大的文学情节更为动人和震撼——

我们村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奶奶，她不识字，从未去过教堂，也从未去过什么神庙烧香或磕头。她一生未婚无子，一生默默无闻，种地、拔草、养鸡、种菜、扫院子、打秋果。她活着就如在世界上不曾存在一样，她一生最惊天动地的事，人们也不曾记住过。可是，无论是在中国绝对“无神论”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时，还是开始物欲横流的改革开放时，她每天一早一晚，只要起床、出门，都要站在她家上房屋的窗台前——那窗台上永远摆着用两根筷子绑起来的十字架，她就在那筷子绑的十字架前默默地祈祷和“阿门”。

两根筷子捆绑的十字架，几十年从未间断的每天的祈祷和祝福，一生未见过教堂是什么样的人——这位老人，她的虔诚心、朴素心，远比《卡拉马诺夫兄弟》《红字》等经典作品中有关信仰的情节、场景更为动人和震撼，我每每想起来，心里都止不住地跳动和哆嗦。

一切伟大、丰富、悲痛和欢乐的文学故事和情节，凡我从书上看到的，仔细一回忆，那个村庄都有过、发生过，都比小说中的描写更为真实和震撼，只是我的愚笨使我不能从那个村庄发现和感知。

在那个村庄，我看到了太多的街道、房舍、庄稼、四季和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我被那个村庄日常的、中国的物质、物理、生理的生活所淹没，疏忽了那个村庄超越物质、物理的精神和艺术。直到现在，我写作三十余年，才逐渐感悟到，原来我家乡的那个村庄，本身就是一部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作品，是世界上自有文学以来，所有作品的成就加在一起都无法超越的作品。

中国的伟大小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那建筑、那奢糜，我们村庄是没有，可《红楼梦》中的人物我们村里全都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刘姥姥……全都活在我们村庄里；《山海经》的传说和《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即使不在我们村庄，也与我们那儿那块土地相联系；李白坐在我家门口的山上写过好多诗，白居易和范仲淹觉得我家那儿山水好、风水好，就埋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

那儿实在是一块文学天堂的百花园，天下文学人物与故事的大观园，可是我不仅没有能力把它们写出来，甚至没有能去发现、去感觉、去想象。我一切的无知都源于对那个村庄和那片土地认识的不足，如同我们看到一切沙漠的干旱，都在于我们内心没有绿洲。

而现在，当我意识到我的村庄正是沙漠中的一片文学的绿洲时，我的年龄、我的生命和力不从心的命定的限度和烦恼，也正在限制着我穿越沙漠走进这片绿洲的脚步。但我已经知道那个村庄是一部最伟大的作品，是一片瀚海中的岛屿，沙漠间的草原，我也正跋涉在朝那儿行进的途道上。

有文学，必然就有读者；有艺术，必然就有欣赏者。这个村庄因为它的日常和超日常，行为的个人性和国家性，日常所思和灵魂所虑，不仅都是文学的，而且还是严肃文学和阳春白雪的纯文学，决然不是外来者走马观花看到的大众文学和俗文学。只有那些庸俗的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从他们身上看到大众、滑稽与无意义。

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是从这样的村庄看到和感悟最多也最为深刻的，沈从文和萧红也是对这样的村庄最有感悟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村庄的人，作为读者时，也就懒得去看鲁迅、沈从文和萧红了。

你们说《阿Q正传》好，他们觉得这有什么好，我的邻居不就和阿Q一模一样嘛。你们觉得祥林嫂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人，他们觉得对门那大嫂比祥林嫂更为祥林嫂，更为值得可怜、帮助与同情。百年来，华老栓、孔乙己在我们村庄就没绝断过。小翠和那条澈清的河流是美的，那我们村头的河流与洗衣捶布的姑娘就不美了吗？《呼兰河传》里的街道、水塘、花园和芸芸众生的人，有什么值得去看呢？哪个村、哪户人家不是世世代代、年年月月都是这样吗？

一切报怨农民或说那个村庄没文化、不读书的声音都是错的、偏颇的，他们不是不读书，而是不读我们说的阳春白雪纯文学。之所以不读纯文学，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日常、行为无不都是纯文学。

他们为什么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因为这两部小说和他们的生活、精神正相反，故事有很大的庸俗性和通俗性。为什么爱看《西游记》？因为《西游记》中的情节、细节离他们遥远和永远的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村庄里。

正如绝多的读者喜欢阅读他们陌生的或在陌生中似曾相识的，再或是阅读一种熟悉的陌生，如我们阅读福克纳、加缪、海明威、罗布格里耶、卡尔维诺、克鲁亚克等，还有昆德拉、罗斯、《米格尔大街》、《雪》、《亡军的将领》等，之所以要阅读，是因为熟悉而陌生。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村的人识字、有文化，但他们不读鲁迅、沈从文和萧红的书，因为他们太熟悉那些人物和情节了。他们读古典武侠和金庸，是因为他们身边和生活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故事和情节。他们看《还珠格格》和宫廷电影与电视剧，是因为他们做梦都梦不出那样的场景和情节。

熟悉与陌生的阅读效应，在这个村庄和他们身上起着决定作用了。

除此之外，最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是，他们不读鲁迅、沈从文，却很热爱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当兵离开村庄几年——我回去发现我们村有两本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巴黎圣母院》。那两本书在村庄中的年轻人手里传来传去，被看得陈旧破烂，后来他们用牛皮纸把小说的封面完全包起来。他们看完这两本书后感叹说：“啊，原来外国人都是这样活着啊！”

对于这个村庄的读者而言，真正直接写了他们和他们灵魂的，他们是不消去看的。从这个层面说，每一个伟大而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和一个（一片）村庄的写作者，想让那个村庄和土地上的人普遍阅读你的小说都是枉然和不可能的。美国南部“邮票之乡”的乡民没有必要去读《喧哗与骚动》，他们宁可去读《飘》和观看西部牛仔片；加勒比海岸的人，也无须知道有个作家叫马尔克斯，无须知道有个叫格雷厄姆·格林的英国作家早就把他们写入很严肃的故事了。

中国的作家赵树理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他希望他家乡那块土地上的人都来读他的小说，他要为他们而写作，而赵树理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那块土地上的人，不愿看赵树理的小说，才是赵树理的成功之处，一如鲁镇——今日绍兴的百姓，只为鲁迅骄傲，而不阅读、理解鲁迅。

被剖了灵魂的人，不会去看自己的灵魂血——这是文学最基本的规律。所以，土地上的村人不读赵树理，才是对赵树理的奖赏和爱戴。那个村里的人，那个村里的读者们，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读者和真正文学的试金石——因为他们是最明白文学的本质与他们是何样关系的人。

（秋水长天摘自《文艺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