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寂寞高人，风范与垂范

2000年初，卞先生离世，其时为如何赞谓他老人家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用的是“高人”，至今仍觉妥贴；加上“寂寞”二字，既是为了进一步突显这一形象，同时也融入个人对当代诗歌现状的某种忧虑。

所谓“高人”，不只在说某种风范，更在说其成就卓著、寄意深远的功德足以垂范。具体到卞先生，首先当然是指他的新诗创作。朱自清先生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认为，“卞先生是最努力创造并输入诗的形式的人”（《新诗杂话·诗与感觉》），这一断语至今都可以说没有过时。回头看去，新诗史上像他那样对形式报以高度重视并厉行试验和锻炼的，大概只有可数的几人。强调音顿的大致整齐只是其外在方面；其内在的精神，却是要寻求一种“经济的组织方法”，即以尽可能少的言词，创造尽可能大的审美空间。卞先生于此取得的成就，相信越是精细、挑剔的读者，体会就越深。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距离的组织》《尺八》《断章》《白螺壳》等，历经时间的汰洗，正越来越显示出其“咫尺天涯”的精品质地；他既“化古”，也“化欧”，而首先倡行的、以致力营造“戏剧化情境”为特征的诗歌方法，经由众多后继者的呼应，正日益呈现出他对新诗进程的拓展之功。所有这些都一再反驳着那种把形式和内容二分的做法。事实上，只有充分意识到卞先生对新诗确立其美学资质的巨大贡献，才能充分评估他孜孜于形式探索的意义。就此而言，他的独领风骚，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

作为一个诗歌工作者，我对卞先生的认识主要来自我的阅读经验，更准确地说，来自受魅惑而再读、细读的经验：来自他节制、具体、精确、错综的聚合式表达；来自他对诸如矛盾语、戏拟、反讽等诗性语言的充分调动；来自他作品语境的饱满、结实、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融合无间；来自其罕见的“非个人化”风格。我深知具有这种魅惑力、能够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数不多（就卞先生而言，也仅限于他最有代表性的几首诗），因而格外珍爱。

卞先生在翻译领域内的杰出贡献同样令人仰慕。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所以相对于其他译本显得高标特出，大半原因当归于他“以诗译诗”的工作原则，以及为此耗费的加倍心血。他穷十年之力从英译本转译的瓦雷里的经典之作《海滨墓园》，除文本质量之精绝令人由衷叹服外，更给我以某种“直抵现代诗原教旨”式的启示。他曾撰文备述翻译此诗的原委和难度，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对瓦雷里本人原创时所遭逢的巨大困厄的体察：按瓦雷里最初的设想，是采用某一现成的诗体达成此诗，由此一再在九音步和十二音步的英雄双行体（具体不排除本人的记忆有误）之间游移不定，并饱尝不称意的痛苦。这里的“不称意”，是说无论是九音步还是十二音步，抑或是二体混用，都不能满足他直觉中“海滨墓园”这一特定情境所要求的特定节奏，那是一种能同时兼容大海的宏阔和墓园的静谧，波涌顶着白色的浪花自远处层叠而来，恰与生死临界处对存在（在世之在）奥秘的源源冥思彼此应和的节奏。最终，在历经尝试之后，瓦雷里不得不为此诗发明了一种专用的十一音步体式；而卞先生深明个中甘苦，也不得不跨跃转译的双重语言沟壑，许以十年之功，无论寒暑地字斟句酌，反复打磨，最终不仅完成了一部体式大致相应、形神皆存的汉译精品，而且借此于创作和翻译两个界面上，完成了一次对“何为有机形式”或“每一首诗都要求发明自己的形式”这一现代诗真髓的双重演示，使我辈后生小子有所领悟且得承薪火。如此受益终生的“高人点拨”之举，得一足矣，当没齿难忘。

相对之下，卞先生的诗学主张则未能引起我足够浓厚的兴趣；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对他的敬重之情。相反，他在这方面的宽厚通达，同样构成了其“高人”人格的一部分。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南大图书馆里读到他发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篇就新诗形式问题答读者的短文，其基本观点是：现在讨论新诗的形式确有必要，但还不到时候，急不得；应先结合实际，在问题的钻研上多下点功夫。由于此前已读过一批包括他在内的相关争论文章，当时就想，这位在新诗形式的探索上着力最勤的老先生能这样说，真可谓洞明事理，是个哲人。毕业后到《诗刊》工作，立刻置身当代诗歌风云际会、波诡云谲的前沿，但印象中二十余年间卞先生从未理会过诗坛的是是非非，更谈不上以诗坛前辈的身份，做真理在握科，居高临下地指点、讥讽乃至训斥探索中的后学（即便是顽劣的后学），以捍卫某一既定诗歌秩序这样的事。对先生来说，这种虚幻的秩序大约既不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一以贯之的姿态是独与诗歌往还——修道至此，不亦高乎？

“高人”必定寂寞是常理。对此虽曾一再验之于卞先生，但真成为某种心事，却是在2017年于现代文学馆举行的“墨写新文学”开幕式上观摩到欧阳江河手书先生的两首诗之后。说来江河兄那幅字的布局也是用心良苦：《寂寞》8行以浓墨横写，居于中央的主体位置，亦为作品冠名；环绕着此一主体，以淡墨竖行好似背景般一路圈写过来的，则是先生的名作《距离的组织》。这样的布局初见之下便一把抓住了我，让我一时陷入魔怔，反复品味，久久不能离去。《寂寞》自是早就读过的，但一直以为属于先生方出“练手期”，未脱青涩的作品，没有太在意；《距离的组织》不必说了，不仅熟读，还为此写过一篇数千字的细读文章；然而，如此布局所构成的某种“有意味的形式”或彼此发明的互文效果，却让我不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是第一次读到《寂寞》，第一次意识到，其简约之极的叙事结构之下，平淡之极的叙述口吻之下，朴素之极的乡下/城里、蝈蝈/夜明表、生之倏忽/死之寂灭的并置之下，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乃是个体生命和现代秩序之间根本的分离、反对和冲突，是所谓“现代性”在自我悖谬中不得不面临的对“时间”和“家园”的双重追问。我当然也没有想到，两首在内部时空处理上各擅胜场的诗叠映在一起，会令《寂寞》收束处那只“不曾休止”、似乎也永远不会休止的“夜光表”前所未有地刺痛我，并唤醒我心中某种潜伏已久的恐惧：确实，当不舍昼夜的时间不再如同润泽、涵泳生命家园的流水，而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机械装置，不再意味着对自然生命的持续守护，而是意味着无尽的戕害，那被我们指认为“命运”的人生之旅，无论表面是如何繁嚣，骨子里又该充斥着怎样的寂寞呢？

由此记忆之灯忽被点亮，并聚向不多的几次亲见先生的时刻，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11月2日陪同台湾诗人向明先生去家中拜访他且面聆教诲的那次。那次去前，向先生就讲，见卞先生是他多年的愿望，不想此番得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向先生真至诚之人，因为见面略事寒暄后，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差不多就主人一人在说，他只管静静地听（我自更是如此）。初冬的阳光隔着窗玻璃斜照进来，洒在卞先生清癯的面孔和略显蓬乱的银发上；他不改的乡音语流也像阳光一样，在耳畔汩汩响着，虽听不太懂，但大致可知语涉不同时期诗歌、文学界某些未及进入公共视野的“秘辛”。眼见窗格在地毯上的投影在一点点变短，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幻觉：眼前这位八旬老人正从容地逆行于时光隧道中，他所言及的那些人和事也仿佛受了点化，变作他身后闪闪烁烁的一地碎金。于是一边遗憾未事先准备录音机，一边忍不住想：“谁来收拾和继承这些无价的财富？谁！”

类似的场景后来还有几例。比如一次我打电话想约他做一次有关诗坛现状的访谈，他却在电话中絮絮了大半个小时，只谈一件事，就是现在许多人写诗不用标点符号是在倒退，实在要不得，《诗刊》在这方面应有所作为。又比如在某本现代诗鉴赏词典的新书发布会上他率先致辞，说是讲几句，结果对着麦克风一讲就是一小时四十分钟，其间主持人几度附耳提醒，他却如同未闻，弄得同样坐在主席台上准备致辞的几位大领导颇为尴尬，眼见饭点已到，最后只好每人真的只讲了几句。

所有这些集合在“时光隧道”名下，每每被作为酒后谈资的记忆，此刻却如同经历了瞬间变身，在“寂寞”的名下重新集结，并显示出别一层意涵。卞先生的声音在耳畔再次响起，却不再是些难懂的话语碎片，而更像是某种空谷足音般的警示。我深深地感到，先生那旁若无人的自顾自独白，不如说是某种无言倾诉的变体，内中充满寂寞的气息：既是在排解往昔积存于心的寂寞，也是在反制身后可能的更大寂寞。说“空谷足音”则意味着：我们这些后来者，或许正是这更大寂寞的肇因。对一个始终隐身垂范的高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寂寞呢？

作者单位：作家出版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