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法臣散文小辑

赫拉巴尔，在去金虎酒家的路上

赫拉巴尔注定要与布拉格联系在一起。布拉格迷人的诗人气质和豪放欢快的生活氛围为赫拉巴尔日后成为一名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可以这样说，没有布拉格就不会有赫拉巴尔（就好像没有高密的东北乡，就没有莫言），反过来赫拉巴尔又用自己的文字为布拉格筑起了一座艺术的丰碑，从此谁也不欠谁的。米兰·昆德拉说，无人比赫拉巴尔更能具体呈现迷人的布拉格。

赫拉巴尔右手提着啤酒罐，左手拎着从废纸回收站捡来的书籍，一路蹒跚走过布拉格的街头，不远处就是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大杂院，堤坝街二十四号，门前那盏立着的煤气灯闪烁不定，有谁会相信这个整天衣履不整、神神道道的打包工日后会成为一个与哈谢克、昆德拉齐名的大作家。读完赫拉巴尔的传记体三部曲《婚宴》《新生活》《林中小屋》之后，我才明白赫拉巴尔所说的“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过去是如此的鲜活并伤痕累累”到底是什么意思。说起来赫拉巴尔的前半生并不顺遂。他是个私生子，直到五十年后赫拉巴尔才知道一直关心疼爱他的父亲并不是他的生父。他的小学中学成绩都不怎么样，父亲很为儿子的未来担心。“你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呢？”父亲的忧心时常萦绕在他的耳边，只是为了不让父母失望，赫拉巴尔才违心地报考了冷门的法律专业，磕磕绊绊地成为一名法学博士。什么样的人能读出博士，而且还是枯燥乏味的法学？答案只能有一个：聪明人。尽管赫拉巴尔说自己读得磕磕绊绊。在这之后，赫拉巴尔服过兵役并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先后从事过私人公证处助理、仓库保管员、火车站调度员、保险代理、钢铁工人、废纸回收站打包工以及剧院布景工等多种工作，赫拉巴尔从不断变换的工作中找到了很多快乐，接触到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物，体会到“时代垃圾堆”上珍珠般闪烁的小人物的美好心灵，为赫拉巴尔日后的小说创作打好了底色。

赫拉巴尔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逛酒馆。一部自传体三部曲仿佛就是作家本人穿梭于布拉格街头酒馆的编年史，赫拉巴尔小说中的故事以及坦诚幽默、插科打诨、亲切温暖的语流风格都来源于他的酒馆文化。德国大作家伯尔有一年造访布拉格，赫拉巴尔什么也不顾，只是尽情地领着伯尔逛那些他喜爱的小酒馆，这一年伯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想必他也乐意陪陪他。什么银狐酒家、老邮局酒店、叫花子酒家、老啤酒箱饭馆等多得数不胜数的小酒馆成为赫拉巴尔平时生活的驿站。在阳光倾洒、烟雾缭绕的酒馆里，赫拉巴尔放松自在也没有忧和愁，他跟他的朋友们谈论加缪、萨特与塞利纳，谈论凯鲁亚克与庞德，赫拉巴尔的妻子就此揶揄道“其实他们争论的时候，谁也不听别人在说些什么，只等着让自己的观点，仅仅是自己的观点占据这个讨论，以捍卫自己的自卑”。收起阅读的目光，我仿佛嗅到那洋溢在书页之间的烟火气，以及泛着泡沫的啤酒的醇香，因为赫拉巴尔，这些酒馆以及经常光顾这里的底层人物所构成的布拉格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褪色。法国《观点周刊》因此这样评价赫拉巴尔：“他是乡愁的作家，他属于闪亮慧黠的布拉格，他是日常生活的诗人。”谁说不是呢？

赫拉巴尔说：“我这一天所经历的就是一部小说，真的是一部小说。这种最普通的生活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我不要战争，我也不想战胜谁，我只想象我这种仅只一天的休假能使每个人都能感到满足，从中推敲出本质的东西来。”赫拉巴尔就这样一直生活在那些底层人物中间，他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因为他也是其中一员，他成为作家也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成为他们生活的代言人，以温暖的笔触感同身受地写出生活的真实滋味，只有理解他人，才可能理解自己。他说，作家整个一生都在写着自己的内心独白，真正创作的本质就是持续的爱恋关系，是对自己爱意浓浓的憎恶以及对光明的探寻，借着这光亮我们可能找到自己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和意义。生活到处充满阴霾，赫拉巴尔内心却充满对温暖和光亮的向往，即使在夏天他也生着炉火，他喜欢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小酒馆里，那洒满阳光的酒馆就是他心目中的良辰美景。平时他写作总是搬把椅子随着光影而挪动，甚至他经常爬上屋顶只是为了最后那一抹阳光，在沉吟中写下他对生活的看法，记录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粗粝质朴的人性光辉。

在这自传体三部曲中，真正让人感到温暖的是母亲与妻子对赫拉巴尔的揶揄与疼爱，生活的真实与美好在作家的自嘲里得以还原。1956 年，四十二岁的赫拉巴尔与妻子结婚，作家的怪癖和毛病经常弄得家人哭笑不得，赫拉巴尔的母亲心疼地对儿媳说：“姑娘，跟我这宝贝儿子在一起可没有你的轻松日子过啊！你就把这生活当作美国滑稽怪诞作品来看吧。”对于赫拉巴尔的创作婆媳也不以为然，说他写的东西像宰猪节那样乱七八糟，像工人穿衣服一样不讲究。赫拉巴尔却说：“我的风格就是错误百出，可由此而构成我的魅力。”赫拉巴尔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他写的东西能够出版，每个书店橱窗里都陈列着他的书，他要穿上婚礼服与妻子巡视一番，假装只是在漫步。1963 年在赫拉巴尔四十九岁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底层的珍珠》，书店的橱窗里装进了他的梦想。

赫拉巴尔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问：“我是谁？”在妻子眼里“他对自己老有一种非常坏的看法，他仔细琢磨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些事使他饱受惊吓，他曾经像一座荒芜房屋的破门烂窗，像一口投了毒的井，拼命地用一些纵横交错的板条将它们掩饰遮挡起来。”对自己的责难折磨着他却得到了妻子的敬重，“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是从我们家烟囱里冒出来的烟”。一句平常的话透露出妻子从头到脚的幸福。赫拉巴尔说“不过一到秋天，当再生草被割掉，遍地就开出一种紫颜色的花来”，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生活的隐喻。痛苦的追问与对自己的责难是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一种修为，在痛苦与责难中反思乃至推敲出生活本质的东西来正是诗人该做的事情。赫拉巴尔非常欣赏哲学家雅斯贝斯的一句名言：让自己变得清澈透明。他在七十岁的时候来抖搂出自己思想灵魂及生活细节中的毛病、癖好、恶习甚至丑事，其目的就是要给读者一个清澈透明的赫拉巴尔。赫拉巴尔是真实的，他深邃内敛的情感在笔底下流淌出来是那样的温婉从容，像一条静谧前行的河流，闪着光。赫拉巴尔狡黠地说，这是一部写给姑娘们看的情感小说。他没有诓骗人，但更适合爷们阅读。

1988 年，赫拉巴尔居住的堤坝街二十四号老屋被拆除了，原址建起了一堵“赫拉巴尔墙”，画墙上赫拉巴尔双手插在裤袋里，眼睛看着他熟悉的街衢与行人，有三只猫陪伴着他。这个把一座城市变成一部小说的人，自己也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博尔赫斯生命中的女人

苏珊·桑塔格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可是博尔赫斯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既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情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儿子。

在美国传记作家詹姆斯·伍德尔的《书镜中人》里有一幅美丽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名叫莱昂诺尔·博尔赫斯，她是作家博尔赫斯的母亲，其时莱昂诺尔有“19 世纪的美人，美好时代的绝色”的赞誉，尽管在博尔赫斯的文学生涯中他更多地受到家庭文学传统的影响，但在其家庭文学传统的背景后面，他的母亲在他的一生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莱昂诺尔，而是其他另外一个女人，我们今天读到的博尔赫斯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在博尔赫斯晚年《自传随笔》中，他充满温情与感激地回忆起他的母亲：“多少年来，她一直负责我的全部秘书工作：回答信件，为我阅读，记录我的感受，还多次陪我在国内外旅行。她默默地然而有效地促进我的文学事业。”

博尔赫斯从来没有逃避和背叛自己的家庭，他不像别的作家具有与生俱来对于家庭的反叛，相反，博尔赫斯很温顺，父母尤其是母亲就是他的庇护所。这让我想起作家库切，他坚拒父母与自己的生活之外，“艺术不能只活在真空里，也不能靠渴望和孤独来滋养，必须有亲情、激情还有爱”。面对生活，库切选择的是激情和爱，博尔赫斯选择的是温馨的亲情，直到六七十岁，他仍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很多人想从作家的生活状态中找出一星半点的“恋母”情结的蛛丝马迹，但他们不得不失望地收起猎奇的目光。

博尔赫斯的母亲不仅是一位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翻译家，她曾翻译过霍桑、梅尔维尔、福克纳的一些小说，文笔像她儿子一样优美。她不仅是博尔赫斯生活中的照料者，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朋友与知音。世上没有什么比来自母亲的欣赏更美好的事情了。在博尔赫斯的精神领域里深深地刻下母亲的烙印。有一桩轶闻趣事最能说明这位了不起的母亲的性情，在庇隆专权的时代，博尔赫斯因反对独裁深受当局迫害，某个夜晚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莱昂诺尔，电话那端传来狺狺的恐吓声：“我要把你和你的儿子都干掉！”莱昂诺尔披着那件名贵的开司米披肩开始答话：“干掉我儿子并不难，你随便哪天都能找到他，至于我，你可得快点儿，我已经九十多岁了，如果你不快点儿，我倒要把我的死因推到你身上。”说完撂下电话熄灯睡觉，像没事一样。

博尔赫斯在母亲的庇护下过着宁静的生活，在她活着的时候，很少有人敢贸然侵入他们母子俩的生活，直至莱昂诺尔以九十九岁的高龄辞世。这位美丽的母亲用自己的一生撑起儿子的文学天空，后人在谈起博尔赫斯的时候，也总会想起她作为母亲的荣耀。

博尔赫斯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他的情感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停歇的驿站。这或许能够解释他的作品较少涉及爱情的原因。探讨作家的情感关系并不是一件无聊的事儿，毕竟爱情是文学创作领域里的一个永恒话题，一个作家拥有什么样的爱情观乃至现实生活中的婚姻爱情怎么样，对于读者了解作家的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1989 年，一个叫坎斯特拉·坎托的老妇人以自传的形式推出了一本叫《逆光下的博尔赫斯》的书，此时博尔赫斯已经去世三年，这部回忆录立刻引起轰动，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个中的原因当然不是此书在文学上的造诣，而是它所涉及的敏感话题。是博尔赫斯在现实生活中的性能力问题，这是一个大胆又敏感的话题，为后人认识博尔赫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个女人就是博尔赫斯追求过的社交界美女，乌拉圭人，其时坎斯特拉二十八岁，博尔赫斯四十五岁，按照坎斯特拉的说法，博尔赫斯和她曾经相爱过，他们满怀激情地拥抱过、亲吻过，但“他不敢同我走最后一步”。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曾经留下诗人为爱徘徊的脚步声，可惜的是它仅仅停留在冰冷的街道上。值得宽慰的是与坎斯特拉的邂逅曾激起博尔赫斯空前的创作欲，在这段时间里博尔赫斯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后来这些小说大都收在《阿莱夫》的文集里，带着如此悲凉的现实阅读《阿莱夫》依稀可辨博尔赫斯挣扎在感情河流中的身影，摇摇晃晃，支离破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诗人的不幸，肉体很强健但精神却一片迷茫。没有人能够解释对性的恐惧与茫然是怎样痛苦地折磨着诗人。在短篇小说《乌尔里卡》的结尾处博尔赫斯写下了这样一个沉郁的句子：“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什么意思？是肉体还是形象？博尔赫斯在强大而猛烈的现实面前惯常地退缩到幻想的世界里，在天马行空的想象里一切都得以消解，变得从容，从精神到肉体，看起来坎斯特拉是诚实的，她并没有在“逆光下”撒谎，正如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写道的一样：“幸运的是，经过几个不眠之夜，遗忘再一次在我身上起了作用。”诗人是不幸的，幸运的是并不知情的读者。

博尔赫斯认为他生平创作的最精彩的小说是《第三者》。故事讲的是两兄弟共享一个女人，为了避免兄弟不和，把她卖到一家妓院，后来干脆杀了她。这样的叙述对于博尔赫斯而言是罕见的，带着异乎寻常的报复心理。研究家认为，小说描写的是男子气概，或者说是博尔赫斯心中的男子气概，实际上我们通过资料的研究发现，这里面还牵扯到现实生活中一个叫巴斯克斯的年轻女人，严格地说巴斯克斯既是博尔赫斯的同事、合作者，又是他的学生，博尔赫斯几乎比她大了四十岁，这样的一份感情本身就是危险的。博尔赫斯对巴斯克斯的爱全然写在纸上：“尽管如此，今生无悔的是有过爱，有过幸福，经历过天上人间，即使为时只有一天。”（《亚当遭逐》）很有点不在乎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的世纪末味道。这首诗写于1964 年，博尔赫斯六十五岁，但遗憾的是巴斯克斯在博尔赫斯的眼皮下，还是嫁给了别人，无奈博尔赫斯成为爱情幌子下的垫脚石与牺牲品，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样的伤害是深入到骨髓里的，博尔赫斯只好将他的郁闷写进充满仇恨与报复的小说里，表面上看来博尔赫斯并不缺少爱，只不过他要求的这种爱更多地源自某种精神上的体面而不是实质上的需求，以便与他日渐鹊起的国际声誉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