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城图记

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他们仿绘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印发到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的绝密件——国民党上海防区的军事布防图（敌方取名为“木城图”）及时交给上级组织。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45页

一

透过陈生记瓷器店巨大的玻璃橱窗，胡炎吃惊地发现，即将和自己接头的“老船长”居然是个年轻女人。女人穿着一身滚着白边的蓝色旗袍，头发高高地梳在脑后，形成一个圆润的发髻，削肩、细腰，端坐在账台后面，也像是店内陈设的瓷器一样，安静、悦目。

几场倒春寒，没能拦住白玉兰的绽放。尽管天色已暗，依然可以看见那些花大朵大朵地站在荒芜了一个冬天的枝头之上。不知哪家店铺的留声机正在播放白光的歌，那份慵懒和性感，带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上海这个安乐窝，和前方正酣的战事本无任何瓜葛。

脱下警察制服，换上西装戴上礼帽，胸前挂上那部出自德国工匠之手的徕卡相机，胡炎立刻变身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绅士。他一手插进裤袋，一手拎着黑色斯的克（洋泾浜英语手杖之意），略略含点儿胸，走出福州路185号——这个门牌号最早属于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央捕房，若干年以后是汪伪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现在则是国民政府上海市警察局。

整个185号大院的人都知道，飞行堡垒总队二队队长胡炎，这位上海市警察局最为知名的花花公子，只要不在局里，要么在证券交易所，要么混迹舞厅，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座城市的某个风光旖旎之地，用他那部昂贵的徕卡相机为某位名媛拍照。警察局里的女警，很多都被他拍出过直接可以印在月份牌上的玉照……这些话，当然也有人传给胡炎听，而他的反应，像是对传言的印证：“金钱和美女，啥人勿欢喜？”

如果没有饭局，胡炎的晚饭多在河南路上一家名叫森义兴的苏式面馆解决。在吃这件事上，他还算朴素，森义兴的面正对他的胃口。这家面馆，除了伙计人人一口苏白且都穿着长衫以外，另有三个讲究：之一是汤，白汤是纯高汤，清而不油；红汤，就是把高汤用酱油调过，醇而不腻。之二是面，咬上去，弹而不僵，韧而不软。刚刚端上来时，一根一根服服帖帖，像用梳子精心梳过一样，有同事曾调侃说那面跟胡炎的头势一样清爽，惹得众人会心一笑。之三是浇头，经典的爆鱼、焖肉，或者菌菇、笋以及油面筋烧成的素浇头，哪怕仅仅是开洋葱油，也鲜得掉眉毛。当然，最能俘获人心的浇头还是三虾。虾来自四五十公里开外的太湖，小满节气过后，河虾开始抱籽，便到了吃三虾面的季节。这三虾就是虾仁、虾脑和虾籽，加点儿绍兴黄酒用油翻炒，面煮好后放进事先盛了高汤的碗里，再浇上刚刚出锅的三虾，简直是此物只应天上有。

胡炎今天要的是素浇头，双菇炒双笋，好事要成双，还特意加了一只荷包蛋。胡炎是常客，店家每次都额外免费奉送一份姜丝，有时还递上一杯碧螺春。面很快端上来，依旧是那个手腕上有烫痕的伙计。看到黄灿灿的荷包蛋安静地躺卧在菇笋当中，他会心一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开心。

当晚去陈生记瓷器店接头的指令，就来自这只荷包蛋里面的一个电话号码。地点是静安寺路上的陈生记瓷器店，接头人叫“老船长”，会坐在账台里面。届时，胡炎挑一只大号的“众鸟高飞尽”六棱瓶，结账时告诉对方，自己还需要一只一模一样的。对方的回答则是：“抱歉，六棱瓶我们只有‘江清月近人’的了，先生你要的话请跟我到库房去拿。”只要进了库房，就可以把“木城图”交出去。

所谓“木城图”，他也是三天前才从另外一只荷包蛋里知道的。那只荷包蛋指示说，三天之内务必拿到“木城图”，具体交接方法嗣后通知。

对于汤恩伯在上海布好的四道防线，胡炎略有耳闻。第一道，北起吴淞，南至虹桥，二十多公里长，修筑有三十八万个钢筋水泥碉堡，一万多座半永久性掩体碉堡，主堡之间有地道相连，机枪阵地与粮草弹药储藏室齐备。第二道，是碉堡外的战壕，壕内宽到可以通行吉普车，壕外安装钢板电网，还布有竹签、铁藜之类的陷阱。第三道，起自江湾，经火车北站、西站至龙华的黄浦江边，称为木城。第四道，是拱卫木城的大小碉堡和电网。有了这四道防线，汤司令给蒋委员长、给那些靠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发财的外国人和六百万上海民众的保证就是响当当的四个字：固若金汤。

根据这四道防线绘成的图纸，就是“木城图”。这图总共只有三份，一份留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份在城防司令汤恩伯手上，一份则刚刚送往上海市警察局。

就在“木城图”从上海警备司令部悄然送至福州路185号的当天下午，早春的阳光透过复兴公园里悬铃木虬劲枝头上新生的绿叶，斑斑驳驳地落在章韶华的发梢、脸颊和旗袍的肩头。在她对面，胡炎站着，蹲着，单腿跪着，后仰到几乎躺着，所有的动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徕卡相机镜头对准她，昂贵的咔嚓声一直响在耳边，像是这些即使在美国本土也才开始使用的柯达胶卷根本不需要节省。春天的第一缕暖风吹来，镜头里的章韶华有了几分醉意。

胡炎的安排是，拍好照片后，先到南京路上的新雅吃粤菜，然后去静安寺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看最新上映的好莱坞电影《鸳梦重温》。他请客的借口是，上次双十节局里的舞会上，章小姐给他面子，纡尊降贵和他跳了一曲，所以请章小姐给他一个表达感谢的机会，否则我这么要面子的一个人……这些话他是在电话里说的，电话那头好一会儿都没有声音，一度他怀疑是不是电话坏掉了。章韶华最终还是答应了，尽管有明显的犹豫和迟疑。

听同事说起过，章韶华祖籍广东梅州，父亲是谢晋元的副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的一个。寡母抚养她长大，好在政府的抚恤金还算优厚。她读的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市警察局。局里大多数警官都是警察学校毕业的，要么同学，要么校友，只有她显得不那么合群。

局长俞叔平蛮海派的一个人，福州路185号里面常常举办舞会，但胡炎基本没见过章韶华在这种场合出现。上次双十节的舞会局长出席，她才不得已来应个景。那是胡炎第一次认真打量她，除了略高的眉骨、略深的眼窝，一张脸中规中矩，只有脸红的时候，才会有些生动的线条。她独自坐在角落里，胡炎过去请她跳舞，她脸一红，想拒绝，但胡炎还是成功地把她领进舞场。

章韶华寡言少语，在很多人看来，她严谨得有点儿乏味，和她那一手中规中矩的小楷一样。也正是因此，并非警察学校出身的她才能被遴选进入上海市警察局，而且工作的部门是政治素质和保密素质要求极高的督察处，她是这个处唯一的女警佐。也许长官看中的正是她的严谨和乏味——在督察处工作，这是必备的品质。

直到两个人坐进大光明电影院宽大柔软的座位里，章韶华的手也一直没离开过坤包。电影开演前，胡炎体贴地问她要不要去趟洗手间，她才红着脸把坤包递给胡炎。趁她去洗手间的空当儿，胡炎翻出里面的钥匙，用藏在铁制香烟盒里的橡皮泥拓了模……

二

“胡队长也来吃面啊？”

胡炎从面碗上抬起头，只见章韶华一身浅色花布洋装站在他面前。电影之夜后每次见到她，胡炎总有点儿不自在。他知道自己在利用她，但愿她一辈子都不要知道。

然而，胡炎毕竟是胡炎，他转脸招呼伙计过来，给章韶华点餐。章韶华脸一红，低声说：“胡队长不用这么客气，我自己来。”

胡炎只是微微一笑。结账的时候，他看到刑事处鉴识科副科长姜慎言也在吃面，便把三个人的账一起结了。这家苏式面馆离局里没几步路，几乎算得上他们的第二食堂，帮偶遇的同事结一碗面的账，在胡炎来说是常事。谁知他刚把账一结，长衫伙计跟着唱了出来，几号几号账已结，章韶华和姜慎言同时起身，一定要把钱给他。

虽说他给章韶华拍过照，一起吃过饭、看过电影，但这不代表什么，她可能不想和自己有这么私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同事在场的时候，人家清清白白一个小姑娘，而他胡炎，名声怎么擦估计也很难擦亮了。对此，他能理解。

至于这位姜慎言，留过洋，受的是西方警政教育，做人做事有板有眼。听说他们鉴识科聚餐，他也坚持什么AA制。科长指着墙上挂的条幅说：“‘团队即家庭，同事皆兄弟’，一个团队怎么才能有凝聚力？”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个设问句，大家都等着科长自己说答案。姜慎言却抢了科长的话头：“我们是现代警察机关，不是帮会，称兄道弟那套早该进垃圾堆了。”搞得科长好没面子，又不好反驳……

胡炎没推让，把两个人的钱都接过来，然后再掏出一沓钞票加在上面，对长衫伙计说：“看来，钱也不是想花就能花得掉的，要不先存店里，碰到有谁吃不起面的，就替他结账。”说着，他向店堂门口走去。

门外有风进来，吹得伙计的长衫飘了起来。迎着风，伙计鞠躬送客：“谢谢三位长官，不过金圆券……长官们知道的，今天能买三碗面，明天就不一定了。”

话虽世故，但也不假。

“那就委托你全权处理。”他向店门外停着的一长溜等生意的黄包车走去。

黄包车快到福州路的转角，街边一个身材壮硕的老太太用苍老的宁波口音在叫卖：“白兰花，白兰花，又白又香买一朵。”看到胡炎，她连忙招呼，“弟弟，快来，阿娘给你准备了一大把白兰花。”

去年一个黄梅天，胡炎刚回到局里，见这老太太手里提了个篮子，缩在过街楼下躲雨。门卫杂役大声呵斥，要赶她走。胡炎心里不忍，叫住老太太，把她篮子里的白兰花全都买下，又叫住刚刚送自己回来的黄包车夫，付钱叫他送老太太回家。这以后，老太太每次见到他都“弟弟”、“弟弟”地叫——江南一带，长辈如果宠溺一个男孩子，会一直管他叫弟弟，不管这个男孩儿是十五岁还是已经五十岁。胡炎也是宁波人，和老太太是老乡。两人略聊过几句，得知她竟然难得地读过私塾，丈夫在上海做海产品的小生意。

每次遇见，胡炎都要从老太太这里买几朵花。这次也一样，他蹲下身子，接过老太太递来的花，顺手放下一张钞票，不给她拒绝的机会，然后白白的香香的拿在手中——胡炎这种爱节外生枝的作派多次被批评过，叫你接头你就去接头，弄把花在手上算什么？他从不辩解，但也从来不改。

到达陈生记时，他叫车夫不要停，再跑过前面一个红绿灯，然后掉头回来停在马路对面。刀锋上行走，这些都是必须的。就在他付过车资准备过马路的一瞬间，余光注意到陈生记隔壁弄堂的树影下停着两辆汽车，尽管是民用牌照，但他依然认得出，是飞行堡垒的车。

他立刻收住脚步，将白兰花束横过来夹在腋下，打开挂在胸前的照相机镜头盖，调整焦距，把坐在账台后面那位瓷器西施拉近。他清楚地看见她细葱般的十指从容地拨拉着紫檀木算盘，因为长久使用，算盘珠有了温润的包浆。他移动镜头，账台上贴着一张纸，上面有一行数字，五位数，应该是店里的电话号码。他默读了几遍这个号码，不紧不慢地向马路边的公用电话亭走去。

电话占线。再打，还是占线。他又拿起照相机，镜头里可以看到“老船长”手里握着听筒，不知在和什么人通话。他重新拨号，因为紧张，手指关节僵硬苍白，号码盘的转动似乎也变得异常漫长。

陈生记的店堂里突然走进几个黑衣人。他的心一沉，无力感潮水一般将他淹没。账台后的“老船长”显然察觉到了，她没有动，依旧安静地坐着打电话，一边打一边记录，直到黑衣人逼近……

胡炎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插在裤袋里的手摸出扁扁的铁制骆驼牌香烟盒子，刚刚抽出一支叼在唇间，立刻有一只芝宝打火机伸到眼前，嚓的一声，火苗窜出。不用看，他也知道是黄凯明。

黄凯明是他中央警官学校四期的同学，又在宣铁吾时代同时进入上海市警察局，眼下，两人同任飞行堡垒下属中队的中队长。在旁人眼中，他俩是一把韭菜不零卖。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他们的老师。在中央警官学校，他俩简直形影不离，干什么都在一起，老师遂有如此评价。

黄凯明是“一·二八事变”的孤儿，读警官学校之前几乎没吃过饱饭；而胡炎家在南苏州路上经营米店，家底厚实。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央警官学校西迁，重庆凡菜皆辣，他们两个江南人消受不了，下课之后，胡炎总是不声不响地扯着黄凯明去嘉陵江边一家南京人开的盐水鸭店加餐。加餐吃到毕业前夕，黄凯明的脸上褪去了菜色，身板也变得和胡炎一样挺拔俊朗，两人成了校园里最耀眼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