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身份

一

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午后，我正在安检口处置警情，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黄师姐呼叫，她用暗语对我说：“一位老朋友来看你。”我登时紧张起来。所谓“老朋友”，特指经常活跃在站区的熟面孔，他们的出现往往预示着麻烦来了。

我让她报个位置，她说：“那人刚上电梯，朝候车室走了。”于是，我叮嘱安检员处理后续警情，转身跑上电梯，朝候车室追去。追到半截，视线里果然闪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一名白衣女子正大步流星地拐进八号候车室，我猛追几步，冲她喊道：“喂，请等一下！”

候车室嘈杂，女人仿佛没有听见，继续前行。我当时笃定她就是那位“老朋友”，于是加紧步伐追了上去，一把拦住她。与此同时，我也看清了她的脸。我认错人了，她只是一位普通的旅客。她一脸诧异地盯着我，摘下耳机，茫然地问：“怎么了，警察同志？”

我耸耸肩说：“没事，认错人了，不好意思。”

她重新将耳机塞入耳朵，大步流星地走向检票口。我怅然若失地站在原地，望着那个远去的背影，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三年前——

我的那位“老朋友”本名朱大虹，因常被人喊老朱，久而久之，演变成“二师兄”。我干便衣搞治安整治那会儿，没少和她打交道。当然，也没少吃她的亏，由于她神出鬼没，常被暗访的督察发通报。这也是我为何一听是她就紧张的原因。

其实“二师兄”这个外号，于她而言名不副实，她本人并不肥胖，甚至堪称消瘦，她自诩是个生意人或作家，我曾不止一次见她在西广场的肯德基店里奋笔疾书挑灯夜战。有一次在广场碰见她，出于好奇，我问她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可能平时绝少有人关注她的写作事业，我随口这么一打听，她便放下手中的小推车，兴致勃勃地介绍起她的另一份事业来。之所以称为“另一份”，是因为她手里的小推车也是她事业的一部分，堪称主业。

提起写作，她登时精神抖擞，连说话也放慢了语速。她说：“我写的小说很多，共计十三本，眼下正在搜集第十四本的素材。每一本都有我自己的影子，我想传递正能量。譬如我自己，如何从小山村走到大都市，又如何通过努力奋斗奔向新生活。总的来说，我写的东西有点儿自传的味道。”

提起“创作”，她沉浸在作家的角色当中侃侃而谈，她的那种状态让我不忍打断她。

我说：“写作的人多喜欢阅读，你最近在阅读谁的作品啊？”

她瞪大双眼打量着我，仿佛我的问题冒犯了她。见状，我将话题转移，问：“你有没有想过什么群体愿意读你的作品，换句话说，你想过你的作品谁会看吗？”

她耸耸肩，目光望向橱窗外，说：“我想我的读者应该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女人吧，比如山里的、村里的，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我想把我的经历说给她们听，鼓励她们勇敢出去闯一闯。”

她的回答令我心头登时冒出一个疑问，她口中的“她们”真的有空闲或者有机会阅读吗？

我指指她推车上的包裹，揶揄道：“你会把这些经历写进书里吗？”

她扑哧笑了，说：“当然会写，干吗不写？说不定等我哪天火了，我的书都得抢着买呢。”她拍拍小推车的拉杆，上面挂着一只脏兮兮的帆布袋，里面鼓鼓囊囊，不消说，她的大作应该都安放于此。没等我开口，她便主动询问我：“想不想瞧瞧？”

我问：“可以吗？”

她说：“你应该感到荣幸，我这些书还从来没给人看过呢，你是我的第一位读者。”说这话时，她表情严肃，一脸认真。只见她小心翼翼地将束紧的袋口打开，从一摞笔记本中抽出一本，我伸手去接，她并未递过来，而是拿在自己的手里冲我展示。笔记本封面上赫然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粗体字标题。我仔细一瞅，分辨出写的是“山沟沟里的女人”。标题下方有括号，里面写着“第一卷”，接下来是署名，字体大小快追上标题了，为了和标题区别开来，署名特意用了蓝色笔迹——朱大虹著。正面展示完毕，她将本子翻转，这时我看见背面右下角竟然写有“全本定价：1999元”的字样。我心里不禁一颤，这姑娘真够自信，定价竟比十八卷的《鲁迅全集》还贵，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

见我表情不屑，她缓缓打开本子，解释说：“我这是手写本，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当然贵喽。”说着，她把手稿塞回帆布袋内，束紧袋口，生怕我多看一眼，剽窃了她的劳动果实似的。收起书稿，她问我：“你觉得起个什么笔名比较吸引人呢？”

我没搭话。

她继续说：“你觉得阿戊怎么样，甲乙丙丁戊的戊？”

我一时没憋住，笑了，反问她：“为何起这个名字？”

她说：“许多作家都是阿字辈的，比如阿来阿城阿乙阿丁阿炳。”

我纠正她：“阿炳不是作家，是搞音乐的。”

她说：“艺术不分家，你觉得阿戊可以吗？”

“叫什么那是你的自由，我个人觉得作家的笔名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

她连连摇头，不敢苟同：“你看人家鲁迅莫言金庸古龙，哪个不是用的笔名，我觉得还是得起个响亮的笔名。可是阿戊听起来有点儿像啊呜，容易混淆，你觉得呢？”

我实在没工夫陪她继续闲扯，便把目光重新锁定到小推车底座的大包上。大包蒙着一层塑料袋，我朝着大包努努嘴，问：“你今天又带啥好东西了？”

她哼哧一笑，仿佛把戏被人看穿，悻悻道：“反正我不偷不抢，靠自己劳动赚钱，你为啥非要盯着我。人家做点儿小生意也不容易，就不能通融通融？”

我说：“火车站不是大卖场，要是人人都拉小推车来摆摊，那成什么了？”

她反驳说：“为啥那些门店可以卖吃的，而且难吃得很，还卖得死贵。我这茶叶蛋是家传秘方煮出来的，香着呢，不信的话，我给你拿两个试吃一下。”说话间，她掀开沁了一层热气的塑料袋，一只堆满褐色茶叶蛋的铝锅露出真颜，她动作娴熟地伸手抓出两个，往我手里塞，我连忙拒绝：“谢谢，我不能收，违反纪律的。”

她失落地把鸡蛋放回，突然又一扬手，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她说：“怕啥呢，我是让你闻闻味儿。”见我不接茬儿，她将布满残汁的手伸到自己鼻子前，猛地一吸，作陶醉状。

隔着两步远，我的确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味儿，那香味初闻诱人，再闻，明显香过了头，一定是添加了某种香料所致。

“你这茶叶蛋里加了什么东西？”

她摇摇头，故作高深道：“都说了是家传秘方，能告诉你吗？”

我劝她去别处售卖，别在广场上和我干耗，以免茶叶蛋坏了蒙受损失。

她一屁股坐在花坛边，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她用筷子翻来翻去，从锅里挑出一个她认为最入味的，抖抖汤汁，剥去蛋壳，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她边吃边说：“我在这儿吃鸡蛋不犯法吧？”

我无奈地摊摊手，示意她敞开了吃，最好把茶叶蛋吃完走人，如此一来，我便可以顺利交差了。吃完一个，她抹抹嘴，冲我说：“都说人民警察为人民，你老是和我作对。每次赶上你上班，我一分钱也赚不到。你凭良心说，我这茶叶蛋论色香味，哪点比铁路超市的差？物美价廉的好东西，你非拦着不让卖，这么一来，损失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兄弟们，可怜他们也要被人宰，多花冤枉钱。”

“人家正规店铺卖吃的，有营业执照，万一吃坏了肚子能找商家索赔。而你，估计连健康证都没有办吧，你如何保证食品安全？还有一点，你卖的尽是些手工食品，馒头油条包子什么的，这些都讲究个新鲜度，容易过期。”

我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她真听进去了。她承认自己没做好市场调研，接下来必须调整商业策略。两天后，她再次出现在南广场时，大包里堆满了矿泉水、方便面，除此之外，她还携带了一只暖瓶，时刻准备着为顾客冲泡面，可谓细致周到。

大老远瞅见我，她就自觉地把摆在地上的商品收起。等我走到她跟前时，她早已“刀枪入库”，带着自豪的语气问我：“怎么样？”

我问：“什么怎么样？”

她指着更新的商品库，得意扬扬道：“这些食品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保证安全！”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购物清单递给我，“看看，我的进货渠道可安全了，都是从家乐福超市采购的。”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当然，我是趁商场做活动打折促销时买的。”

那时她刚来火车站不久，我以为她是故意装傻充愣，否则，怎会听不出好歹话呢？我的本意明明是制止她做生意，却被她当成业务指导了，真让我哭笑不得。

“尚警官，我真得谢谢你，前段时间我半天没一个生意，可今天我刚到，就做成了三单。你的建议真是管用。”不知为何，她发自肺腑的感谢在我听来却极似讽刺挖苦。

我低头瞟了一眼，她细心地给矿泉水和方便面都贴上了醒目的价码标识。她说这叫童叟无欺，杜绝坐地起价。我的到来，中断了她的生意，不过，她并不在意，她料定我不会二十四小时围着她转。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只要对讲机一响，我就得去处理紧急的警情，把她撂在一边。每当这时，她便会抓住难得的窗口期，争分夺秒地吆喝生意。等她发现我再次从广场上逼近时，就立刻收摊，恢复原状。

原状自然是无法完全恢复的。鼓鼓的大包逐渐干瘪，在她身旁不远处，有人端着泡面吃得正香，不消说，这些都是她的客户。

靠着“游击战”策略，她的小推车每天满载而来，空空归去，也算是不虚此行了。直到有一天，她因有眼不识“泰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天，身穿便衣的督察来暗访，刚踏进广场，便听见她的热情吆喝：“喂，矿泉水要不要，比超市便宜，来一瓶呗。”督察被她的声音引了过去，一番交流，把她的话都套去了。督察问她：“你在这儿做生意，没人管你吗？”

“当然有人管呀，但咱讲究策略，敌进我退呗，不能硬碰硬。”

督察通常不带任何行李，至多拎一个手提包，一进站区，视线就闲不住。常年混迹火车站的人当中，数她最没眼力见儿。换成其他人，一看对方这身打扮和举止，便知八成是暗访，早溜之大吉了。

二师兄撞到枪口上浑然不知，还夸夸其谈，向督察介绍她的生意经。如此一来，当然是一则督察通报，负责广场片区的我免不了被领导一顿训话。二师兄被定性为“治安顽症”，所部派出精锐力量——治安整治组，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起初采取的是驱赶的方式，只要她一来，便衣就把她“请”出站区。后来，她发现了便衣的上班规律，就调整营业时间，昼伏夜出，专做夜场生意。便衣被迫也翻夜班。她见无空可钻了，只能暂时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当大家都以为她放弃抵抗，她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又出现在了候车室。

这次，她专程从小商品市场进了一批悬浮飞行玩具，什么小飞猪、小黄人、哆啦A梦，等等，种类十分丰富。人家卖东西都是偷偷摸摸，生怕被警察发现，她倒好，飞行玩具一升空，暴露无遗。可不起飞的话，又难以展示商品特性吸引顾客，所以我们开玩笑将她的这种销售方式称为“自杀式”售卖。

便衣们伏击守候，采取“渐进式”执法方式，先警告，后罚款，再拘留。然而，朱大虹出了拘留所大门，便直奔法院，一纸诉状把我们告了。理由是处罚不当，请求撤销处罚。她认为自己的商业行为构不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开庭前夕，她去了几家律所询价，因为嫌要价太贵，她决定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在书证（笔录）和视频证据（当日监控和执法记录仪拍摄内容）面前，她败诉无疑。她不服，再上诉，仍败。

此后，朱大虹从火车站销声匿迹，很长一段时间没再露面。直到一日，黄师姐突然给我发来一个链接，点开一看，竟然是一则关于朱大虹的新闻。

二

自法庭败北后，她便转移阵地去了人民公园的相亲角闯荡。也许是受了大爷大妈面前相亲广告的启发，她依葫芦画瓢手书了一份择偶告示，由于内容奇葩、条件苛刻，一时间公园舆论哗然，由此引得大爷大妈们口诛笔伐，扬言要将其赶出相亲角。

是何原因让她得罪了整个相亲角呢？新闻报道上写，她本以为自己到相亲角走一圈，会引得众人瞩目，争相上前索要联系方式。然而，现实却是无人问津。最让她伤自尊的是，一次一大妈为抢占有利地形，将她挤到一旁，并用言语奚落道：“看你的年纪，孩子也应该年龄不大呀，不用这么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