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都到仙都（Chandu）到仙乸都（Xanadu）

罗新教授的历史语言学考察让我生出更多疑问

2024 年7 月31 日，我们前往锡林浩特市区之前，去参观了我梦寐以求的上都遗址。这是目前内蒙古境内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当然是我们此行的首选旅游目的地。我长期工作生活在大都（在元朝的历史中心地带即最近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一带，曾有十年上班经历），多年前曾经去看过尚未开发为旅游景点的中都遗址（位于张家口境内），因此对上都的好奇心或兴趣非常大，也因此，无论是造型别致、展品丰富的上都博物馆还是已成一片荒丘的遗址，我都兴致勃勃，看得相当仔细，听得非常认真。

我注意到：在上都博物馆的英文名称中，“上都”一词用的是“Xanadu”，而不是音译的“Shangdu”。我脑海里一下子闪过几个问题：“上都”是如何音变成“Xanadu”的？两者真的可以划等号吗？为何主事者决定用“Xanadu”，而不是音译的“Shangdu”或其他英文译名？

文史专家罗新教授对这些问题有过一些思考和解答，在其历史地理散文著作《从大都到上都》的长篇前言中，他提出了几乎跟我一样的思考：“今日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词义两个方面都略有变化的Zanadu），虽语源还是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对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变化做了一番考察，主要提出三个关键点（三个人的三部作品）：1.“《马可·波罗行纪》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译拼写为Chandu，是基本忠实于上都本来读音的。” 2.“英国旅行记作家与编撰者珀切斯（Samuel Purchas， 1577—1626）首先在1614 年出版了简本的《珀切斯游记》，其中有关上都简介的部分，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但上都的拼写改成了Xandu，这种改动可以认为是因为从法语进入了英语。珀切斯于1625 年又出版了20 卷本《珀切斯游记》，其中第11 卷有对上都的详细描写，继续用Xandu 拼写上都。”3.“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写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记》的Xandu 写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种误读还是有意的创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盛名及此诗的广泛流行，Xanadu 不仅成为上都的标准译名，而且还具备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义。”（新星出版社2017 年11 月版）。

罗新指出了这一语词演化的基本脉络，即马可·波罗把“Shangdu”读写为“Chandu”，珀切斯改写为“Xandu”，柯勒律治进而改写为“Xanadu”。

不过，对他的这些论述，我有不少疑问。

比如：“基本忠实”具体如何理解？马可·波罗为何把“上”这个卷舌音和后鼻音发作“Chan”（在法语中的读音类似于“仙”）这个非卷舌音和前鼻音？这算“忠实”吗？“老法文”是什么样的法文？

再如：珀切斯是旅行记作家还是编撰者，抑或编者？所谓《珀切斯游记》是他自己写的旅行记吗？他在1614 年出版的《珀切斯游记》是1625 年的简本吗？两者都用“游记”命名吗？珀切斯于1625 年出版的《珀切斯游记》是20 卷本吗？他为何以及如何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所谓《珀切斯游记》真相如何？珀切斯只用“Xandu”这一个英文名来指代“上都”吗？

还如：柯勒律治的诗取材于《珀切斯游记》的哪一部分？他又如何描写上都？“Xanadu 不仅成为‘上都’的标准译名，而且还具备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义。”其内在原因是什么？

力图一一解答以上三组问题；珀切斯一生出版的三部书都不可翻译为“游记”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问题。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但《马可·波罗行纪》的原版是用法文撰写的；因为撰写者不是他本人，他基本上是口述，帮他记录并撰写成书的是来自比萨的鲁斯蒂谦。因此，有些比较严肃的版本都会在马可·波罗后面同时署上后者的名号——比萨的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Pisa）。鲁斯蒂谦是精通法语的意大利人，所以有人说，他手书的原稿是用带有意大利元素的古法文或者说是所谓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这种文字的优势在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当然不是全部的人）都能看懂，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这部法文书一问世就在意大利颇为流传。最根本的问题是：鲁斯蒂谦只是记录者，把“Shangdu”音变为“Shandu”的与其说是鲁斯蒂谦的笔，不如说是马可·波罗的嘴，也就是说马可·波罗早就习惯于把“Shangdu”念作“Shandu”。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蒙古人那里直接学到这个汉语词语的发音的，而蒙古语的发音就是“Shandu”，基本上丢掉了汉语中的卷舌音和后鼻音。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问题。帕彻斯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塞克斯特，是一个自耕农（yeoman）的儿子。也许，他曾发下宏愿，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事实上，他根本做不到，他本人曾自承，他从未去过“离我出生的埃塞克斯郡萨赫特200英里的地方”。但他想给别人造成的印象是：他曾“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且他思考的都是关于宇宙和人类的大问题。他营造这个人设的方法是编书，把别人的书（包括书信）编入自己的书，署上自己的名，而且还加上所有格（his），表示书中的一切都是他的（包括经历和叙述）；他企图占为己有，但有点难为情。于是，他让人把“his”这个词的字体印得比前后两个词要小许多。在书名上他可谓煞费苦心。不过，他所编的第一部书到了第四版即最后一版印行时（他去世的年份，即1626年），或许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帕彻斯加上了书中文章的作者名录。

帕彻斯乐意或者说刻意选编那些跟海外经历有关的故事和文字，马可·波罗关于远东的文字自然成了他的首选。当然，他会写一些前言后记，把一些宗教观念生拉硬扯到那些生动热乎的游记上去，以申明他出版这些书的大义。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称他为旅行记作家（哪有不太旅行的旅行记作家？）。有关他的英文材料中，一般称他为“compiler”（汇编者），最多加上“editor”（编辑者）。他是一个狂热的编书分子。如果原作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那他会改为第三人称，如“马可·波罗说……”

除了编书，让他这个牧师更加狂热的是传教；所以他给他所编的内容为游记的书都套上了宗教色彩的帽子：朝圣。他仿佛要让人把阅读别人写的关于远方或异方的记述当作语言的朝圣。或许他的真正用意是：基督教徒的传教使命应该无远弗届。

帕彻斯一生编过三部书，全以“ 朝圣” 为名。1.1613 年出版的是《珀切斯的朝圣之旅，或从开天辟地到目前（1613）在所有时代和所有被发现的土地上观察到的世界与宗教记述》（PurchasHis Pilgrimage， Or，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ofReligious Observ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1613）。请注意：此书的初版年份不是罗新说的161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多家机构藏有这个版本，其有关印行的完整信息是：London ：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forHenrie Fetherstone，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pein Pauls Church-yard at the signe of the Rose，1613。2.1619年出版的是《帕彻斯的朝圣者或小宇宙或人类史》（Purchas his Pilgrim or Microcosmus，or theHistorie of Man）。3.1625 年出版的是《哈克路特的遗作，或帕彻斯的朝圣》（Hakluytus Posthumus，orPurchas his Pilgrims）。帕彻斯所编这样的三部书都没有用“游记”命名，而且名称还有区别。因此，尽管旅行作家堂·乔治（Don George）说：“每次旅行都是朝圣……旅行是使世界变得神圣的朝圣行为。”（转引自罗新：《从大都到上都》，新星出版社2018 年版，第53 页），我们都不应该直接把它们翻译为“游记”，否则就从书名上剥夺了他虔诚而深刻的信仰用意——每一册书似乎都是他朝圣的阶梯。

第一部《珀切斯的朝圣之旅》颇受读者欢迎，在帕彻斯去世之前（1626）就出了第四版。每次再版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印刷，而是增加不少内容。笔者经眼的是第三版和第四版，分别印行于1617年和1626年的伦敦，第三版分为四部（books，即四个部分parts），第四版分为九部，都比第一版多出不少篇幅，都多达1100多页；以至于有学者怀疑说，柯勒律治当年在旅途中不可能在箱子里放这么厚重的一本书，还时时拿出来翻看。还有学者说，他可能带的是另一部书，即《哈克路特的遗作，或帕彻斯的朝圣》。殊不知，1613年第一版的《珀切斯的朝圣之旅》并没有那么厚，比较方便携带。况且，他喜欢这砖头书，再重也愿意带着它边走边读，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或不合理。最重要的是：在发表《忽必烈汗》之前专门为之写的序中，柯勒律治自己明说他读的是《珀切斯的朝圣之旅》（Purchas His Pilgrimage ）。

按照罗新教授《从大都到上都》的前言里的语境逻辑，1613年的是1625年的简本；殊不知，这是两部不同的书。两者名字就不同。1613年的叫《珀切斯的朝圣之旅》，1625年的叫《哈克路特的遗作，或帕彻斯的朝圣》。另外，珀切斯于1625年出版的《哈克路特的遗作，或帕彻斯的朝圣》不是20 卷本，而是4 卷本。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多家机构藏有这个版本的电子版。20卷可能是后来另一个版本的卷数。

《珀切斯的朝圣之旅》第三版（1617）的第四部分中关于“上都”的叙述比较详细（基本上来自《马可·波罗行纪》）。此书最后一版（1626）的第四部分中介绍了许多中国城市，也还引用了许多马可·波罗的材料，但已经不再提及“上都”。大概在那之前不久，珀切斯终于搞明白：上都早就随元朝的灭亡而灰飞烟灭了。1626年已经是明朝天启六年（他在第四版中依然说那是万历四十年，即1612年——大概是他开始编写此书的年份，后来没有改过来），早在257年前，即1369年，元朝亡国之君顺帝就被起义军逼迫从荒败的上都继续北逃，这个辉煌一时的都城早就没有了马可·波罗笔下的人和物。

在珀切斯的书中，“上都”一词不止“Xandu”这一种写法，而是有三种：Xamdu、Xaindu 和Xandu。笔者揣测，前两种可能是排字工人看走眼或误操作的结果，“m”被拼作“in”或相反。当然，17 世纪上半叶的英语还是早期现代英语，与后来成熟的现代英语相比，还有许多不规范的发音和拼写现象。不仅“上都”没有英文定名，连威名远扬甚至让人闻名丧胆的“忽必烈汗”也没有，他的英文称号被珀切斯他们写作“Cublai Can”，与后世的名称——比如柯勒律治的写法（Kubla Khan）相差不少。

不仅在17世纪早期的这些英文文献中，“上都”没有定名；甚至在柯勒律治发表《忽必烈汗》这首所谓“名作”一个世纪之后，“上都”的英文名也还是没有固定。英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Yule，1820—1889）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是比较权威的（完成于1871年），后来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对这个译本进行详细的修订补注，于1920年再版。在这个译本中，“上都”的英文名也有三个而不是一个。亨利·玉尔基本沿用其法文名，即“Chandu”（总共出现10次），更加接近汉语译音的“Shang Tu”一名则出现四次。比较有意思的是，此书目录中有这样的一条内容：“Chandu， properly Shangtu”。意思是：“上都”的准确英文写法不是“Chandu”，而是“Shangtu”。紧接着，编者马上说：“Kúblái’s Annual Migration toShangtu.”（忽必烈每年移驾上都。）这个内容应该是考狄加上去的，他曾来中国实地考察，所以知道“上都”在中国人口舌上的比较准确的发音。另外，我发现，现代学者们更喜欢用这个比较准确的发音。比如，在1949 年出版的伯希和译注的《蒙古秘史》中（法文标题为意译的Histoire secrète demongols，英文标题为音译的The Yuan Shi），“上都”被写作“Shangtu”。其77 章中有这样两句：“Everyyear， [the Emperor] resorts to Shang tu。 On the 24thday of  the 8th moon， the sacrifice called‘ libation ofmare’s milk’ is celebrated.”（每年，上驾临上都。八月二十八日，行马奶酒祭仪。”）顺便说一下，伯希和这位20 世纪最杰出的汉学家、最有语言天赋的学者把此处的“八月”翻译为“第八个月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