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女王

从外表上看，邵金平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不过一旦来到麦克风前，一边敲着那个用锅碗瓢盆拼凑成的架子鼓，一边纵情高歌，哪怕坐在鸡圈鸭圈旁，举手投足间，她的神情与摇滚歌星别无二致。

因为独特的表演风格，短短几个月，她在快手平台上积累了将近170万粉丝。网友们夸奖她霸气十足，称赞她有一副被天使亲吻过的好嗓子。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了成为歌手，邵金平走过多少弯路。在相对保守的乡村，一个女孩想要成为歌手一度是件会遭人嘲笑的事。她不理会这些，因为在她面前还有更大的生存危机—如何活下去。

20年过去了，邵金平还在唱，从自家的院子唱到央视舞台，那个她曾经梦寐以求的真正的舞台。这并非一个让人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而是一个农村女性，为了主宰自身命运，与偏见和歧视的战斗。

冬天里的一把火

到北京后，邵金平做了以下几件事—

去大兴；

住进酒店；上《星光大道》唱三首歌。偌大的演播厅如同一个万花筒，灯光五颜六色，无数碎纸屑从头顶倾泻而下，顿时，高高的舞台上开出了一地漂亮的繁花。所有人屏气凝神，望着舞台中央的邵金平，她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架子鼓前，待一切喧嚣渐渐归于安宁，她高高扬起了手。

忽然，手中的鼓槌落下，轰轰烈烈地碰撞着鼓面和镲片，仿佛是一场密集的雨，在掌间撞出一串激昂且热烈的节奏。与此同时，一个高亢而清亮的声音开始在四下回响。邵金平开始唱歌了。

歌声混在凶猛的节奏中，疾风骤雨般扑面而至，噼里啪啦地鼓噪着耳膜，很快，演播厅沸腾、躁动起来。唱完《冬天里的一把火》，接下来还有《九儿》《青藏高原》，演播厅里掌声雷动，几乎没有一刻停歇。面对潮水般的喝彩，邵金平始终神情坦然，倒不是她不激动，只是瞬间的热烈让她感觉一切太过虚幻，不真实，如同做了一场梦。

与绚丽夺目的舞台相比，她本人实在是太过普通了—没有高挑的身材，也没有姣好的面容，皮肤也因为多年的风吹日晒，在灯光下呈现出小麦颜色。就算很会唱歌，可唱歌这件事，在登上《星光大道》之前，仍然毫不起眼。

作为一名歌手，过去二十几年里，她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舞台也没有登上过。除了在乡下的宴席上演唱，更多时候她都是在自家后院，支起麦克风，拿起鼓槌，化身“大萍子”，对着手机镜头卖力歌唱。

邵金平是一位农民，同时也是“快手”上的一名歌手。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她，是因为视频中的那些表演：身处略显凌乱的农家小院，背靠黄土、鸡圈和柴堆，她纹丝不动，独自端坐在杂物中央，音乐响起，鼓槌先在指间转上几圈，随即狠狠落下，结结实实地砸在眼前的架子鼓上。

或许这堆物件也根本不能称之为“架子鼓”，更像是东拼西凑出来的手工艺品—一个铁桶缠上透明胶布，就成了一个简易军鼓；做饭的不锈钢蒸盘放在支架上，正好当作镲片。

这样玩票性质的表演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器械，让她看上去颇有搞笑气息，可整个表演偏偏又出奇的认真和严肃：鼓槌飞快地敲出激烈的节奏，她的身体就随着节奏不停地来回摇摆，而她的嗓音格外铿锵有力，无论是《恋曲1990》还是《千年等一回》，经过她的一番独特演绎，平添了几分力道。那张黝黑的面孔，总是骄傲地仰起，目光一闪一闪的，好像启明星一样。

“拖拉机的装备，法拉利的气质。”这是“老铁”们的贴切评价。然而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过，出身农村的她，在成为“大萍子”之前，忍受过多少流言蜚语，历经了多少煎熬。倘若不是一直坚持唱歌的话，她的人生大概会和身边那些农村女性一样，犹如田埂上的野草和野花，桎梏于枯燥且琐碎的岁月中，兀自无声无息地生，无声无息地枯。

从默默无闻到登上央视舞台，这个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追梦的故事，更是一个女人与逆境搏斗的20年。

被小看的人生

1986年，邵金平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市的一个小乡村。她关于家的童年记忆，则是一座简陋且破旧的泥土房，以及田野中密密麻麻的玉米秆。一家四口，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因为没有钱，她不敢有任何兴趣爱好，甚至连买张车票去几十千米外的县城看一看都成了生活中的奢求。幸运的是，母亲给了她一台录音机，磁带里的音乐让她从此与外面的世界有了连接。

而唱歌的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萌发的。一开始她并没有打算以此为生，不过是单纯地觉得那些旋律很“抓”人，盘旋在脑海里面总也挥之不去，好听得厉害。

于是录音机里唱一句，她便跟着哼一句，不知不觉，那些零散的句子首尾相连，就汇聚成一首又一首歌。

做农活时她在唱歌，洗衣服时她在唱歌，连梦里，她也在唱歌。仿佛只要一歌唱，那些现实的烦恼便烟消云散，生活中只剩下了美好。

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17岁那年，邵金平萌生出以唱歌为生的念头。

契机是奶奶的寿宴。按照村子里的习俗，老人过寿是一定要请乐队的，热热闹闹的才够体面。乐队来自其他镇子，说是乐队，其实只有4个人而已：一个人负责敲鼓，一个人负责弹琴，再加上两个歌手，就这样立于人前，热热闹闹地开始表演。

如今看来，这样的形式不可谓不寒酸，然而乐队的表演开始后，邵金平就感觉自己如同被闪电击中，立在原地浑身酥麻，再也没有办法挪动脚步了。欢快的音乐、嘹亮的歌声，女歌手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一切都不同于平淡如水的日复一日。她看得入了迷，直到寿宴结束，心情依旧不能平静。很快，一个大胆的念头就在她脑海里浮现出来：“我要做歌手。”

不过有理想是一回事，如何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亲朋好友们根本不认同她的想法。有人说她异想天开，也有人对她品头论足，说她形象一般，唱歌唱不出什么名堂来。她立马辩解道，自己是去做歌手，靠嗓子吃饭，又不是靠脸。可这样的反驳却只换来一句嘲笑：“什么歌手，不就是卖唱的吗？”

邵金平顿时哑口无言。

不仅身边人这样看她，村子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秉承着这样的观念：歌手不属于正业，除了二流子和闲人懒汉，哪个正经人会整日想着抛头露面，过着靠到处给人卖唱的日子呢？尤其是女人—“女人嘛，就更应该规规矩矩地过日子”，要么早点儿出去打工赚钱，要么干脆找个婆家，结婚、生子，一辈子就该在田间炕头。

在父亲眼中，邵金平理所当然地也要走这样的“正途”。不久后，他便托人找来了师傅，准备让邵金平去学踩缝纫机，以后做一个裁缝。

然而邵金平只想做歌手，她缠着父亲，一次又一次大吵大闹，换来的却只有冷脸以及无数责骂。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生活就如同进入囚牢中一样，困于小小的村落，面对由成见围成的高墙，既无法逃离，也无法挣脱。眼看着“当裁缝”就要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人生选择，关键时候，她的母亲站了出来。

或许同为女人的缘故，也或许是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母亲有着与旁人完全不同的观点，她并不希望邵金平的未来只有打工和嫁人两个选择，她相信女儿理应有丰富的生活。当歌手虽然看起来有些遥远，但至少称得上是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她说：“你要想唱就唱去吧，说不定能赚钱，说不定能成呢！”

所以尽管父亲反对，但母亲还是自作主张地跟亲戚们借钱，先给邵金平买了一部手机，然后又凑了路费，让邵金平得以顺利地加入一支乐队。

不过进入乐队也只是第一步，距离能够真正登台依旧遥遥无期—她从未学过唱歌，也没有表演经历，甚至连如何拿麦克风都不明白。排练时，往往唱得正起劲，忽然发现身后一片安静，一回头，就望见鼓手正一言不发地瞪着自己，面带愠色。不用问，这是又唱错拍子了。

合练练不好那就不能登台演出。因此就算加入了乐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邵金平还是只能坐在台下，眼巴巴地看着其他歌手演唱。每当别人表演时，她都希望自己这一次可以有机会登台，但是这样的情景一直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歌手不能登台唱歌就没有收入，这意味着每一次的乐队演出，对她而言都是空忙一场，更何况她还要借钱自付路费。

父亲本就对她唱歌的选择感到不满，眼下的境况让两个人的关系彻底走向破裂。那段时间，只要一回家，就是不断的争吵。父亲要她换个职业，她则坚称自己什么也不做，就要唱歌。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干脆演变成了谁也不理谁。

一直到4年后，她开始登台演出，有了收入，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善。

从17岁到21岁，整整4年，大部分不能登台的时间，邵金平只能默默地在一旁观察别人如何演唱，然后对着一台MP4兀自找感觉。终于有一个乐队邀请她去做歌手，没有演出、入不敷出的岁月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哪怕站上了舞台，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农村远离市区，那时交通也不够便利，很多事情都只能将就。如何到达演出现场，往往是演出前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专车接送，许多次，她只能手脚并用地爬上拉着乐器的农用车，在电子琴与架子鼓间寻一个空隙，如同货物一样，从一个屯子被拉到另一个屯子。

农村演出可没有明亮舒适的演播间和摄影棚，往往只是一块平整的空场。乐队先摆好乐器，再连接音箱和麦克风，拼凑出一个简陋的室外临时舞台。风吹日晒是常态，哪怕是冬天寒风刺骨，夏日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只要有人邀请，表演就不能停。

就在这种寒酸的演出条件下，邵金平每个月依然要唱七八场，一场一天半，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日落，除了吃饭，中途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运气好的时候，五六个歌手一起表演，大家可以轮流唱，轮流休息；运气不好时，就只有她和另一个歌手。但两个人也得上场，每个人半小时，彼此交替，一直撑到结束。

偏偏邵金平还不会偷懒，每次唱歌，都站在舞台正中，用力踏着节拍，一丝不苟地飙高音。如此卖力，每每表演结束，总有一种行将虚脱的感觉。

而这样一场演出，最终只能够给她换来70块钱的演出费。满打满算，一个月大约能有500块钱的收入。哪怕放在16年前，这也不算是一个能带给人多少惊喜的数字。不过邵金平很满足。她想，不给别人打工，自己也能够赚到钱，虽然不多，但是也足够养活自己了。

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钱存下来，整整存了一年半，最终将账户上的数字累积到了3000元—这等于之前为了支持她的梦想，母亲所欠下的外债。

不仅仅是为了还债，这其中还带着一点儿试图证明什么的意思。做歌手的这些日子，尽管在家的时候不算多，但流言蜚语还是传进了她的耳朵：说她小小年纪不学好的人有之；说唱歌属于下九流、上不了台面的人有之；更有甚者，说她丢人，干的不是正经营生……

这难免让人沮丧。她常常想：打工是工作，种地是工作，唱歌同样也是工作，既然同样是工作，为什么她就低人一等呢？

现实无法改变，但她也不愿服软，接下来就只好继续充耳不闻地“死磕”下去。

于是不知不觉之间，生活如同有节奏的鼓点，忙忙碌碌，却有条不紊地滚滚向前。不知不觉到了2019年，那时的邵金平早已结婚、生子，有了一个支持她做歌手的爱人，演出收入也涨到单场400块钱。如果一个月能有七八场演出，就能和打工的收入差不多，刚好能够用梦想维持生活。她没有太多奢望，只要能一直过这样简单而平凡的日子，就十分知足了。可惜这样的日子没能太久，随着年纪增长，她渐渐发现，自己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她34岁了，没有漂亮的脸蛋，况且还身材走样，尽管公认很会唱歌，可在世俗的观念里，唱歌哪儿有好看来得重要呢？

偏见如同一座横在面前的高山，她昂着头，不愿屈服，可现实的压力往往由不得人。演出机会骤减，意味着收入也跟着一并减少，那段日子里，她什么也不敢买，连买菜都盼着打折。自己苦一苦倒也无所谓，可孩子怎么办？迷茫之际，有人说：“邵金平，别做梦了，赶紧去找个地方打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