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注脚的备忘录与个人史

最初读到唐欣，还是在《诗江湖》论坛上。在那个诗歌论坛风起云涌的年代，由南人主持的《诗江湖》绝对算得上诗歌论坛上先锋写作的大本营。因为，那里不仅聚集了伊沙、徐江、沈浩波、朵渔、李红旗、轩辕轼轲、尹丽川、春树等一大批“江湖棍客”和“江湖妖精”，还是各种诗学争论的中心区。那个时候，“盘峰论战”的余热还在持续，“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堡垒依然界限分明。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伊沙把唐欣的诗歌贴到了《诗江湖》，并在很长的时间内不遗余力地推介这个在网络上稍显陌生的诗人。那时候，唐欣好像因为工作调动刚从大西北到了北京某高校，但这种高校教师的身份并没有让唐欣理所当然地成为“知识分子写作”中的一员，相反，这种身份属性却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唐欣写作的民间意味。

从形式看，唐欣选择的是口语化的表达，但不是当时有些泛滥的情绪宣泄或段子写作，不依赖包袱，也不抖机灵，而是踏实稳健地书写他熟悉的生活和感受，很有点儿“知识分子”式的“从容”，很有点儿世外高人的气定神闲。这是我对唐欣的最初阅读印象。事实证明，这一点似乎就是唐欣的“人品”和“诗品”。因为，自那以后，唐欣自己虽然也在《诗江湖》贴诗，但也仅限于此，他从来不会参与任何论争，从来不在那里发表诗歌之外的帖子，而是始终如一沉潜地写着，低调地发着，不管有没有人阅读，不管有没人赞美。让人不解的是，虽然被伊沙等民间诗人大力推举，但他并没有因为这种推举而成为那个圈子的核心成员。他仿佛对所有形式的写作都保持着足够的尊重，与任何圈子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体现出一种“中庸”式的谦恭与宽厚。多年以后，再次读他跨度近三十年的诗歌，我依然是最初的感觉，那就是，他没有文学史意义上的诗学野心，没有所谓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自觉选择，而是以平常心对待生活和诗歌写作，用日常的话语方式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与大地平行的感受，让那些分行的文字最终成为扎实而又可靠的“备忘录”与“个人史”。

加拿大灵修神学家侯士庭在《心灵渴望》中写道：“我们的生活虽然很容易描述，却几乎无法理解，虽然忙忙碌碌，却没有达到某种目的。我们生活在他人生活的边缘，忙碌到无法倾听的地步……”这不是空泛的布道，而是对现代人普遍生存状况的精准捕捉。对于大众而言，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往往同属一个，他们很难分清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烦恼。相对于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他们更关注身体的现实。诗人则不同，他们能清晰地分辨生存困境和灵魂困境的界限，能深切地感知超越身体的心灵叩问与灵魂律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于粗粝的生存困境，灵魂困境才是他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和佩索阿的“不安之书”，也有了唐欣不可名状的“仰望星空”——“一个人/仰望蓝天/蓝天一望无际/蓝天 蓝得让人想入非非//一个人/仰望蓝天/就给定在那儿/像一个黑点儿/所有想法/都已烟消云散//一个人/仰望蓝天/直看得蓝天不是蓝天//一个人/仰望蓝天/先是晕眩/后是茫然/终于莫名其妙/泪流满面”（《历程》）。

“仰望星空”，一个诗意的生命姿态，但并非天然具有象征意义。对于普通人而言，仰望星空也许就是一次偶然的灵魂出窍，没有那么多的哲学关照。诗人清楚，生命可以有许多的命名方式，但所有的命名都无法完成生命大一统的形象确认，生命是无法通过观念精确化的。理性主义和科技崇拜可以安置身体，可以制定规则，但无法安放灵魂，无法设置一个众生安然的容器。生命无法被格式化，每一个生命里都隐藏着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每一个灵魂都会依附在一个形态各异的身体。它们之间或相互龃龉或相安无事，都可以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状态。所以，每一个生命形态都值得被记录，都值得被书写，即使那个状态没有明确的意义指向，即使它在经过多次解读后仍然迷惑和茫然。

“我爱她爱了六十年/爱了六十年没说过一句话/我肯定她也爱我/爱了六十年没说过一句话”，这是没有经过尘世语言污染的爱情，它可以无声，也可以无形，但它一定存在，在身体深处，在岁月的皱褶，在修辞的上空。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种诉诸物质、渴望语言表白的爱。这种爱可以激烈到惊天动地，可以绚烂到光彩夺目，然而，经过岁月的洗礼，物质可以腐朽，词语可以褪色，最终剩下的，只能是让人尴尬的物质碎片和情感泥沙——“六十年前相爱的人已经老态龙钟/老态龙钟地参加孙子的婚礼/回家就各自想自己的心事/他们互相躲避 互相设防 互相诅咒”。但那种真正的爱却可以穿越时空，随着时间的铺开和身体的衰老而日益成熟，什么也无法改变它的方向，除非死亡到来——“我们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只是久久凝视着/我们深深知道 这是致命的酒/我们将永远睡去”（《中国最高爱情方式》）。在这里，唐欣不仅写出了一种东方式的爱情和审美，还在某种意义上触及了语言的局限和盲区。语言可以传情达意，但无法消除人生的错位和人世欲望的沟壑。或许也正因如此，唐欣的诗歌写作才没有高高在上的指认和命名，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打量和谦卑的述说。

乔治·奥威尔说过，所有人都有政治属性，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作为诗人的唐欣，当然不可能超越他所属的时代去写另一个时代的见闻和感受，只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时代置于神坛。他就是那样波澜不惊地写着，旁若无人地说着，没有诗学意义上的倾向性，没有道德意义上的审判性，而是用尘世的、个我的言说，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事物，面对一个个具体的生存现场。在《未名诗人小刘轶事》一诗中，诗人写了一个虽然没有发表过一首诗、却对诗歌痴心不改的青年，他的理想只能通过一个梦来实现。在常人眼中，他可能是一个失败者，甚至是一个笑话。然而，当我们抛开功利化的价值判断，聚焦这一个生命个体时，却可以在精神维度上发现一个移动的理想亮点。在大历史的叙事中，它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当事人而言，那个稍纵即逝的梦却具有纪念日和划时代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写实，却是富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个体事件。它必须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必须是一个人无法言说的精神之痛。这首80年代的人物速写，对诗人而言，是“立此存照”，但在今天却凸显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它可以让人们在尘世喧嚣中打开记忆的一扇窗，再一次感受到那个多元与开放的年代，既有理想主义与文学情怀的光芒，也有那个时代独有的困惑与焦虑。

“以后我就在西郊读书/其间几次想要自杀”“我念古文，刚好及格/做生意，几近赔本”“我经常流泪，却从未醉过/偶翻佛经，但少有所悟”“兰州，每一条街道拐角/都会有人和你玩命/兰州，每一辆公共汽车/都挤满扒手/也有人写诗，自命不凡/也有所谓名流，不可一世/我亲眼看着他们倒下去/我发现谁都可以站起来”“在兰州，我曾那样爱过，死去活来/最后仍是孑然一身，兰州/我曾作为旅人走遍中国/对你我一往情深，又满怀轻蔑”（《我在兰州三年》）。这首带有自传体性质的诗，不仅写出了一个年轻求学者的经历和见闻，更写出了属于青春的心路历程。不只是兰州，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本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理想，也关于上路与失败的纪念册，上面签满了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曾经惊心动魄但最终被时间磨去棱角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缘起与经过，但结局却大抵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可能有不同时代的读者，却没有一个读者会把这些故事当作自己的“喻世明言”或“警世通言”，以此为鉴，逃避一场青春的劫难。那些不同的读者，会一边为主人公的遭遇流泪，一边又义无反顾地进入相同的故事框架，和那些陌生的名字一起希望、一起挣扎、一起沉沦，一起咬着牙继续前行，一起走完青春不可逆转的单行道。或许，你说，这就是青春的荒诞；或许，你说，这就是青春的特权。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会是过眼云烟，而是会进入人类青春的编年史。可以这样说，个人的经验永远折射时代的经验，个体的感受始终在历史的感受中。正如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所说的：“诗就像镜子，我们在其中重新发现自己。”

（《樱桃的滋味》）

必须看到，虽然我们从唐欣的一些诗歌中读到了时代印记，但那并不是唐欣诗歌的主体和成色，更不是诗人的关注焦点，它只是读者后知后觉的知人论世。日常性和及物性才是唐欣诗歌一以贯之的风格。他很少写观念上的东西，更是对修辞格外警惕，所以总是显得松弛而又随意，没有义正词严的火药味儿，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他只是在写自己的日常见闻和日常感受，不因为主义，不因为时尚。所以，它注定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热闹的流行款式，它只能是琐碎的个人记忆。然而，恰恰是这种真实可感的记忆，可以为一个个普通的生命留下生动的影像，让那些极易被历史话语、政治话语、时尚话语遮蔽的个体获得文字意义上的居住权。不论是对个体经验的反观，还是对生命现场的观察，诗人总是提前在内部化解了那种灵魂时刻准备突围的紧张感，然后，像一个经历了长途跋涉的智者一样，淡然地坐在角落里，以朴素亲切的语调，把生命的碰撞和心灵的冲突说出来。

诗人几乎不涉及重大题材，更有意避开那些已经被赋予太多意义的大词。即使他写祖国，也只是写自己的祖父和祖母、父亲与母亲，写自己也写女儿，写这些原本籍贯不同的人们最终组成了一个方言复杂但结构简单的家庭，写这个家庭的地缘结构和它的流动形态，写它稳固的当下和不可预测的未来。在这里，祖国不是政治意义的祖国，也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祖国，它是一个人的情感归属，是故乡与栖居地，是父母和儿女相互实现爱并见证它的地方，它承载着一个人的身体寄托和精神想象。它不会与其他人的祖国发生冲突，因为这个私人化的国家没有侵略性，只有包容性，它可以无限敞开，无限延伸，但都与国家无关，与欲望无关。它只是一个人用整个生命和全部情感绘制的生命地图，那里面流淌着滚烫的血液，弥漫着温暖的生命惦念与人间烟火。

在这份私人地图上，诗人不仅勾勒了生命延续的轮廓，而且倾注了最深沉的喜悦与悲伤。女儿出生之日，诗人不仅感受到了时间的刻痕与奇迹，还体验到了女儿“请带我们飞翔”的生命期许《给女儿》；“陪伴母亲的下午 长久默默/无言的房间 试图让空气流动”（《陪伴母亲的下午》），为了让母亲开心，诗人试着用样板戏和老歌声唤醒老人尘封的记忆，结果他真的做到了，因为，他知道用“父亲”作为“我”的参考，是母亲最喜欢的话题；“送别父亲 走在最前面/作为儿子 他捧着盛放/香灰的瓦罐 在大门口/他需要高举起来摔碎/永远的笨蛋 即使此刻/也不例外 任务是完成了/但香灰也撒在了他的头上”（《送别》），即使是面对至亲的生离死别，诗人也没有放纵情绪，让古老的伦理进入戏剧化的表演，而是以天然甚至笨拙的表达回应死亡。这些特殊的日子，这些日常的瞬间，就是生命之所以可贵的证据，就是世界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理由。理性固然重要，固然有力，但生命的重量不仅仅来自力量，还来自柔软，柔软的心灵和柔软的感受。这柔软不会加速世界的运转，却可以及时润滑生命，让人间充满善意与关怀之光。它们构成了这张地图的坐标原点，向四方辐射，向生命内部深潜，并与灵魂的地图相互印证，最终织就诗人的情感经纬与灵魂皈依。

在唐欣笔下，不论是“夏夜”“春天”和”朝霞”，还是“河岸”“西部”与“我的自行车”，这些平常的事物没有因为修辞而进入虚拟的话语体系，它们始终保持着日常的温度和纹理，不需要解读，也不需要赞美。因为，它本身就是意义，正如卡夫卡所说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东西来完成”。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事物和时间中一点点领悟生命与存在、存在与意义的关系。时代有时代的叙事，历史有历史的叙事，然而，无论时代和历史有多少庄严的取舍理由，个体叙事也不应该被宏大叙事遮蔽，个体感受也不应该被历史潮流淹没，它们不是冰冷的数字和欲说还休的省略号，而是每一个朝代更迭与时代转换中的生命选择与血肉呼告，是大历史最基本、最可信的注脚。人类的历史不应该只是大事件的陈列和大人物的功过，还应该有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王小波笔下的“沉默的大多数”，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声音，但他们的确在某种话语体系中生存过。诗歌或者说文学的意义，也许就是在历史之外，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留下鲜活的面容，让一个人的喃喃自语获得被倾听的权利。唐欣无意做传统知识分子式的批判者，更无意做某一个群体的代言人，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记录着普通人的时日和普通人的感知。然而，恰恰是这些规避政治修辞的文字，可以忠实地反映出生命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蜕变，让人以人的形象出现在文字中，让人以人的感受回应时间，并最终让它获得与历史事件同等的价值与尊严。

2024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