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与“革命政治”转换中的新文学

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谓“政治与文学关系”大概已是略显陈旧的话题，在很多时候，它甚至会被视为一种早已被摆脱了的研究范式。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还是90年代的“告别革命”思潮，都把政治视为某种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抽象框架，而对这一框架的疏离、反思和突破始终在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和持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某种前提性的感觉意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完全消失。就坚持文学本体意识的研究理路而言，政治往往被视为和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作为某种辅助性的历史背景，它对文学文本内部的形式分析价值甚少，相反，抵达这个政治本身就需要以文学的形式、语言为媒介。除了文学本体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是另外一条值得重视的理路。作为一个后设性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未必能够呈现新文学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的必要性是毋庸讳言的。不过，在引入历史学学科方法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也在不自觉中引入并固化了某种观念性的政治理解。按照某种未加反思的实证主义流程，一种曾经起着枢轴作用的政治便被“还原”为意识形态神话意义上的叙述，而那些被政治涵纳其中的文学往往会被等同于有待检视的史料。由此逻辑推至极致，新文学之为文学的虚构属性也会以“辩伪”的名义排斥在“真实的历史”之外。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重新理解政治，或者说如何从历史层面重建20世纪中国的政治认识论。对新文学而言，与之相关的政治其实就是革命政治，它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贯穿性的、起着核心作用的历史过程。因此，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必要从正面去理解这个作为完整历史过程的革命政治，理解这种革命政治和新文学互相涵纳的关系。对此，本文试图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有关“革命”的说法为案例展开讨论，也即把所谓中国新文学发生的问题放在民初革命政治和文学相互涵纳的过程予以解释。

1917年1月，《新青年》二卷五号刊发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个月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二卷六号。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郑振铎对这两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是有所偏至的。在他看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已”，与之相比，“陈独秀继之而作《文学革命论》，主张便鲜明确定得多了”。由此，陈独秀激烈的言论姿态被视为文学革命展开的真正前提：“他是这样的具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在《逼上梁山》的回忆中，胡适尽管对陈独秀“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说法略有微词，但他也仍然充分肯定了陈独秀“革命”的威力：“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不可否认，胡适是“‘文学革命’一个名词”的最早使用者，也是通过他和美国友人持续不断的“讨论”，“文学革命”才最终生成为一套“系统”的文化“方案”。但胡适点出的“老革命党”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而对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而言，“革命”不仅是“一个名词”，还和他在晚清民初身处的革命境遇和身受的革命经验密切相关。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及：“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此前学界对这个“三次革命”的说法关注不多，唯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将其解释为“辛亥革命与两次讨袁”。第一次革命为“辛亥革命”应无疑义，两次“讨袁”中的第一次系1913年“宋案”后爆发的“二次革命”，同样是史学界的定论。但在当下通行的近代史叙述中，第二次“讨袁”却并未以“革命”称之——因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蔡锷等西南地方将领为首的“护国军”，所以这次“讨袁”更多以“护国运动”之名载入史册。但回到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局来看，陈独秀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其直接目标即为“再举革命”，而国民党激烈派策动“第三次革命”的传言始终弥漫在当时以报刊主导的政治舆论中。据冯自由回忆，国民党人曾在海外创办多家刊物鼓吹“三次革命”，并在华侨群体中为“反袁”活动筹款，而冯本人在旧金山主笔的《民口》杂志“提倡急起三次革命军以讨伐袁世凯，最为激烈”。

陈独秀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经历，此前的研究已经有较多讨论，而国民党激烈派的“第三次革命”和他的关系更为复杂和微妙，相关历史线索有待进一步梳理。1915年秋冬间，冯自由把“《民口》杂志历期所撰论文”结集为单行本，后经陈树人联络，以《三次革命军》为名在东京出版，而与冯十余年未见的故交苏曼殊撰写了题辞。民国三年（1914）、民国四年（1915）两年间，陈独秀也正在东京协助章士钊主持《甲寅》杂志，这也是他与苏曼殊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之一。1914年底，章士钊将自己的旧作《双枰记》刊载于《甲寅》一卷四号上，陈独秀和苏曼殊分别作叙；而1915年7月《甲寅》一卷七号上，苏曼殊的《绛纱记》发表，作叙者则是陈独秀和章士钊。由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言及“三次革命”和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国民党激烈派宣传话语或有渊源，而其1917年“文学革命军” 的说法固然可以远溯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但也不排除与冯自由《三次革命军》牵涉的可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这种符合国民党激烈派口径的“三次革命”说直到1917年的《文学革命论》中才正面登场。在不久之前的《甲寅》时代，从未见陈独秀有这类正面鼓吹革命的言论，而在他见诸报刊的文章中，甚至“革命”一词都颇为罕见。这一点，自然和民国初年政局中革命党人的舆论境遇有关。中华民国以“辛亥革命”成，但在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即逐渐成为主流舆论，而“革命”本身的合法性也遭遇危机。宋案后的“二次革命”不仅以国民党取缔、孙中山和黄兴亡命海外告终，还伴随着北洋政府和主流社会舆论对“革命”的进一步污名化。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曾在通告中痛心疾首地宣称，“迨至二次革命后，成败殊途，毁誉益甚，一则始终乱党，一则俨若天神”。

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固然是“老革命人”，但他和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激烈派始终有所疏离。尽管他很早就曾从事反满革命，但其主要活动更多是在安徽展开，其参与创办的岳王会常常被视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无直接联系。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曾在安徽担任柏文蔚都督府的秘书长。柏文蔚虽然是同盟会员，但并不受孙中山信任，他曾在《五十年大事记》中抱怨“中山先生但听落伍者之讒言，颇不信余”，这使他的诸多机要事只能和“陈独秀、徐子俊、徐介卿相与计议”。同盟会会员柏文蔚尚且如此，没有参加同盟会的陈独秀和革命党中心势力的关系更为疏远，“二次革命”爆发后，这一点也构成他在安徽军队中策动“反袁”活动的一大阻力。至“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亡命上海，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称：“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阁笔，静待饿死而已。”此次通信发出不久，陈独秀即自上海赴东京协助章士钊办理《甲寅》杂志。和陈独秀类似，《甲寅》主笔章士钊也和同盟会的激烈政治保持着距离。自1905 年立志“苦学救国”时，章士钊即曾立誓“绝口不谈政治”，且拒绝加入中国同盟会，而在民国成立后主笔《民立报》期间，更因独立政见和国民党激烈派爆发笔战。事实上，《甲寅》的创办本身也是在拒绝了胡汉民等“激烈分子”合作办刊的邀请后独立创办，办刊期间，杂志社还曾被激烈革命党人捣毁。

《甲寅》时期陈独秀这种罕言革命的状况，其实延续到了《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时代。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在通信栏中即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由此，《青年杂志》和前面几期《新青年》中虽然通过“国内大事记”涉及包括“国体”“孔教”在内的时政话题，但很少正面言说“革命”，尤其“政治界”之“革命”更未正面提及。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和《青年杂志》在袁世凯洪宪帝制活动时期的反应。1915年底，袁世凯接受皇帝尊号，并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1916年初，《青年杂志》第一卷五号的国体问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文中提到，1915年12月12日，参政会议“再得总统覆文，允许就位”，“数月以来之国体问题，至次可告终结矣”。 但此后又提及12月22日西南诸将领通电，反对帝制引发战争，“至此则国体问题已由投票表决时期进于武力解决时期矣”。但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底这个时间有特殊意味，尤其从国民党激烈派方面来看，这正是所谓“第三次革命”真正付诸行动的关键时刻。1915年11月10日，陈其美策划了“肇和之役”，“刺杀袁的悍将上海镇守史郑汝成，12月5日，一度夺取停泊上海的‘肇和’巡洋舰、警察局，均为陈其美所策动，参预其事”。这场由国民党人发动的起义在时间上早于“护国运动”，正因为此，郭廷以称“反袁派首先发难的为革命党”。而在中华革命党的通告中，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肇和之役”则被称为“第三次革命”：“十二月五日，上海之役，为第三次革命海陆军突起之一大霹雷，又为各地讨袁军最强有力之导火线，次各报纸所得喧传，亦世人所公认者也。”上海“肇和之役”发生前后，正是《青年杂志》刚刚在上海创办的时期，陈独秀本人也在上海，但这场由国民党人发动的“肇和之役”并未被《青年杂志》提及，而西南各省的“反袁”通电更没有被冠以“第三次革命”之名。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陈独秀常常被定格为一个激进分子的形象，但结合他在清末民初政治界“三次革命”的完整经历来看，罕言革命恰恰是他在这个时期的基本状态。

事实上，1917年初《文学革命论》中“革命”的正面出场是有前提条件的，而这些前提条件在1916年激变的政局和舆论中有一个逐步具备的历史过程。首先，尽管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并未在讨论洪宪帝制时正面谈及“革命”，但他的“反袁”立场已经非常明确。1916年1月出刊的《青年杂志》目录页未按既往的惯例标明日期，仅以“正月号”代之，这实则是对袁世凯政府下令全国报刊改用洪宪年号的抵制。其次，袁世凯称帝本身还是极大地扭转了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的舆论评价，“二次革命”后“一则始终乱党，一则俨若天神”的舆论开始发生松动乃至逆转。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一卷六号出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提到：“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在他看来，“宝爱共和”“厌弃专制”意识的发生恰恰是袁世凯称帝带来的意外效果，因此，“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最后，1916年下半年的政局出现了更有利于革命党人的变化。至6 月份，袁世凯病亡，黎元洪继任总统，开始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组织由国民党人参加的新内阁，并开放党禁。黎元洪在命令中宣称：“本年七月十二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应一律释放，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并通电各省长官，不准再仇视党人矣。”

自二卷一号开始，《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其同人调整和上述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通告称：“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陈万雄曾指出，“新加入撰稿的作者”表明“从二卷起，《新青年》已突破了皖籍作者为主力的局面”，其中，温宗尧时任肇庆护国军都司令部外交局长、护国军军务院外交副使，而“马君武、杨昌济、苏曼殊、光升和吴稚晖都是20世纪初头与陈氏在东京、上海共事革命活动的同志”。对这些“新加入撰稿的作者”，陈万雄的讨论有些简略，而其对《新青年》政治立场和言论形态的影响也就没有得到充分把握。例如，被陈独秀列入新作者名单的吴稚晖（吴敬恒）在民国三年、四年两年流亡欧洲，并在1916 年和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创办《旅欧杂志》，提倡无政府革命。对国内政局的变化，《旅欧杂志》给予了持续关注，在其首期的“国内要闻”栏目中，就集中报道了黎元洪政府“召集旧国会”“组织新内阁”“恢复旧约法”“裁撤京畿执法处”的新闻。而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旅欧杂志》同人陆续归国也和这些政局变化直接相关。1916年秋，吴稚晖自巴黎归国，并和钮永建在上海主持《中华新报》。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0月1日）和二卷三号（11月1日）刊发吴稚晖《青年与工具》和《再论青年与工具》。在吴稚晖之后，蔡元培也归国执掌北京大学，并聘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最终促成了《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