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黛安娜

1

本来以为这将是客居异乡的普通一天——没有远足，没有派对，没有参观。这是个典型的洛杉矶暮春的早晨，雾气弥漫在树间房顶。我跑了一英里回来，看到前日风雨让廊下的多肉蒙了一层灰，决定拽出车库的水龙头冲洗一遍。水龙头坏了，无法与水管对接，那长长的水蛇样的塑胶软管无论如何也不能从那摇把滚轴上舒展开。我悻悻地放弃，进屋换掉一身被打湿了的晨跑衣，刚要准备早午合一的简餐，接到了房东杰伊的电话。

“嗨……”电话里他的声音有点犹豫，是那种不想麻烦别人又不得不张嘴的没有底气。三天前他去了东海岸的波士顿出差。“那个……你还记得黛安娜吗？我表姐。她刚才打电话给我，问是否能把她送到旅馆去，她已经下了火车……”

我立即接口道没问题，让杰伊把我们两个的电话互相推送一下。那一瞬，我甚至暗自欣慰，可怜的黛安娜，我终于可以为她做点事了，即使只是开车跑腿这种我并不擅长的事。

我见过杰伊这位表姐一面，那是四年前，在距离这个山谷一百二十公里的海滨小城圣巴巴拉（SantaBarbara）。那天跟杰伊去海边，纯粹出于好奇——他的亲戚们要举行一场海葬仪式。船舷边，在人们的注视下，两个小塑料袋被打开了，那令我好奇又害怕的陌生人的骨灰露了出来，并非想象中的雪白，而是像石灰一般青冷。与玫瑰花一起，它们被撒进太平洋那清澈湛蓝的深水里，打着旋儿弥散开，一眨眼就毫不留恋地消失了。有几只海豚好奇地游近，似乎不解其意，又轻快地游走了。穿着拘谨黑色正装的人们，都宽衣解带，擦着脸上的汗水，乘着那艘租来的丧葬公司快艇回到岸上，各自钻进停在码头的汽车，直奔提前预订好的那家墨西哥餐馆。

杰伊的大表姐是当地的富户，不仅拥有上千英亩牛油果种植园，先生还是政府信赖的建筑承包商。她显然与那餐馆老板熟稔，包下了餐馆午间的大堂不说，还在角落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也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那化成骨灰的两个人。一位是杰伊的姑母，享年78 岁。一位是杰伊的表侄，也就是这位姑母的外孙，死时只有23 岁。前者富态慈祥，是那种谁见了都不会不喜欢的老妇。尽管离异多年，她的前夫，也就是杰伊的姑父汤姆，仍是到场致哀。那是个极儒雅斯文的绅士，早年在航空部门供职。他很注意保养，身形挺直瘦削，天热，脸上脖子上抹着防晒霜，厚且不匀，一位扎着黑而长的卷马尾的女子用餐巾纸给他擦着。“那就是我的三表姐黛安娜。那位23 岁的死者，是她的儿子，自杀的。”杰伊小声在我耳边嘀咕。照片上那个浓眉高鼻的青年，眼神黑亮又迷惘，像火车钻进隧道时投射在黑暗中的两束光，明亮而无力。他经历了什么样的苦痛，在还没完全绽放的年龄，选择了熄掉那团生命之火？ 23 岁啊！为人之母，我不由得心疼——我宁愿自己死去一万次，而绝不忍看着孩子自坠悬崖！

明明是为死者送葬，活着的人却并不怎么谈论他们，是有所忌讳呢，还是感觉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就不要再提了？参加葬礼的虽都是沾亲带故的，平时并无密切往来，有人甚至来自外州，多年不见，吃喝着闲聊的也不过是彼此的生活与职场。

尽管满心好奇，我这纯粹的外乡人也不好意思多问，便希望有机会与黛安娜聊一聊。

吃饭时，我与她正好相邻而坐。她比两个衣着和举止都很高贵的姐姐好看，大眼睛忽闪着，望向人时有种不确定的犹豫，似乎拿不准该不该信任对方，更拿不准对方如何看自己。我小心翼翼地措辞，谨慎地表达着自己的同情。可她脸上好像没有闪过一丝难过，反倒微笑着让侍者给我来一杯她正喝着的玛格丽特（鸡尾酒），一副没心没肺神态，好像那照片上的年轻男子与她无关。

“她可是个trouble maker（制造麻烦的人），自小就是！我现在记不得她具体都干了什么，可是你看吧，她没上过大学，五十岁了，从没有过一份稳定长久的工作。没有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儿子，还自杀了。她居无定所，有时在我姑父那儿住一阵，有时搬出去与人合租。有一次据说还因为吸毒被关起来了……”回家的路上，杰伊边开车边说，扭头望一眼后座上那一网袋滚来滚去的牛油果。那是从大表姐家果园采摘的，按人头分发时，发现少了一份，黛安娜麻利地把她那份塞给了杰伊。

“可是她很友善啊，一点也不像坏女人，甚至她身上脸上都没有一点中年女人自私专横的迹象，反倒像个缺心眼的少女。”我建议杰伊以后多关心她，毕竟形单影只又失去了儿子。“一个女人再怎么失败，失子之痛都是令人同情的。何况，她只是不按牌理活着的一个女子，即使有错，也配得到温暖。”

葬礼后没多久，杰伊说黛安娜打电话给他了，说她在我们这个山谷小城的Goodwill（售卖捐赠物品的二手店）找到了一份当售货员的工作。“请她来家里吃饭吧，我做中餐给她吃。”我竟有几分激动。杰伊微笑着说好，可工作一忙便没了下文。某天中午，我去超市购物，经过那家Goodwill，想到黛安娜，便拐进了停车场，进店转了一圈也没看到她的身影。“你问黛安娜啊，她早辞职不干了。去哪儿了？上帝知道。”一位女店员面无表情地说。

我后来倒是与杰伊的姑父见过一面，约了在两个城市中间的一个小镇吃饭。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的老人仍像黑白电影中的开明绅士。他身边是新交的女友，一位戴黑框眼镜的老太太，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一枚戒指，说话轻声细语像个娇羞新娘。火车卡座正好坐四个人。餐厅满座，需提高音量或凑近了才听得到彼此说话。我打听黛安娜的消息，老人淡淡地说有一阵没联系了，她好像跟什么人合租，具体在哪儿他也不知道，话题随即一转，兴致勃勃地聊起他和女友刚去纽约参观的当代艺术展。我不由得心中轻叹，美国父母真是心大，自己过着舒适的生活，任由女儿居无定所也不闻不问。难道，这是他们倡导和欣赏的自由？我曾在社区的露天音乐会上认识了一位温和友善的老妇，说她不能去和大家喝咖啡，因为那天是她女儿回家洗澡的日子。听旁人说我才知道，她女儿离婚后精神崩溃，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的差事也总出错，最后沦为无家可归者，靠政府救济度日，晚上支着个帐篷睡在天桥下，每个月回母亲家洗个澡。

2

圣诞节前，杰伊下班回来说他接到了黛安娜的电话，“说她正在看电视，在演star wars（星球大战），想起小时候我们一起看过那电影，就给我打个电话问我是否还记得……”这个黛安娜，分明是个没有城府的女人啊！我越发觉得她的可爱。她让我想到我在国内的几位女友，与生理年龄严重不符的是过于年轻（亦被某些人嘲笑为“幼稚”）的心理年龄，自嘲为“中年少女”。她们不成熟、不算计，年轻时稀里糊涂结婚生子，终于明白了自己究竟要什么，不愿苟且，果断离婚。寻寻觅觅，发现称心的男人似乎只存在于月球。“没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有固定的居所、不变的外观，没有谁不处于盛衰沉浮之中，没有谁不与敌人和邻居交易品性，没有谁不是韶华已逝却仍未成熟，没有谁不是在漫长的生存之旅的起点便已筋疲力尽。”本雅明的书我读得不多，这几句却忘不了。

没有谁不是韶华已逝却仍未成熟。这句话，不用细思都觉无限悲凉。

我追问杰伊，黛安娜在哪儿上班，过得怎么样？他说他没细问。

这次她既然来了，给她当司机之余，我暗想是否还能做点什么，至少，让她知道她并不是没人惦记。

杰伊电话刚挂，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正是黛安娜。“不用着急出来，我在车站旁一个餐馆吃点东西。你真是太贴心了，肯帮我，谢谢！”她的声音比几年前洪亮自信了，但似乎也更沧桑了。

我说过半小时左右出发，出门前会信息她，让她把餐馆地址发给我。

她立即发了过来。

我赶紧上楼，边换衣服边想，是否先请她来家里喝杯咖啡，然后再送她去旅馆呢，毕竟她都到表弟家附近了。

“你还是直接把她送旅馆吧，你请她来家里，保不齐她会要求住在这儿呢。”杰伊一向乐于助人，别说和朋友家人在一起总肯吃亏让步，还有数不清的陌生婴儿从他的慷慨无私获得了新生——54 岁的他在过去十年间已经为红十字会献了57 次血。

既然他都这么说，我不由得心里一沉，想到几年前他说到黛安娜时用的那个词，trouble maker，便警觉我差点儿犯了个错误。在美国我很少看电视，但那收视率极高的dateline（时间线）却每期必看。那追踪凶杀案的纪录片全是真人真事采访，剪辑制作得极富悬念，几位风格各异的主持人也很有吸引力。令我瞠目的是，许多受害者都是对熟人毫不设防而稀里糊涂地送了命。

要是她借搭车之机赖上门呢？既然她知道杰伊不在，还让我这半个陌生人去接，借钱？偷东西？说不定，她是被坏人威逼着来“钓鱼”，绑架，杀人灭口，那我岂不自投罗网？

越想越可疑可怕，我脑子里那根自卫天线竖了起来，立即给那陌生的号码发了个信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的街道不熟，可否告知一下旅馆的名字？”

十几分钟过去了，她没有回复这条信息。这令我更加不安。也许，她根本没有预订什么旅馆，单等着坐上车装作不经意地提出来家里住。

我换好了衣服立在那儿，无所适从。看到后院一个瓦罐里积了好多经冬的雨水，里面的多肉都开始蔫头耷脑了，我戴上园丁手套，把它清理干净。磨蹭了会儿回屋，手机上多了一条信息，“那旅馆就在距你住地不足一英里的街上。”这语焉不详含糊不清更让我起疑，给她发信息继续问那旅馆的名字，等来的又是不祥的沉默。

我赶紧再给杰伊打电话救援。

“她不会是被什么坏人劫持了吧？她也许不是一个人呢。真上了车，万一我被人拿枪或刀子逼着开回家，那就惨了。”我越想越没底，追问他黛安娜来这儿的来龙去脉。

“我也是早晨才接到她的电话，说不久前她摔坏了鼻子，她爸给她在这儿找了个医生做手术。再不久前她出了交通事故，被没收了驾照，出门全靠坐公交和火车。哪天手术？听那意思好像是明天。”杰伊边回忆边说，口气很不确定。

“从她所在的千橡树（Thousand Oaks）过来得有一百多公里，为什么跑到这儿来看医生？另外，即便我一会儿把她送到旅馆，那明天做手术谁接送她？手术后谁送她去搭火车？”我这一串问题让杰伊有些不安，他说他正忙着准备给客户做PPT 演示。“如果你心里不踏实就直接告诉她，说临时有事去不了。”他答应给他姑父汤姆，也就是黛安娜的父亲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找医生的事。

“我姑父说他倒是听黛安娜说过鼻子需要做手术，可从没给她在这儿找过医生。我告诉他，她让你去接站，但有点拿不准该不该去……”说到这儿，旁边有人大声叫他的名字，他匆匆挂了电话。

过了半小时，黛安娜回信息了：railroad（铁道）路××号。显然，她仍不想给我旅馆名字。我用手机查了一下那地址和她吃饭的餐厅距离，只有半英里（0.8 公里），就是走过去也费不了多长时间。

我更加纠结犯难了。

去吧，既然答应了她。我一向讨厌说话不算的人。

别去，身家性命不是儿戏，你又独在异乡。这个声音似乎更响。一想到十几分钟后，我可能被人用枪顶住后背身陷绝境。我真有点恐惧。

左右为难，我只恨在这异乡没有几个男性朋友壮胆。邻居？倒是有两位可以打扰的，一位是年过七旬的老律师格瑞，一位是马路对面的画家格兰特。我没有格瑞电话，犹豫片刻，还是拨打了格兰特的手机。“我在家，欢迎你过来。”他及时接听了，沉稳的声音似乎不像个病人。

格兰特裹着一个蓝白格子绒线袍子坐在沙发上，正戴着金边眼镜读永远读不完的亚美尼亚版《圣经》。太太特蕾莎一如既往地驼着背笑脸相迎，麻利地端上水果、点心和坚果。小狗查理和罗密欧在墙角的窝里进进出出，前者只有两岁，永远不住嘴地尖声叫着，像个讨人嫌的顽童。后者已经十四岁，因老迈而安静，瞪着玻璃球般的圆眼睛像个凑合活着的老翁。它们都毛干爪净，穿着特蕾莎手织的小背心。

听我说清来由，格兰特花了两分钟翻译给太太听，然后转过脸关切地望着我：“我可以陪你去。”那花白胡茬让他显得愈发慈祥。听我道谢，他戏谑地补上一句，眯着眼睛慢吞吞笑道：“实际上，如果真有人要绑架你，我在场也顶不上什么用哦！”两年前他被查出肠癌晚期，尽管一边看着医生一边信着上帝，他仍是日渐消瘦下去。这次我从北京回来，在路边遇见被他拥抱着问候时，我明显感觉到他又小了一号，薄了一半。“医生拒绝再给我化疗了，现在口服一些药物。我就听从上帝的旨意吧！”他仍是眯起浓眉下那双黑亮的眼睛笑着，化疗后新长出的头发像一缕染了霜的枯草，伏在冬日冻土上。唇上蓄起了一层修剪得很整齐的髭须，让他这油画家添了几分教授的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