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耳

一

“王力？”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睁开眼，一个高挑的女生站在面前。我想她应该就是王姨介绍的对象，赶紧从沙发里弹起来。

“我是王力，你是夏颖吧？”

“是的。”

“不好意思，堵车，来晚了。”我抬起手腕假装看时间，目的是炫表。国际名表，花两百块钱买的，足以乱真，就是太费胳膊，得不停地摇。半晌不摇，指针就不动了。刚才睡着了，没摇，指针接着就罢工了。

趁夏颖的目光还没扫到指针，我赶紧把胳膊垂下来，问她喝点儿什么。她抬手叫来服务生，点了一杯拿铁，又为我续了一杯美式。

说实话，她长得不怎么好看，单眼皮，塌鼻梁，但打扮很入时，韩版黑色太阳帽，碎花格衬衣配棕色小皮裙，褐色一字带凉鞋，妥妥的低配版电影明星。来前，同事小五再三嘱咐我，要学会夸女孩子，长得好看就夸她漂亮，不好看就夸她有气质，身材好就夸她性感，身材不好就夸她可爱，如果连可爱都算不上，那你就可以买单了。夏颖细溜高挑，肤白腿长。我本想夸她性感，但转念一想，油腔滑调会不会太轻薄，毕竟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一言一行都得符合警察的身份，话到嘴边又咽下了。夏颖也三十二岁了，相亲数载，阅人无数，对这些江湖套路必定烂熟于心，与其虚伪地夸她性感，不如实实在在地跟她唠一唠。成就成，不成就拉倒，谁也别耽误谁。

咖啡上来之前，夏颖反复琢磨了我半天，然后问我是不是真的三十五岁了。她一定是觉得王姨骗了她。最近为了保险柜失窃的案子，我连续加班，看起来肯定是比较憔悴。我自我解嘲地说：“长得有点儿着急，但是货真价实的三十五。不瞒你说，我这张脸迷惑性太大，有一回去幼儿园执勤，有小朋友喊我爷爷。我没跟她计较，她爸反倒不好意思，跟我道歉：‘叔，小孩子童言无忌，你别介意。’要不是穿着警服，我非抽他不可。”

夏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出来了。咖啡上来，她浅浅抿了一口，对我说：“老相是有点儿，不过五官周正，算是资深帅哥。”

“资深”这个词用到哪里都值钱，就是用到美女帅哥身上掉价。不过，夏颖说的我基本认可。我这张脸整合了我爸我妈相貌的所有优点，也是浑身上下唯一拿得出手的地方。而夏颖也一定是冲着这点来的。她又开玩笑似的说我帅气中夹杂着浓浓的烟火气，我知道是变相地说我土气。我说这是骨子里带的，贵族的气质需要几代人的沉淀，我们家世代为农，缺乏洋气的基因。唯一沾点儿洋气的是我太奶，她年轻时给洋人当过保姆。后来，洋人家丢了东西，冤枉我太奶偷的，把她打个半死，扔到大街上。太奶命大，遇到了太爷。太爷在城里拉黄包车，把太奶送到诊所，捡回一条命。爷爷长得随太奶，浓眉大眼，十分英俊。军阀混战，太爷带着一家老小躲到乡下，操持起家里的几亩薄田。爷爷从小侍弄庄稼，英俊气磨没了。生逢乱世，英俊没用，活命才是大事。十七岁的时候，太奶送爷爷去参军，结果半路被二鬼子抓了壮丁，修了小半年工事。后来他和几个壮丁趁天黑逃跑，被二鬼子发现，几个同伴都被打死了，他钻进深山逃过一劫，但腿上挨了一枪。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山高林密又迷了路，多亏太姥爷上山砍柴，救了他，粗茶淡饭伺候了半年。伤愈，不好拍屁股走人。太姥爷没儿子，就俩姑娘，我奶十九岁，姨奶十四岁。爷爷就入了赘。太爷在十里洋场混过，见过大场面，说干啥都没有种地稳当，临终时嘱咐爷爷好好种地，家里有粮，心里不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大饥荒，全村都没有粮食，就我家有点儿余粮。我姥带着我妈到我们村要饭，一篮子瓜干定了我爸和我妈的婚事。

我絮絮叨叨讲了半天，夏颖并不爱听。她打着哈欠，说去趟洗手间。她一走，我赶紧伸伸懒腰。有人在背后拍我肩膀，回头一看，竟是胖丫。胖丫是刑警队门口包子铺老板的闺女，我刚来刑警队的时候，她才十七岁，一晃十年，她越长越像她家的包子。

我问她：“你不在家看店，跑咖啡厅干啥来了？想在咖啡厅卖包子？”

胖丫努力睁开那双被挤没了的眼睛：“跟你一样呗，我爸我妈逼我来相亲。”

我问：“对象呢？”

“走了。没看上我，嫌我胖。哎，叔，我看你今天相的这个还行。不过，你别老自个儿说，得多听人家说说。”

我说：“小丫头片子懂得还挺多。”说完这话，我突然意识到胖丫已经不是小孩儿了。她和我一样，都已是相亲大军中的一员了。

我决定接受胖丫的建议，让夏颖说说。早前听王姨说过，她眼光极高，连富二代、拆二代都不入法眼，何况我这个小警察。果然，她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相亲对象涵盖私企老板、银行高管、公务员、职业经理人、富二代……相亲地点也极其奢华，都是贵得令人咋舌的高档场所。“歌洛号游艇，你知道吗？”她眉毛上挑，显得十分傲娇，我以为她问我话，刚想回答，她又接着说，“有二十多米长，去年我们驾艇出海，喝着红酒吹着风……”敢情刚才就是一个设问，根本不需要回答，我差点儿自作多情。

她每提到一个人，我都自觉矮三分，每个人都比我富有，让我汗颜。但她竟然一个都没看上，不是嫌人家铜臭味十足，就是嫌人家品位不高。说起那些被她拒绝的男子，她优越感满满，虚荣心爆棚。其实我知道她在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也许真的相过亲，但被拒的恐怕不是对方。我是刑警，如果连这点儿眼力都没有，还怎么抓坏蛋呢？还有那艘歌洛号游艇，早在两年前就被我们查封了，她怎么有机会乘着它喝着红酒吹着风呢？我没有拆穿她，谁还没点儿虚荣心呢？

夏颖问我：“你长得不差，还是警察，怎么会讨不到老婆呢？”

“我讨不到老婆不是因为长相差，也不是因为工作不好，而是因为穷。”我苦笑着说，“相过很多次亲，几乎每个女孩儿都会问，你有房吗？”

夏颖问：“然后呢？”

“然后？买单呗。”

夏颖掩口笑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问我：“你有房吗？”

房子是相亲的终点。我从不鄙视那些嫌弃我没房的女孩儿，因为她们活得很真实。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人愿意无来由地跟你遭罪。至今无房，倒让我感到惭愧和自卑。三十五岁还没买上房的，在刑警队里是独一份。我打破了在单身宿舍住宿时间最长的纪录，成了新纪录保持者。

二

相亲失败，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心情，更不会影响我的食量。日子还得继续，包子还是要吃的。胖丫送一笼包子和一碗稀饭过来，我指着饭店墙上的几行字对她说：“赶紧把这行字涂掉。”

“为啥。”

“你念念。”

胖丫认真地念起来：“来本店吃饭的人，恋爱成功了、学业有成了、生意谈成了、升官发财了……这些，涉嫌虚假宣传，知道不？”

胖丫噘着嘴说：“不擦，还能拘留咋地？”

我说：“擦了咱俩相亲都能成功。”

这话让胖丫动了心，犹豫了半晌，转头问我：“叔，你昨天也是惨败？”

我说：“铩羽而归，败得稀碎。”

她又凑到我眼前，我抬手把她的胖脸扒拉到一边，让她别挡着手机信号。胖丫瞅我一眼，说：“讨厌。你知道你为什么惨败吗？连我都听出来了，你家祖上三代，娶媳妇不是上赶着，就是捡便宜。你也想捡个不花钱的呗？现在谈恋爱不兴这个。”

“兴什么？”

“兴浪漫。”

我何尝不想浪漫，但要浪漫得先浪费。我浪费不起。长这么大，我一直没有摆脱过贫穷的魔咒。它跟我杠上了，连做梦都不放过我，每次梦到发财的时候，总是戛然而止。贫穷把我拿捏得死死的，但我不是轻易服输的人，每天都会给自己打气——精神富足才是真正的富有，贫穷只会让我越挫越勇。这句话每每让我热血沸腾，而二哈却不以为然，摇着尾巴向我抗议：“花花总能吃到精致的狗粮，而我为何总吃包子店的残羹？”我不跟二哈一般见识，它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每次跟它讲艰苦奋斗的故事，它总是不屑一顾，连汪汪两声都是敷衍。不思进取也就罢了，还总异想天开。每次见着花花，都想行苟且之事，但花花瞧都不瞧它一眼。它还觍着脸追，我都替它臊得慌。二哈耳朵灵，花花一下楼，它总能听见，家里就留不下它了，咬着我的裤腿死命拽我出去。我要懒得动，它就冲我龇牙。万万没想到，花花瞎了狗眼，竟被二哈给拿下了。两条狗一碰面，就结伴在小区里转悠。我瞅它俩踅摸啥呢？花花主人说：“选狗窝呢。”真是让我无言以对。在搞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方面，连二哈都比我强。

我打小家里就穷。爸爸把穷的原因归咎于二妹，说她是扫把星。我觉得不是。如果非要在我们仨中找一个扫把星，那也应该是三弟。我家五代单传，爷爷找算命的卜了一卦，说我爸命里担着两个儿子。我出生之后，他们还想生个儿子，可政策不允许，国家提倡“只生一个好”。生二妹那年，妈妈东躲西藏，吃尽苦头，等生下来却发现是个女孩儿，全家人十分失望。超生要罚款，我家没钱，那些人便要牵走我家的牛。没有牛，就没法儿耕田，一家人都得饿着。爸爸挡在牛棚前，谁牵牛跟谁玩儿命。坐下来协商，最后，做出牺牲的是襁褓中的二妹。她和牛，只能留一个。牛赢了，二妹被送走了。两年后，妈妈在东北亲戚家生下三弟。罚款还是要交的，但钱还是没有。又坐下来协商。三弟和牛，只能留一个。这回三弟赢了。可一头牛抵不了罚款，爸爸又把太奶留下的首饰卖了。

我九岁那年，家里来了三个特殊的客人，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小女孩儿像一只受惊的小鹿，躲在中年妇女身后，看着她爸爸和我爸爸吵架，眼泪汪汪的让人看着心疼。她就是二妹，但我不认得她，毕竟她被送走的时候还不到三个月。当年这对夫妇不能生育，所以收留了二妹。可今年他们竟生出一个男孩儿来，为了不交罚款，就要把二妹送回来。送回来也就罢了，还想要这五年的养育费。钱自然是没有的，没钱就要拿东西。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门外站着他们家一堆亲戚。不让拿指定是不行了。他们就像鬼子进村，赶走了猪圈里的一头母猪，又搜走了我家两袋麦子、三袋玉米、四桶花生油、一个挂钟、两个水瓢，还有炕上的两张席子。席子已经破了边，他们也不嫌弃。其实，家里还有一辆自行车，幸好在他们来前被邻居借走了，算是逃过一劫。家里还有一头牛，爷爷一早牵着出门了。爸爸打发我去找爷爷，跟他说千万不能让牛回家。

值钱的家当被扫荡一空，一家人心里窝着火。这还没完，二妹一回来，那些人又来了，还是要罚款。二妹五岁了，送了好几家都没人要。于是，他们赶走了牛，还骑走了自行车。爷爷一口气没上来，撒手人寰。

二妹回来那年，年头不好，庄稼歉收。但这关二妹什么事呢？庄稼不是她种的，水不是她浇的，肥也不是她施的，最后歉收的责任却归到她身上。就这样，她便成了我们家的“扫把星”，也是爸爸的出气筒。稍不顺意，非打即骂。二妹挨打时，蜷缩着瘦小的身子，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绝望，连哭都忘了。忍气吞声，是生活给二妹上的第一堂课。

地里歉收，家里揭不开锅，甚至靠借粮度日，这一度成为村里的笑话。而我，成了全家脱贫致富的唯一希望。父母望子成龙，指望我考上大学。我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天资不高，能考个中专就不错了。但爸爸执意让我考高中，结果中考不出意外地落榜了。我想出去打工，爸爸不同意，东凑西借，花三千块买了一个高中借读的名额。高中三年，我拼命学习，好歹考上了省公安专科学校，算是不负众望。录取通知书来了，爸爸却愁了，别说学费，连路费都没有。爸爸想都没想，就让二妹辍学打工。她那年十五岁，念初二，学习成绩很好，年年都考第一，考个名牌大学不在话下。她才是我们家的希望。

我不同意二妹辍学，不能让她为我做出牺牲，她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但反对无效，在我去省城的第二天，二妹就跟着表叔南下去了吴州。寒假回来，我才知道，我每月的生活费竟是二妹打工挣来的。我二十岁了，却靠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养活，这对二妹不公平。当然，从她五岁回家，或者从她三个月被送走的那天起，她的世界里就没有“公平”二字。相比我和三弟，她承担了更多的农活和家务。每年麦收，她都是不吃晚饭的，不是不饿，而是太累，回家倒头就睡，没有时间吃饭。第二天一早，又像饿狼一样吃得肚子鼓起来。我家是愧对二妹的，她却从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我知道她有，她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