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鬼都市的奶奶们

东京是很容易造就女酒鬼的地方，在这里“酒鬼”是一种可爱的昵称，但朋友提醒我，别让读者误会了，那我觉得，今天重点要写的，是两位经历了人生起伏的高龄女士，她们才不会介意自己被叫做“女酒鬼”还是“女酒神”呢。

我初次来东京的时候还不满二十岁，没到这里的合法饮酒年龄。但在中国，十八岁就是成年人了，基本上所有人一进大学就开始喝酒，这是浪漫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夜晚从复旦的正门走进去，就能看到林荫道旁边一堆人坐在地上喝酒；排球场篮球场上，有人打球，看球的基本上手里都拿着啤酒瓶子；相辉堂和燕园曦园有更多人聚众喝酒；就连在大家沙龙看电影时，也能发现观众们手里拿着一次性杯子，里面是酒，而不是水。

中国的喝酒文化从年轻人那里开始就是集体喝酒，独酌让人觉得古怪，会断定那人心情不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一个人喝闷酒。但到了日本就不同，第一次被同学拉去大学附近的小餐馆吃午饭，就看到有很漂亮的女孩一个人慢条斯理吃意大利面，旁边放一杯啤酒。说实在的，我很羡慕这样的场景，因为从小我就喜欢一个人吃饭，边吃还要边看闲书，被家里大人发现了会被骂。进入到可以喝酒的年龄，我其实很不喜欢跟人碰杯，感觉喝的节奏完全没被掌控在自己手里，别人会碰一下，说“你该喝了”，或者是你自己喝一口，就有人说“哎怎么自己偷着喝啊”。这些所谓的中式酒桌礼仪，令我非常困扰。难道喝酒不是一个人的乐趣吗？自己想吃什么食物，想喝什么酒或饮料，终极目标不都是为了自己快乐吗？

来到东京的头几个星期，出门吃饭总有同学或者朋友一起，因为有人能说流利的日语，本意是为了消解我语言尚不通的紧张感，但我发现这样根本迈不出锻炼口语的第一步。之后我刻意自己一个人去餐馆，点餐之前偷听着旁边的客人说什么，发现无论男的女的，最大概率的一句话是：とりあえず、ビール（请先给我啤酒）。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本地人的精神，一说出来就有松弛感，店员立刻爽快地回答はい，虽然大多数情况翻译成“是”，但那种感觉大概相当于在北京要大碗炸酱面，伙计跟你说“得嘞”。作为第一句我在东京应用熟练的句子，我很快染上了进店先要喝一杯生啤的毛病，而且不管能不能放开音量，喝下第一口冰凉酒体之后，嘴巴和内心都会一起拖长音“哈——”地一声。

女人独自进到一家餐馆，自顾自先点杯酒喝，在别的地方恐怕会引来他人的凝视甚至招惹上搭讪，但在二〇〇〇年的东京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还没到日本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女人最好不要独自进居酒屋，也不要一个人进拉面店、咖喱饭屋、牛肉盖饭店什么的，不然会被投来异样的眼光。可事实和经验告诉我，虽然以上这些种类的餐馆里男性占多数，但他们大多也都是一个人闷头大吃或沉默独酌，根本没人在乎旁边坐的人是什么性别。更何况日本人里头“社恐”占了大多数，他们独自吃喝的全过程中鲜有抬头看旁边一眼的，恐怕邻座是只猴子也不会被注意到。反而是我这样独自闯进某个本地社区居酒屋的外国人，会不时偷瞄旁边客人点了什么，冷不丁发问：“您点的这是什么啊？看上去真好吃！”

一般的结果就是：如果旁边是位大叔或小哥，他们都会羞红了脸，低着头看都不敢看我，一边详细回答着食物的名字，一边点头如捣蒜地拼命活动着自己的颈椎，生怕没说清楚等会儿我还要凑过去再问一遍。如果旁边是位女客，反而会比较自然一点，直视你的眼睛捂着嘴巴响应我的赞美：“哎呀，是真的挺好吃的！”

然后她们会转向吧台后面的老板或主厨：“听听人家说的，看着就好吃，还不赶快给人家上一份啊！”

如果双方手里都有酒，等新菜上了，这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碰一碰，有往下聊的兴致就可以继续开着话匣子，想保住独酌的氛围感也可以就此什么都不说，各吃各的。

有两部关于一人食的日剧在中国都很有人气，一部是大名鼎鼎的五郎叔的《孤独的美食家》，另一部则是没那么有名但也拥有一定粉丝的《和歌子酒》。前者是经营外贸公司的大叔每干完一单就在街头神思恍惚地肚饿，后者则是小白兔感觉的年轻女白领只要一下班就满世界找酒喝。在东京，这两种状态都很具有代表性，只不过五郎叔不喝酒，每次看到他点了极配酒的美味，我就会在画面外替他捶胸顿足。这简直像是爱喝酒的作者对观众们的戏弄，结合正剧结束之后的彩蛋，就更坐实了他的阴险用心。明明每一集的最后，作者都亲自去把五郎叔点过或没点过的当店名物吃一遍，并且还要配上最招牌的酒！而女白领和歌子的状态比较直给一点，每到一家店先不点菜，先来酒——这是千千万万个在东京独自吃饭的女人的行为模式，与其说下了班去一家店是为了填饱肚子，还不如说，一个人坐在吧台上，点上一杯酒，便开始了游戏模式：接下来用什么食物来配今天的酒好呢？思考这个问题可要比思考怎么做PPT怎么应承上司快乐多了。在东京的一些老外朋友曾经和我讨论，一部分日本人一下班就去某家店给自己点杯酒专心吃喝，这在他们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如果一个女人在外面，坐吧台，又点了酒，那不是想找艳遇是什么？”

我说错错错，如果这是在有点热闹的酒吧，独自喝酒有可能暗示了点东西，但在餐厅给自己点了全套，只能说明这是只属于独自一人的享受时光。

“胡说。在中国，你们会这样吗？”

我回想了一下，这种情况确实不太多，我们是过于勤奋的民族，无论男性或女性，一般一个人在餐厅里吃饭，大概率是工作餐。

“那韩国有没有这种？”

我不太了解韩国人，但从我仅有的在韩国旅行和工作的经历来看，女性独酌确实鲜见，一个人揣着心事喝酒的大叔倒是随时可见。

这么看来，日本确实是对独自喝酒女性最友好的地方了。借用《孤独的美食家》片头来说，这是一种任性的行为，也是孤高的体现，但反正没人管得着，管好自己就行。

二十一世纪初的东京，第一个通过喝酒认识的女性，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时我住的高円寺附近有家很别致的小酒馆，叫做“抱瓶”，早稻田的学姐带我们一帮学弟学妹去过一次。进去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家冲绳酒馆，最有名的是各种“泡盛”，即冲绳制法的烧酒。在那里我第一次喝到混合了柚子汁的烧酒，觉得清爽适口就没戒心地一杯接着一杯，迅速进入浅醺的状态，但因为不停地吃着苦瓜炒蛋、三枚肉、乌鱼子炒饭之类香喷喷的下酒菜，所以一直没往更醉的地方飞去。最后大家吃高兴了，所有人伸手搭着左右同伴的肩膀，唱起了早稻田的校歌，唱完后又心虚地互相吐舌头，想来很困扰当时在同一空间的客人。但要买单的时候发现有人付过钱了，老板说：“刚才那一桌也是早大毕业的，已经帮你们付了。”

我们这群小年轻们啧啧赞叹，这家酒馆也在我心中留下了特别好的初印象。

第二次我是一个人去，因为想念他家的三枚肉，吃起来特别像某种上海的红烧肉。我一个人坐在吧台上，虽然记得三枚肉日语怎么发音，但忘记了那天喝过的柚子味泡盛怎么说，点单时哼哈了半天，坐在相邻座位的女士转过来，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用非常地道的中文问：“是中国人吧？”

她这一开口，令我觉得来了救星，无论是发音还是说中文的腔调，我都深信不疑这是位中国老太太，但她的打扮和身体动作又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瞬间我开始猜想，可能这是位在日本生活了很久的中国奶奶。但她似乎猜到了我的问题，自我介绍说：“我是日本人啊，但是出生在青岛，二十岁才回到日本。”

我默默计算了一下，因为老太太看上去和我奶奶差不多年纪，那她怎么都应该是一九二几年生人，也必定是因为日本战败的原因，她才离开中国的。想到这里，我觉得对话没法展开了，这天基本已经聊死了。

老太太替我要来了泡盛，非常文雅地一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父亲当时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在青岛开诊所。我们全家都非常痛恨那个时候的日本政府。对我来说，青岛才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想离开青岛，但是没有办法。”

我唔啊了一阵子，她感受到我不太想和她交谈，便转过去默默地小口啜饮眼前的啤酒。三枚肉配着白米饭上来，吃一口香甜酥烂，让我想到了已经离开三个月的家乡。那年我二十岁，从出生开始，我就一直待在上海，才到东京这点时间，就已经开始心心念念上海的红烧肉、小馄饨、葱油拌面、酒香草头。我用余光瞄到这位老太太，她衣着朴素整洁，白发一丝不苟地拢在脑后，面前除了啤酒，也放着三枚肉和一碗清汤面。在日本，冲绳料理是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食物，她莫不是也在想念曾经熟悉的味道。老太太的手边还摊着本书，和我一样，她是那种喜欢边吃东西边阅读的人，我看她缓缓翻过一页，满篇都是中文字。

“您在读什么呀？”我终于忍不住好奇问道。

她非常快乐地转过头来，把书交到我手中，是一本《中国名家散文选》。我打开目录页，有茅盾、朱自清、冰心、郁达夫等名篇，每一页都用铅笔做了笔记。老太太的字迹非常秀丽。

“您最喜欢谁写的文章？”

“朱自清吧，”老太太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骄傲的人。”

“我听说日本人都很喜欢鲁迅。”

“啊，”她有点抱歉地说，“我不敢说自己喜欢，因为中文的水平还理解不了，有时候读几遍还完全不得要领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拜读鲁迅先生的作品。”

“您的中文真的已经很好了，听不出是外国人。”

“不不，真的退步了，”她摆手说，“加上现在年纪也大了，更加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每天都会读至少十页的中文书，来保持我的阅读能力，毕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中国人愿意和我聊聊天的。”

“现在中国留学生来日本的也很多了，”我说，“可以请一个专门的中文家教。”

老太太笑了笑，轻声说：“那真的太不现实了，我……非常贫穷。”

她用的中文是确确实实的“贫穷”两字，这回答让我很惊讶。在那个年代，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大多不是穷学生便是寻找机会的打工者，而日本人，尤其是东京本地人，在外来者的眼中普遍都是富裕阶级。遇见老太太的时候，她坐在吧台上自斟自饮的模样也给了我些许错觉，因为在我小时候的上海，能下馆子喝一杯的人绝对不可能是穷人。

没想到是“贫穷”二字开启了我们的交谈，我们同时将身体微微侧向对方，老太太慢慢地给我讲她的经历。她父亲先到的东北，在沈阳认识了她母亲，婚后夫妻俩来到青岛开的妇产科诊所，一开始在日本侨民中声誉不错，慢慢地，也有了中国本地的客人。她们家一共是两个女儿两个儿子，老太太排行老二，是四个兄弟姐妹中的大姐，上面还有个哥哥，但在离开中国前夕得病死了。老太太说，这可能也是父母决定回国的重要理由之一吧，因为青岛成了全家人的伤心地。

“我回到日本的时候已经二十岁了，没有对象，没有嫁人，因为一直就在父亲诊所帮忙干些初级护士的活，要不就是帮母亲做家务，所以也没正经念过书。”

她告诉我，因为目睹了战争的残暴，以至于对大多数年轻男子都有不好的感觉，认为那种好斗嗜血的东西存在于每一个男性的心灵深处，稍微一激发就会浮出水面，所以非常抗拒母亲给自己各种介绍相亲对象，逼着她赶快嫁人。还好父亲算是比较开明的人，便建议她系统地去学一下护士的课程，成为专业的医护工作者。听到这里，我感觉一个明朗的故事正朝我展开，一个不愿意把命运交给婚姻的女孩，有一定工作经验，又有家庭的支持，她顺理成章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表率，认真上完护士学校，从此一心一意将自己献给纯洁的事业。但就在这时，老太太忽然露出一丝自嘲般的笑容：“准备好了吗？继续往下说，可能你会看不起我，因为你毕竟是早大的高材生啊。”

这让我愈加迷惑了，她会遇到什么？家庭不幸？意外事故？健康问题？对了，老太太刚才说了，她很贫穷，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她才会这么描述现在的自己的。

“其实根本不是太大的事情，而是我在护士学校期间，染上了喝酒的瘾。”她说，“一开始只是觉得压力大，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喝一杯，但后来，一杯变成三杯，三杯变成一瓶，再后来，和医学生的男孩子一起逃夜，一晚上就能喝空二十几个酒瓶子。”

实在是难以置信，我很难把眼前已至暮年还干净整洁，看上去无比自律的白发老妪和她说的形象联系起来。

老太太简单平淡地描述了自己当年从爱喝酒到沦为酗酒的过程，只是不知不觉的量的增大，从独酌到聚众，从给自己一点安慰到别人猛灌她酒精，从想要医治一点点个人的抑郁到所有人都用自己的不满感染着身边其他人，直至一种狂欢的气氛弥散在空气中，每个人都只有使劲喝，才有可能摆脱命中注定的不幸似的。她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克制，有时喝多了也有逢场作戏的成分在，但很快，护士学校在实习中发现她在给病人注射时手抖得厉害，明显是前一晚喝多了。被几次警告后，她很担心自己在学校的行为会被当初特别支持她的父亲得知，就更焦虑得夜不能寐，只能靠多灌自己几杯才能入睡，不然第二天连清醒的状态都难以保持。最后的结果是：学校倒也无意开除她，只是婉言建议她休学一年后再继续，但等她回到老家，父亲一看她的形容状态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作为特别保守的医务工作者，他坚持要和女儿断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