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旧赋》背后的隐事

魏晋时期的一个寒冷的冬日，“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西行前往洛阳，途经山阳城（今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一带）故友嵇康的旧居。在黄昏的萧瑟寒风中，传来了清亮的笛声，更增加了几分凄苦。向秀面对着故人的居所，想起曾经与旧友一起宴饮欢聚、畅谈高歌的场景，而今物是人非，世事茫茫，颇有生死两寂寞之感，于是提笔写下怀念故人的名篇《思旧赋》：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720—722 页）

《思旧赋》不是普通的怀人之作，其所怀对象吕安、嵇康不久之前先后被处死。表面上吕安是因被诬陷个人私德有亏获罪，嵇康也因此事被牵连，究其实还是因为不见容于当时把持曹魏政权的权臣司马昭，不肯与其合作而遭受的不幸。与向秀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于洛阳东市被公开处决，临刑前神色不变，还向身边的人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这首琴曲是嵇康命运的悲歌，更表达了对司马氏强权的蔑视。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向秀对故人的凭吊就绝非简单的对旧日友谊的追怀，其中也涉及诡谲纠缠的现实状况。而向秀此行西去洛阳，正是迫于司马昭的压力，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此番凭吊故人，向秀内心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屈从于处死旧友的司马昭，无疑对故人怀有深深的愧疚；而怀念不见容于现实强权的友人，付诸实际的访旧行动和付诸文字的真实情感，也必然冒着巨大的现实风险。因此《思旧赋》中才会感慨自己“心徘徊以踌躇”，向秀虽然选择了妥协，但仍保持着犹豫和痛苦，即便如此也活得战战兢兢，“寄余命于寸阴”，有朝不保夕之忧患，其中的情感是生死之际的郁结，是现实重压下的欲言又止。

废墟前的思绪

向秀在山阳城故人旧居所看到的一石一瓦、一草一木，无不勾起他对往日时光的回忆，近处高台是宴饮欢歌场，远方旷野是驾车出游地。文人雅士的聚会在东汉末年开始逐渐盛行，并形成了知名的文人团体。早期的“建安七子”，就是围绕在“三曹”父子身边的文人团体，他们赏景玩月、吟诗作对，从事“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60 页）的活动，可以看出文士的风雅格调。虽然“三曹”父子的确表现出极高的文学才能，取得了不凡的文学成就，宋代敖陶孙称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植被钟嵘赞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可“三曹”若非处于现实政治权力的中心位置，又如何能持节揽辔，使“建安七子”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言“望路而争驱”呢？建安文人活动的一大重点是“述恩荣”，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人集团可以说以现实政治为旗号。而魏末以来，出现新的文人集团即名士团体，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则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向秀、嵇康都是此中成员。

名士的品格，按照牟宗三的说法，是包括了“清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谈、玄思、玄智”（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吉林出版集团2010 年版，第62页）诸多特征。清言、清谈、玄思、玄智表示以一种特殊的言说思考方式，超出日常逻辑、学究的路数，能“谈言微中”，简单的几句话可以把事情说得透彻、漂亮；清逸、俊逸、风流、自在则表示与众不同的风度、姿态，清与浊相对，“清”是丰神俊秀，不落俗套，也可以说名士的“清”是自视颇高，不肯与俗人为伍。整体来说，名士的品格是种审美向度、人格向度。因此，“竹林七贤”这样的名士团体的形成，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结果，名士之间受对方人格吸引，有共同的意趣和追求。名士的互相赏识往往就是刹那的神交，对彼此才性的赏识，比如山涛与嵇康、阮籍最初不过只是见了一面后，就深深为两人风采倾倒（参见〔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587 页），而名士的这种交往，并不是一定要有惊世骇俗之举动，反而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其特有的情趣。嵇康喜欢锻铁，炎炎夏日光着膀子，抡着大锤在院子里的柳树下反复敲打铁块，而向秀就在旁边打打下手，两人没有激烈地讨论玄理，只是“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唐〕房玄龄等：《晋书》第5 册，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374 页）。根据记载，向秀与《思旧赋》中的另一位主角吕安的交往，也不过是一起在山阳城的菜园里挑水灌溉。就在这些平常的交往中，这些名士之间品味出了超然物外的真趣和真意，达到相识而笑，莫逆于心的境界。

正是由于竹林名士这种对精神契合的高度自觉和追求，也使得他们的人我之界特别分明，不愿降志辱身。钟会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重要谋臣，权倾一时，喜欢讨论玄理，倾慕嵇康为人，想要与其结交。一次，钟会前去嵇康家拜访，嵇康正好在锻铁，看见钟会来访并没有给予最起码的接待，仍自顾自地锻铁，过了很久，钟会大概自觉没趣，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嵇康开口问道：“你为听到什么而来，又见到了什么而去啊？”钟会说：“我为听到应该听到的而来，又见到了应该见到的而去。”这说明嵇康并不因钟会的权势而改变自己交友的准则，不过，这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有个过人的本事，就是善做青白眼，凡是崇尚繁文缛节的世俗之人来拜访他，他就白眼相向，而对意气相投的名士则青眼有加（参见〔唐〕房玄龄等《晋书》第5 册，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361 页）。名士不仅对世俗之人界限分明，若是同属名士之人因循世俗权力，一样会受到严厉的排斥。嵇康就写了不少绝交书，对原来的朋友加以斥责，割袍断义，最有名的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现存嵇康所写绝交书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两封）。当时山涛从选曹郎任上升迁，欲推荐嵇康代其原职，嵇康听闻此消息，写下了这封绝交书，提出自己性格上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认为山涛对自己并不了解，自己与山涛的结交不过是“偶与足下相知耳”，表明嵇康坚决不与世浮沉的态度（参见〔三国魏〕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194—199 页。前人指出嵇康写这封信不是真的要与山涛绝交，而是“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不过也表明了嵇康与世俗名利划清界限的果决态度）。

从名士处世之峻、自视之清，可以看出名士的确是努力想在浊世中维持一个无瑕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在沉重的现实挤压下，注定不能长久。向秀当然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而正由于他曾经也是局内人，所以面对这片劫后丘墟时，他内心也承受了难以言表的痛苦。他在《思旧赋》中用了两个废墟意象：“叹《黍离》之愍周兮”是东周大夫悲叹宗周宗庙宫殿，都因战乱毁弃，被农民开垦为农田，长满了禾黍；“悲麦秀于殷墟”则是殷商灭亡后，殷王族微子前往周王庭朝拜，路过殷墟，目及之处已经长满了麦子，这两个意象实际都隐喻了当时名士最大的危机，即于魏晋易代之际何以自处。

自东汉末年以来，时局动荡，群雄四起，最后曹氏掌握了大权，曹丕于220 年代汉称帝。历史惊人地相似，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司马氏家族照搬了曹氏九锡、劝进的旧把戏，司马炎于265 年代魏称帝。短短几十年，政治形势变迁，对于百姓是战乱流离的苦难，对于作为上层精英的名士，则面临在曹魏与司马氏之间进行政治选择的课题。若如流水般随高下形势趋附权势，对于以品格自高的名士来说无疑是自我毁灭；若坚持内心操守不随势转，却也同样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鲁迅评价《思旧赋》：“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2 页）面对故友的惨死，面对现实的重压，向秀只能以这种婉转深沉的方式点出形势的残酷。

名士少有全者

《晋书》云：“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唐〕房玄龄等：《晋书》第5 册，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360 页）魏晋易代，时局动荡，无论自处或处世均是艰难，但是易代之事并非仅仅限于魏晋，何以偏偏在此时出现“名士少有全者”的现象呢？如果要解答此问题，还是要从名士自身说起。名士虽在曹魏时期才真正形成，但是其社会影响力却可以溯源于东汉末年的士人群体。东汉末年，士人激扬名节、清议时政，特别是领袖人物有极大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就是影响社会的实力。如东汉名士张劭去世，前来会葬的士人竟多达千人；再如名士李膺常以振兴天下名教为己任，时人一旦经他推荐便身价倍增，所以年轻士人能在他家登堂入室，自比为登龙门，可见士人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魏晋之际的名士虽然不如东汉士人“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那样崇尚儒家入世，更侧重于庄老清言玄理，但是魏晋名士一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魏晋名士长于品题人物，而当时的选拔官员的九品中正制最初就与乡评有关，因此魏晋名士的清言就不可等闲视之（参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55—110 页）。名士何晏在曹魏时期当过吏部尚书，这可能也和他善清言、富声望有关，当时号称“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71 页）；嵇康被判处极刑时，居然有三千名太学生共同请愿刀下留人，让嵇康去太学当老师，结果当然没有得到允许。实际上司马昭看到嵇康在太学生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又不能为自己所用，自然更容不下嵇康了，可以说三千太学生的求情反而加速了嵇康的死亡。魏晋之际名士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即便名士不想卷入现实政治，也是不可能的。

东晋袁宏曾作《名士传》，历数魏晋易代前后名士：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名士（〔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239页。袁宏《名士传》还将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称为中朝名士，因已不属于这里讨论的魏晋易代之际范围，所以没有列出）。

这里的“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的表面是因时间先后为别，正始名士主要活动于魏晋易代前，而竹林名士则大致在魏晋易代之后。但正是这一时间先后，使得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正始名士更加主动参与政治，因此受到反噬最重；而竹林名士有前车之鉴，刻意保持个体独立，艰难求生。

正始名士生活在曹魏与司马氏权势交替的关键时期。魏明帝曹叡于景初三年（239）驾崩，遗诏由皇子曹芳即位，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即位第二年改元正始。曹爽是曹魏宗室，其父曹真为曹操族子，也是曹丕指定的托孤重臣，因此曹爽一族位高权重，他在辅政后大权独揽，起用新人，名士何晏就在其当权时任吏部尚书，把持选举。曹爽的行为打破了曹魏政权中宗室与元勋之间的权力平衡，引起包括辅政大臣司马懿在内的元老强烈不满。正始十年（249），司马懿乘着曹爽兄弟扈从曹芳到洛阳郊外拜谒曹叡墓高平陵时，发动政变，最终司马氏掌握了曹魏大权（相关经过参见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89—113页）。“高平陵之变”极其血腥，不仅曹爽被族灭，而且其心腹也大多被牵连。当时司马懿让何晏审理曹爽等人，何晏本身是曹爽当政时提拔的官员，急于撇清关系，彻查与曹爽有关的人员，牵涉到邓飏、丁谧等七族人，可是司马懿总是不满意，说还没有查清楚，总共涉及八族人。何晏这才恍然大悟，说：“剩下的一族指的就是我吧。”司马懿回答说：“正是。”于是把何晏抓捕起来，与其他人一起处死。而同为正始名士的夏侯玄，虽然没有直接在“高平陵之变”中遇难，但是他母亲是曹爽的姑妈，他本人和曹爽是表兄弟，在当时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的大形势下，夏侯玄的这种身份必然引起司马氏的强烈怀疑，夏侯玄内心也不可能真正顺服司马氏，终因反对司马氏而罹难。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支持曹爽的基本都是名士，司马懿则是个军阀（参见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5—186 页），在军事力量的重压下，可以说“高平陵之变”是名士集团遭受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名士参与政治的失败，一方面是现实力量的悬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名士缺少参与政治的才能，名士所具有的才是“逸气弃才”，在表示生命的真实性方面有精神格调，有审美，有境界，却与现实的需要有所出入（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吉林出版集团2010 年版，第61—68 页。牟宗三认为夏侯玄“此为贵戚名士。有位望，有权欲，而无其才，故只以贵戚名士而杀身”，何晏“亦为贵戚名士，有位望，有权欲，而亦无其才，故因党曹爽而见诛”，又说“凡贵戚贵臣而为名士，自名士言为下乘，自政治言亦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