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星凋落在太行山东

《史记·赵世家》中描述赵王迁时，有这样的话：“其母倡也”，“索（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

“倡”，即“娼”。而按照《周礼》中的说法，“牧”是指州郡的行政长官。所谓“州牧”。父母给孩子取名为“牧”，显然寄寓着无限美好的期望。中国历史上以此为名的有两位牛人，一文一武。文人是唐朝诗人杜牧，“小李杜”中的杜；武将则是赵国将军李牧，本文的主角儿，一度被赵王称为“赵国的白起”。

遗憾的是，这两位牛人的命运，都不怎么好。

杜牧出自宰相家庭，自我期望太高，因而一生都感觉不得志。现在人们想起他来，第一印象大约还是“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对一个有才干也有抱负的男人来说，这固然可算风流自赏，但终究上不了台面。每日把酒欢歌之后，深夜一人独对青灯，内心必然会有阵阵隐痛。

杜牧如此，那么李牧呢？情况稍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晚景凄凉，结局悲惨。一代名将战功赫赫，威震四方，北服匈奴，西慑强秦，最终却因为小人谗言而死于非命。宋元时期的史学名家胡三省，用毕生精力注释《资治通鉴》，写到李牧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浩叹：“赵之所侍者李牧，而卒杀之，以速其亡。”

多么高的评价，又是多么深的感慨。

力拒匈奴

《史记》是部难得的好书，虽是信史，也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读。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所谓利弊相因。就像李牧的事迹，字句简直都能蹦出纸面，栩栩如生似在眼前，但是很难找到具体的对应时间。比如他早期对抗匈奴，到底开始于何时？他又出生于哪一年？出生之时，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征兆祥瑞甚或异端？史书中都没有记载。

李牧姓嬴，李为其氏，赵国柏人（今河北隆尧人）。其祖父李昙曾在秦国任御史大夫，后来到赵国为柏人侯，最终繁衍出赵郡李氏。到隋唐时期，赵郡李氏跟陇西李氏同时跻身著名的“五姓七望”。陇西李氏的后人有李益、李商隐，大唐帝室甚至也与之攀亲，将相众多；赵郡李氏中出了李德裕等九位大唐宰相，更有诗人李峤、李端、李颀，散文家李华，给李白处理后事的书法家李阳冰，以及音乐家李龟年这样的杰出代表。

赵郡李氏之所以能成气候，很大程度上在于良将李牧。李牧的儿子虽然不显，但孙子李左车却因为被韩信问计而闻名史册，他留下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这个典故，更足以流传千古而不朽。

根据推测，李牧大约出生在赵武灵王后期，那是个群雄四起、风云际会的时代。当时赵国举国上下全力以赴的大事，四字可以概括：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一生并未称王，这个称号是后人加的。他本名赵雍，继位时只有十五岁，是典型的少年帝王，也是少见的有为帝王。平生最大的功绩，就是上面的那四个字。拆开来说，就是推行服装改革：全国人民都穿胡服；推动战术革新——学弓马，练射箭，发展骑兵。

摊开战国时期的地图你就会发现，赵国这个农耕文明的国家注定要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因为它的西北和北方有漫长的疆界与游牧部落接壤。从西往东，分别有楼烦、林胡和东胡。游牧部落的骑兵来无影去无踪，经常来一阵狂风暴雨般的袭扰劫掠，在你还没反应过来时，他们如蝗的羽箭已经射来；好不容易召集起残兵试图反击，他们已经带着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扬长而去。游牧部落之所以能够占据这等优势，除了骑兵的速度因素，还有农耕文明的自身因素。当时的汉人身穿宽袍大袖，袍子必须拖地盖脚，衣袖垂到膝盖，长得伸不出手，走不动路。赵军的盔甲也很笨重，结扎烦琐，骑马很不方便。

吃过几次亏，赵武灵王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决心向对手学习，师法其长，然后再一较高下。类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于是立即下令，全部放弃汉人的衣服，改穿胡人的衣着，短衣长裤，精短干练。

当然，赵武灵王要自己带头，弃“唐装”，换“西服”，学习骑马射箭。为什么强调射箭呢？因为当时还没有马镫。匈奴骑兵的主战兵器是弓箭，并不搞马上拼刺刀，所以赵军也只能如法炮制。

李牧就出生在那样一个刀光剑影的年代。他的成名之战，是在北部抵抗匈奴，具体地点是代地雁门郡，今天的山西宁武北部。

这时楼烦、林胡和东胡已先后臣服于赵。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匈奴人随即赶来填空，不断骚扰。赵武灵王虽然修筑了长城，也就是所谓的赵长城，以阻挡匈奴的洪流，但堡垒终究是死的，而战马撒开四蹄，漫无边际，总有空子可钻。赵军防不胜防，十分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赵孝成王将重任赋予李牧。李牧到达前线后，按照实战需要设置机构和官吏，当地的田赋租税都不上交中央，全部用于军费开支。

这个做法在当下是不允许的，是众多财务违规行为中的一种：坐收坐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费有了保障，军事措施也要跟上。李牧下令修缮增加烽火台，派精兵守卫值更；完善情报网，拉长情报链，派出大量的情报人员潜入敌境，多方搜集信息，打探情报。

大凡良将，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官兵关系融洽，士卒乐意用命；纪律严明，训练有方。李牧也是如此。他上马抓练兵，让士兵们苦练骑射战术；下马抓后勤，每天都要杀几头牛羊，犒劳将士，补充热量。由于措施得力，他很快就锻造出了一支士气高昂、能征善战的铁军。

铁军已经炼成，那就抓紧建功立业吧。多打几仗让大王看看，重用自己没有错误。就像巴顿将军对梅肯少将那番疾风暴雨式的训斥：“嘿，见鬼，该怎么做，你比我清楚。我提拔你当了将军，你就应该做个样子，证明我没有提拔错！”

可是李牧的做法恰恰相反。不但不肯主动出击，敌军侵犯也消极避战。他下过一道听起来很莫名其妙的命令：“匈奴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意思很明白，匈奴人一来，咱马上撤进城堡防守。谁敢贪图捕俘立功，妄开战端，杀无赦，斩立决！

一见匈奴骑兵的影子，李牧随即深沟高垒，坚守不出。自己不打，还不让下边的人打。老虎不发威，还真有人把它当病猫。这就是战术欺骗的效果。时间一长，匈奴人都不把他当回事，觉得他缺乏胆气，畏敌怯战；有些部下也愤愤不平。尽管李牧守边以后，赵国就没有过人员伤亡和牲畜损失，但这些风言风语还是慢慢传到了赵孝成王耳边。他自然很是生气，整天杀牛宰羊，靡费公帑，部队竟然这样无所作为，那养兵何用？他这样想是完全有理由的。要知道，当时长平之战早已过去，赵国损失惨重，实力大为削弱，财力绝对不允许他白养一支无用的军队。于是，他立即派人斥责李牧，要求他果断采取措施，“证明我没有提拔错”。但是李牧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始终置若罔闻，油盐不进。

赵孝成王火了。一道命令下来，撤去李牧的军职，将他的帅印另交他人。继任者当然知道李牧因何落职，自己又是如何拿到的军权。因此上任伊始，就积极采取行动，想证明大王提拔他没有提拔错：每逢匈奴入侵，他便整顿人马正面迎敌。结果几仗下来，一次都没占到便宜。人员伤亡、牲畜损失都还好说，关键是边境不安，百姓无法耕种放牧。仗只打一时，结束就结束，可农时一耽误就是一整年，下年的粮食计无所出，麻烦。

记不清艾森豪威尔还是麦克阿瑟说过：在军队内部，聪明而懒的人适合作司令官；聪明而勤快的人适合当参谋长；笨而懒的可以当士兵；又笨又勤快的人最危险，应该立即清除出军队。

接替李牧的那个将军，智商未必很低，但综合考量，应该属于最后那个类型。

赵王大约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又请李牧出山。使者来了好几回，李牧都是闭门不出，口称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就任。这当然不是身体原因，而是心理原因。三请三推，已经给足面子，赵孝成王不再演戏，强令李牧出征。李牧顺势提了条件：“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

我出征，没问题；但是杀猪杀尾巴，各有各的杀法，我还得用从前的办法。同意咱就立即上马，不同意您另请高明。

赵王还能说什么？准！李牧于是又来到雁门，按既定方针办，以守为主，从不言战。

边帅贪功，妄启战衅，经常会成为国家之大祸。大唐由盛转衰，此为关键因素之一。李牧不是杀良冒功之辈，但也绝非碌碌无为。都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但良将的防守从来都是等待出击的最佳时机。号令一出，地动山摇而血流成河，他不得不小心再小心，谨慎又谨慎。他虽然老是眯缝着眼睛，但却一直在观察寻找那个最合适的机会，闪电一击而功成名就。

机会终于到了。而早已做好准备的人，当然不会放过。

三军将士天天吃牛肉，自然渴望效命，以报厚恩。李牧等待的就是这种精气神。他随即下令，精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名，步兵五万，射手十万，统一编组，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训练。眼看协同作战已经得心应手，随即部署致命一击：秋高马肥之际，他安排百姓出去放牧，随即代地漫山遍野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匈奴人得到线报，立即派出人马前来揩油。这时李牧派出一支小部队迎敌，两军稍一接触，赵军随即败退而去，留下几千个百姓和牲畜，送给匈奴为俘虏。

匈奴单于大喜过望，立即提点大军，准备狠狠地捞一票。这个消息很快就通过线报和烽火传到了李牧的司令部。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上猎枪。李牧随即安排人马，在匈奴的进军道路上设下埋伏。等敌军的大部队赶到，他再指挥所部先采取守势消耗敌军，迟滞其进攻：战车正面迎战，步兵集团居中阻击，射手们配备强弓硬弩，箭如飞蝗，铺天盖地地朝他们飞去。

经过顽强阻击，匈奴骑兵终于没能风卷残云。进攻受阻，他们士气大挫。正在这时，两翼和后面又发现敌情：赵军伏兵冲出阵地，加入战斗，包了匈奴人的饺子。

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旌旗蔽日，烟尘滚滚。这不是战斗，已经演变成对匈奴骑兵的屠杀。

匈奴人终于体会到了刀锋穿越脖子的感受。那想必凉快：温度冰凉，速度奇快。还没感觉到疼痛，人头已经落地。一场血战，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十多万人留在赵国的土地上，再也无法体验秋风纵马弯弓射雕的痛快。

经过这番打击，匈奴人气焰熄灭。“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大抵如此。赵国的北部边境因此安宁。从那以后，李牧似乎在突然之间成长为赵国继廉颇、赵奢之后最优秀的将领，成为擎天一柱，国之干臣，甚至一度配上了赵国的相印。

燕赵互掐

李牧的第二个对手也是赵国的近邻，北方的燕国。

远亲不如近邻，这话其实大谬，完全应该换成这样的说法——相见不如怀念。在李牧的时代，这简直就是绝对真理。赵与燕唇齿相依，理应协调立场，共抗强秦，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如此简单的道理，他们当然明白，也确实友好过，可是那种“好”，委实脆弱。

长平之战，燕国没有提供一兵一卒、颗粮粒弹的援助。几年之后，才派栗腹送来五百金，给赵王治酒祝寿，算是重续旧情。本来是要结好，但栗腹回去竟然这样向燕王复命：“赵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赵国刚刚损失四十五万大军，现在老的老，小的小，正好是进攻的时机。

“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不顾其害。”栗腹就是这样的小人。芝麻大的利益被无端放大成山，而山大的危害则被缩小得纤毫不现。两国随即爆发鄗代之战。这场战争中，赵军的主角儿是老将廉颇，他肩负燕军主攻方向上的防御任务。李牧呢，扼守代地，牵制燕国的西路军，让其东西会师、合围邯郸的战役构想始终只能停留在草图的虚线之上，无法变成现实。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倾秦指挥西路燕军，气势汹汹，兵临城下。李牧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先采取守势。等燕军的锐气逐渐低落，他趁机带领主力猛烈反攻。骑兵、车兵、步兵和射手彼此配合，互相协同，打得燕军溃不成军，主将倾秦也丢了性命。剩下的残兵败将见势不妙，赶紧转身，没命地朝国内逃。作为主力的东路军，结局更惨：主将栗腹被斩，二十万大军覆没。

鄗代之战表面看是赵军完胜，其实是典型的两败俱伤。从那以后，两国的和平益发脆弱。秦国再在旁边稍一煽风点火，兵火就会在燕赵之间熊熊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