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索菲亚教堂

但凡去过哈尔滨的人，还有哪个不知道圣索菲亚教堂呢？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哈尔滨人，冯淑慧当然很早就去过圣索菲亚教堂，并对它高高的尖顶、曲折的回廊、奇形怪状的浮雕圣像印象深刻。哈尔滨开埠虽晚，却曾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当然它的洋派也是出了名的。所以打从记事起，冯淑慧就见惯了街上走来走去的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当中多是俄国人和犹太人，也有俗称“小鼻子”的日本人，因为和中国人长相差别不大，好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太清楚。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了，昔日耀武扬威的“皇军”逃的逃，抓的抓，杀的杀，留下来的都是些走投无路的侨民，早丢了从前的跋扈，灰头土脸的，见人就鞠躬，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儿。

这些都是冯淑慧在俄国洋行里当襄理的父亲跟她讲的。父亲说，世道变了，咱们中国人可以伸开腰了。父亲说这话时两只小眼睛透着光亮。他招了招手，十岁的小冯淑慧就识趣地端起小酒壶给父亲的酒盅倒满了酒。父亲高兴的时候喜欢喝两口，他喝酒只喝南岗区老裴家烧锅出的二锅头。老裴家烧锅当年在哈尔滨可是很有名的，一般人想喝都喝不着，得提前预订。父亲喝酒时对酒的要求挺讲究，至于下酒菜就很随便了。通常情况下就是两个咸鸭蛋外加一块大豆腐，偶尔也开开洋荤，来一根俄罗斯红肠就酸黄瓜、黑列巴下酒。冯淑慧的父亲在洋行里工作，他有这个条件。

父亲那年虚岁五十，冯淑慧是他快到四十岁才得的小女儿。照理应该很是受宠，可惜身为俄国皮货洋行的老襄理父亲，虽然经常和“老毛子”打交道，嘴里时不时蹦出几句俄文，但骨子里却还是“老八股”，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其严重。所以，冯淑慧打小就学会了看人脸色，她帮母亲拾掇屋子，抢着给要出门的父亲找鞋、拿衣服，在邻居眼里，她是个乖巧懂事、让人省心的孩子。

顺便提一句，冯淑慧的娘是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当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她父亲。父亲本来不同意，不过最后还是在家里的百般催促下把她娘娶了过来，过门后就一直不得烟儿抽（不受待见）。只不过娘的肚子挺争气，第二年十月怀胎居然生了一对双胞胎大小子，乐得远在牡丹江的冯淑慧的爷爷一蹦多高，托人捎信儿，连称儿媳妇给他们老冯家立了一大功。冯淑慧的父亲心里头也高兴，他眨巴了两下小眼睛，就上菜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亲自下厨房炖了一锅鸡汤，连鸡肉带汤盛了一大碗，颠颠地给在里屋炕上坐月子的母亲递了过去，自此将这个婆娘撵回娘家的念头也就断了。冯淑慧俩双胞胎哥哥刚到六岁，父亲就忙不迭地把他们送到哈尔滨国立第三小学去上学，等到冯淑慧出生的那年，又把他们送到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也就是现在的长春去考国立高等中学。冯淑慧的两个哥哥也真争气，谁都没落榜，齐刷刷地都考上了国立高等中学。

老一辈东北人都知道，当年在伪满洲国能够考上国立高等中学可是不得了的事。据说，学校里有很多日本老师，上课时都讲日语，学生讲不流利就扇嘴巴子。国高学生的校服也跟日本学校差不多，清一色的白衬衫、黑制服，脚上蹬着黑皮鞋，老师和学生见面彼此要鞠躬敬礼，总之，学校里的规矩特别多。还有个好处，上了国高之后学生的学杂费用就不用自己掏了，学习成绩好的还有补贴，毕业之后优先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去深造，再不济也能在伪满洲国政府弄个差事。现在想想，当时读国高的所谓优厚待遇，不过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实施奴化教育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确实蒙蔽了很多人。眼皮子浅的且不说，连老襄理这种见多识广的人也把念国高当成光耀门庭的事。谁能想得到呢，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不可一世的日本人连同他们扶植的伪满洲国说败就败了。从感情上讲，老襄理当然希望鬼子完蛋，但是身为父亲的他理所当然地还是有点儿担心他的两个读过国高的儿子。

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从国高毕业后都在长春谋得职业。大哥在二道警署当上了巡官，二哥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做翻译。两个儿子出来进去的一个戴警帽，一个穿洋服，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薪水待遇都不错。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了两年多，就到了“八一五”光复，日本人和他们扶持的伪满洲国哗啦啦倒台，随之而来的是对汉奸鬼子的大清算。一时之间，哈尔滨街面上是风声鹤唳、鸡鸣狗跳，昔日那些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人自危，每天都有被五花大绑、背插汉奸标牌的人让大卡车给拉到松花江边上枪毙了。老襄理就开始惦记起他远在长春的两个儿子来，这俩儿子一个给伪满洲国做事，一个给日本人做事，那小日本自不必说，现如今连满洲国的名字前边也加个“伪”，论起来不都在国民政府所列的汉奸的条条框框之内吗？弄不好，这次政府就得把他们哥儿俩划拉进去，要是那样，这个家可就毁了。老襄理一想到这儿就唉声叹气，却又一筹莫展，连着几天喝闷酒。

这一天，长春那边终于有信来了。开始以为是凶信，拆开后上边说的却是大喜讯。信是哥儿俩写的，大意是请父亲不要心焦，他们哥儿俩一切都好，原来，这一次他俩不仅都没受到冲击，反而都撞上了好运。老大单位警署被国民政府接管后，派来的新署长也是哈尔滨人，一唠嗑他们是小学同学。这个同学署长挺仗义，在对其甄别审查时不仅给了他个“合格”，还推荐他当上了警署副署长，老大没遭贬反而升了职。老二呢，在洋行里一直待得很平稳，光复之后他们洋行照常运转，没像别的洋行那样早早地被查封。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洋行老板早就和国统区暗通款曲，生意对象有好多都是国民党内的大人物，经他们一疏通，洋行自然无事。不仅无事，生意貌似更加活泛了。没几天，政府需要一名日语翻译，洋行老板就把老二介绍了过去，试用期间人事部门对老二的业务能力很中意，老二摇身一变就也成了政府的公务人员。老襄理头上一片乌云全散去，这才卸下身上亡国奴的重担，算是彻底伸开腰来。

因为两个哥哥常年不在哈尔滨，即便是偶尔回来他们也是应酬不断，很少在家。所以小冯淑慧和这两个大她十多岁的哥哥并不亲。现在想起来，其实这哥儿俩对冯淑慧这个唯一的妹妹还是很疼爱的，每次回来都不空手，闲下来的时候也带着她出去玩。不是到松花江上去滑冰，就是逛俄国人开的秋林商行，那里边琳琅满目的都是俄国货。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都喜欢吃秋林商行里卖的里道斯红肠，而小冯淑慧只对橱窗里摆的俄罗斯套娃感兴趣。后来，在冯淑慧七岁生日的时候，她终于得到了一套俄罗斯套娃。冯淑慧不记得是哪个哥哥给她买的了，有可能是大哥冯守哲，也有可能是二哥冯守理。两个哥哥长得太像了，有很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反正见面时叫哥总没错。冯淑慧还记得两个哥哥都挺好看，喜欢穿西装扎领带，出门时皮鞋擦得铮亮。这样的装扮当时在哈尔滨的年轻人当中是很常见的。不是讲南有上海，北有哈尔滨吗，哈尔滨城这个“远东巴黎”的称谓可不是白叫的。

也就是在哥哥写的这封信里，再次提到了让冯淑慧上学的事。两个哥哥语重心长地劝父亲，说时代变了，女孩子也要读书识字，将来参加工作为社会服务，从前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都是封建糟粕要不得。他们还夸赞父亲在洋行里做事思想开明、识大体，能够担当起倡导新文明的表率。

老襄理此前对让冯淑慧读书的事并不上心。

街坊邻里有好多家都把女孩子送去读书了，有的家里条件也算不上好，但在孩子教育方面却一点儿都不含糊，关键是人家对待女孩儿的态度，是把女孩儿放在和男孩儿同等地位上。这样的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很前卫的，别忘了那可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走出来，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还不深。别说让女孩子上学读书了，有的地方连给女孩子裹脚缠足的陋习还保留着呢。所以感觉哈尔滨在当时也真是座思想开放的城市。老襄理事事好强，唯有在这件事上差点儿劲，其实他心里也在犹豫，家门口拐过两条街就有所小学校，但那所学校是教会办的，男生女生都收，而且是男女混班一起上课。让一帮丫头小子整天混在一起，这事让老襄理犯膈应。老襄理的意思是想让冯淑慧上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哈尔滨的女子学校已经不多了，道里街有一所，香坊街有一所，而且收费都挺高。老襄理虽说谈不上多有钱，可这点儿钱也不差，他担心的是这两所学校离他家都挺远，那时小学校又普遍没有寄宿，都得走读，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上下学实在不方便。

转过年秋天，冯淑慧终于背上书包，到位于道里区的国立哈尔滨第二女子小学校去读书了。仅仅过去一年，老哈尔滨人都亲身经历了时局的巨大变化。首先是当政的国民党蒋总裁撕毁了国共和谈协议，率先打起了内战，紧接着共产党的林彪率领十万军队入关，占四平、打长春，千里奔袭来到了松花江南岸。这一年春夏之交，东北民主联军所属的三五九旅在林彪手下干将李天佑的指挥下，赶跑了哈尔滨的国民党守军，一举收复了哈尔滨城。新的历史一页就此翻开。街头巷尾的哈尔滨人都热烈地谈论着共产党新政府，怀着对未来日子的美好期待，当然也暗含着少数人的惶恐和惴惴不安。

老襄理也感受到了这次时局之变与以往的不同。共产党进城后没多久，他的犹太人老板彼德洛维奇就飞快地把洋行出兑，然后又变卖所有不动产举家去了比利时。出兑的理由是他在国外经商的儿子破了产，他要回去帮助儿子渡过难关。老襄理跟犹太老板干了快二十年了，知道这老家伙根本没儿子，就一个女儿在上海，两年前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二等秘书，还是个黑人。老犹太人对女儿的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一喝醉就骂他这个黑人女婿。

老犹太人彼德洛维奇据说是个白俄贵族，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一待就是近三十年，洋行也开了这么些年。老家伙头脑灵活会来事，无论是苏联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也无论是商场上的，还是官面上的，这个彼德洛维奇都能处得来。这些年尽管时局不稳，哈尔滨城头变换大王旗，洋行的生意却始终不倒，且有蒸蒸日上的趋势，足以见得老犹太人的手段。老犹太人向来视财如命，撂下这么大的生意突然出走他乡，肯定是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临出国之前，老犹太人请老襄理喝了一顿酒，酒桌上他什么也没提，只是塞了一沓钱给老襄理，分别时又跟老襄理来了个西方式的拥抱，给老襄理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那阵子冯淑慧家里挺不顺当的，接连出了好几件事。头一桩是老襄理的父亲也就是冯淑慧的爷爷突然去世。老爷子立秋那天晚上还好好的，睡了一宿觉后第二天早上就再没有睁开眼睛。老襄理一边急慌慌地赶到牡丹江乡下去奔丧，一边捎信给两个在长春工作的儿子，让他们从吉林那边赶过去给爷爷送葬，结果爷爷都烧头七了也没见到哥儿俩的影儿。再一打听，原来是东北民主联军正在打长春，出城的交通线都给掐断了，哥儿俩给堵在城里出不去了。老襄理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刚回哈尔滨没两天，冯淑慧的母亲早上到胡同口倒炉灰，被一辆拉煤的马车给剐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感觉，也就没当回事，没想到中午下炕的时候一骨碌就摔到地上，再想爬起来可就动弹不了了。

父亲听到消息，急忙请来道外街和盛堂医馆的坐堂先生柳子鸣来诊治。柳子鸣先生眯着眼睛号了半天脉，说是肝阳暴亢、肝火上扰引发风痰淤血、痹阻脉络之症。用了含有怀牛膝、龙骨、甘草等十几味中药的方子，连着吃了半个多月，还真有点儿疗效，母亲让人搀扶着勉强能下地了，但腿脚依然是软绵绵的。柳子鸣先生说这个病治到这份儿上已经很不错了，这种病属于风疾之症，难去根，只能维持现状。

母亲患病的这些时日，日常的看护、照料工作自然由小冯淑慧来承担。老襄理白天忙着处理老犹太人洋行里留下的善后事宜，晚上还得回家给病老婆煎汤熬药，又牵挂着长春城里两个好久没有音信的儿子，不免心烦气躁，哪儿还顾得上考虑让冯淑慧上学的事。再说了，老婆病成这样，白天家里没人照看又怎么能行。

就这样，冯淑慧上学读书的事又迟缓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冯淑慧上学路上，要穿过两条胡同，还要乘坐有轨电车行驶三站地，下了车往北拐一个街口，等到可以清楚地望见圣索菲亚教堂那个洋葱头样的尖顶时，学校就快到了。

时间长了，冯淑慧上学时也学会了抄近路，她和同学下了电车，贴着教会医院的东墙根走，斜插到彼基廖夫公馆后门，再往北走个百十来米，就到了学校的大操场。这么走的路线最短，但是就看不见圣索菲亚教堂巨大的门廊了，只能从侧面望到教堂围栏里面怪里怪气的建筑轮廓，不时地有钟声从里面传出来。

即便是放到现在，圣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之一。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由俄国建筑师克亚西科夫主持设计，原为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中东铁路的随军教堂，后来对普通教民开放，在当时已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以其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闻名。小冯淑慧后来是从书上读到有关圣索菲亚教堂的介绍的，开始她还没有把这个每天上学都路过的洋教堂和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对上号，认为只是名字巧合而已，彼圣索菲亚非此圣索菲亚。她和同学还是习惯性地管眼前这个高大的建筑叫作“洋葱头”。至于“洋葱头”里面，她一次也没有进去过。据说那里面可以随便出入，穿黑袍、手拿十字架的洋神父态度很和蔼，看见小孩子还会拿出糖果给他们吃。但是不知为什么，那阵子冯淑慧对圣索菲亚教堂总是怀着一丝恐惧，每次路过教堂时她都快步走过，似乎稍有停留就会撞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就像她在松花江滩头草丛中看到小猫、小狗和弃婴尸体时的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