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学术研究中的生命意识

林庚的学术研究涉及面颇广，“一是新诗，二是文学史，三是唐诗，四是《楚辞》研究”。他有诸多注入诗人生命力与时代感的诗论，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再到八九十年代，一直认真地思考与实践中国新诗的道路；作为一位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在场者”，他有关新文学史的授课讲义最终整理面世，是一部“元气淋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与此同时，他始终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诗人李白》《〈天问〉论笺》《唐诗综论》《西游记漫话》等著作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泛的学术趣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林庚各方面的三篇代表性文章，勾连贯穿在他学术生涯中的生命意识，探寻老一辈学人在学术研究之上对人的精神与尊严的殷殷关切。

《诗与自由诗》：诗歌语言中的生命活力

林庚很早就开始了自由诗的写作，在1933年、1934年出版了诗集《夜》和《春野与窗》，并逐步写了一些诗论。《诗与自由诗》是他早期诗歌理论的核心文章之一，虽然后来他的诗歌观一直在变化与推进，但这篇文章已经预示了他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诗歌中的生命力。可以说，无论是早期写作自由诗，还是后来转向对自然诗的提倡，他对诗歌语言所体现的新的生命力的执着始终贯穿于他诗论的前后，因此《诗与自由诗》作为他诗歌理论的起点，既呈现了林庚论诗的原初想象，也不断地在他后来的诗论中得到补充与回响。

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自由诗的产生，认为其源于“一切可说的话都概念化了”。当传统诗歌语言都因定型化而趋于枯竭，诗人们要为语言寻找新的生命力。他认为：

在传统的诗中似无专在追求一个情调（Mood），或一个感觉（Feeling）这类的事，它多是用已有的这些，来述说描写着许许多多的人事。如今，自由诗却是正倒过来，它是借着许多的人事来述说捕捉着一些新的情调与感觉；它是启示着人类情感中以前所不曾察觉的一切；且其所追求的范围是如此的深而且广，其文字之必须有极大的容量乃是无可奈何的事，而文字不够用的感觉所以便在这里才会觉到，至于形式之必须极量的要求自由，在文字尚且如此时自更是当然的事了。

传统诗歌用众多业已成型的词句营造出情调，因而意象是陈旧的，情感也是陈旧的，当“风”“花”“雪”“月”等固定了情感模式的字样集合在一起时，读者从中产生的感受也是古老的、不新鲜的。自由诗的长处正从这里生发出来，使人们感受到世界上“新的情调与感觉”，用新的语汇捕捉新的感受，因此，自由诗中的语言生命便复苏了。林庚正是从他对传统诗词的理解中发现了自由诗的特征，并且强调了“新”的意义。语言要是新的，情感也要是新的，这样才能阻遏诗歌的衰落。

实际上，林庚等诗人是站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脉络中去看待自身所处位置的，当“一切可说的话都概念化了，一切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在诗中也都成了定型的而再掉不出什么花样来了”，新诗究竟该往何处？这样的疑惑不只林庚有，废名也在对胡适早期白话诗歌观和“新月派”格律诗观的双重批判下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提出“诗的内容”与“散文的文字”等概念。与林庚一样，他强调诗歌需捕捉“当下完成”的诗情、“刹那的心得”，而不想要重弹“情生文文生情”的僵化老调，这与林庚所说的“新的情调与感觉”不谋而合，都希望将诗歌从传统语言的衰竭中拯救出来，赋予其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是30年代的诗人们共同面临的诗歌困境。这一点在林庚后来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30 年代是新诗不可复得的黄金时代，一时间几乎再也看不到旧诗的刊物了。但渐后便感难以为继了，旧诗死灰复燃。当时作为自由诗写作者的我自己已陷入困境，其他诗人也出现分途”h。当新诗走到了一定的阶段，触及了自身的瓶颈，似乎一切都难以为继。这背后隐含着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即当旧有的诗歌语言已然失效、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歌潮流席卷诗坛，他们该如何处理自身的经验？如何形成自己的诗歌表达？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分岔路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其自身历史中所生长出来的一种分叉的想象”逐渐得以形成，不同的诗人做出了各自严肃而可贵的思考。林庚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从自由诗走向了自然诗，再一步步走向九言诗的“五四体”，探寻新诗未来方向的可能性。

虽然出于对“流于狭”的忧虑，林庚逐渐搁置了对自由诗的探索，转而追求一种更“广漠的自然的诗体”，但他在《诗与自由诗》中所体现的对诗歌中新的活力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在提出新诗需要一个“新瓶”的同时，“新酒”的特征再三被强调，“新酒是用新的生活语言写成的诗，新瓶因此也就必须符合于这新酒的生活语言。至于感觉的进展，却确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园丁；有了这进展所以才有一代代不同的诗”。新诗无法再套用传统诗歌中的陈词滥调，因为在新的社会中，诗人的感觉已经截然不同，需要运用“新的生活语言”来书写。

纵观林庚的诗论，他对诗歌的想象一步步明晰化、具体化，从最初的自由诗到自然诗，再到后来对各类典型诗行的尝试，这中间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然而，对诗歌语言生命中的活力的强调贯穿始终，即使到了50年代，他依然看重诗歌中的活力。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他说：

诗的内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春花”“秋月”之所以常占有诗中相当的字数，正因为它原是最易感到的。然而这些敏感的事物，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种滥调，一种无病的呻吟；于是新的敏感的事物，便又成为生活中的必要了。“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的诗风最直接的，莫过于新的事物上的新的感情。这便是诗的不断的追求。

这段话几乎是对他早期在《诗与自由诗》中提倡的“新的情调与感觉”的再阐释。“春花”“秋月”作为传统诗词中被固定化使用的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滥调，因此需要找寻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与新感情，来构成“诗的内容”。在此之上，林庚又做了进一步的推进与升华：

诗所以是一种生命的呼唤，使一切缺少生命的都获得那生命的源泉，在一切最无情趣的地方唤醒那生命的感情。诗的活力是一个全部历史的创造，必须从那最平凡的做起而直达到那最崇高的；诗因此是宇宙的代言人，这便是新的原质陆续出现的时候。

这段话直达林庚对诗歌本质的理解与诠释。诗歌是“一种生命的呼唤”，它并非被动的记录与表达，更不仅是对不满与愤懑的发泄，也应具有创生与唤醒的伟大力量，能够让贫瘠的生命获得新生，能够在无意义处唤起情感。他以宏阔又包容的视野，从中国土地上千百年的诗史中发现了诗歌的位置，将诗歌视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视为“宇宙的代言人”。在林庚的理解中，诗歌自有其崇高性，并召唤着“新原质”的出现。

林庚强调诗对人的精神与情感的教养作用，这是他对诗歌的理解中的重要面向，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性。到了90 年代，林庚对诗歌生命力的看重依然有其现实针对性，“这几年确有点感触，为什么诗人自杀的那么多，为什么诗会带来如此苦闷，而写小说戏剧的却少有这样？诗歌应当拥抱人生，它是人生的解放、是人类坚韧进取的见证”。无聊与琐屑侵占蚕食着生命的活力，“诗人之死”成为令人悲痛与遗憾的话题。然而在林庚看来，诗歌不应只有拉人往下坠的消极引力，不应弥漫着浓浓的哀愁与苦闷，而应以其“新原质”的鲜活唤起读者健康的情感，形塑新的时代里健全的人格，从而让一个时代拥有充沛又圆满的精神力量。

从林庚的诗歌创作历程来看，他正是从充斥着绝望气息的自由诗中脱胎而出，转而书写从容舒展的自然诗。早年的自由诗集《夜》中的“白惨”与“悲愤”正是林庚所要摒绝的，他以自己的诗歌来实践诗论中对诗歌生命力的强调，后来的自然诗体贴生命的脉搏，清新自然、淘洗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林庚后期诗作中有多少“新原质”的成分，这是值得讨论的，早年自由诗中“极大的容量”被压缩，让位于固定的诗行与平稳的词句，在对典型诗行的执着试验中或许遗失了自由诗中的某种可能性。不过总体而言，诗的活力带给人的生命感是林庚一直坚持的，回到《诗与自由诗》上来，“自由诗创造了无数有生命力的文字与感觉，这正是如今传统的诗为什么枯竭了的病征的所在；将来也许仍有类乎传统诗体的诗出现，则其生命的来源必在于此！”对生命力的呼唤、对诗歌未来的畅想，这样一种诗学理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诗论里，也灌注于他的文学史写作中，亘古常新，熠熠生辉。

《中国新文学史略·序言》：生命文学史观

林庚生前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如《中国文学简史》等，而有关新文学的文学史讲义直到近十年才得以整理出版，此前并未引起关注，甚至林庚自己也未曾提及！6。本文之所以选择这部《中国新文学史略》的《序言》来讨论林庚在文学史论述中所关注的问题，是因为作为一名新文学史中的“当事人”，林庚对新文学的理解自有其特殊性，他关注的重心与同期其他学者的新文学课程讲义也有一定的不同。林庚在这篇文章以及这份讲义的某些具体论述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生命文学史观，这与他对新诗活力的强调是一脉相承的。

在《序言》中，他表明了回顾短短二十年间新文学史的意义所在，情感恳切真诚：

假如我们还记得当日热狂的情形，假如我们还记得那时一片新鲜的朝气，与那一泻千里不可遏制的气势，与那腐化的思想退避的情形，我们将如何的会对今日又有复古读经的声浪而发呆，而惭愧？而假如我们更记得那时读者们热诚的期待，那时新书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那时新的作家的与日俱增，我们再看看今日文坛的空虚，再看看那高踞在文坛上的依然还是二十年来的旧人，我们仿佛从一个无限希望的赤心的梦里，跌到书贾老板的掌握中，跌到争夺地盘的污龊中，跌到不为人期待的冷寞中。

这段话中对“五四”时期生命力的缅怀与对当时文坛的凋敝的对比令人动容。“热狂”“新鲜的朝气”“一泻千里不可遏制的气势”，他这样形容新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坛情状，认为那段时期饱含着无尽的可能与希望，是一个“无限希望的赤心的梦”。这是新文学历程的亲历者生出的感喟。作为一段新时期、一个生发出无限活力的历史原点，新文学革命的作家、读者、文学都浸润着“新”的生机与活力。这当然不免掺杂了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往前回顾的补偿性想象，但林庚的重点在于突出30年代中后期空虚与冷寞的文坛气氛，文学陷入荒芜、甚至成为蝇营狗苟的营生的社会现实令他心生沉痛。在这一篇短短的序中，他试图突出的依旧是文坛中“朝气”的力量，是新文学内部所蕴含的可能的新鲜生命力。

讲义分为“序言”“前奏曲”“启蒙运动”“新文学的独立”“文学与革命”五个部分。在讲义中，林庚“没有选择以文学体裁为主要结构线索，而是以思潮、社团、杂志、文学现象为叙述主轴，提供了一个从文学运动史和思潮流派史的视角对新文学二十年历史的全景化和整体性的扫描”，这样一种突出运动的文学史呈现方式实际上与他对文坛生命力的看重密切相关。在对文坛环境、报刊、流派等复杂文学史脉络进行勾勒与呈现的时候，他所感念的其实是整个文坛朝气蓬勃的氛围，去记录运动的脉搏下跳动着的汩汩生命力。“《新青年》的时代过去了，《新潮》的时代过去了，《语丝》《现代评论》《晨报副刊》的时代过去了”，他将这些报刊一一罗列介绍，共同组成一个新文学的“时代”，这一时代光荣而辉煌，但它正在渐渐逝去，“渐渐的只有一个古老的名目”。这样惋惜哀叹的评语偶从对文学史的论述之外流溢而出，往昔之辉煌与今日之败落的对比成为林庚文学史的突出结构，其中，文坛的朝气与生命力在这一结构中最为瞩目。这也是林庚讲授新文学史的初衷之一。

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中，林庚的生命史观依旧占据着主要位置。他始终警惕诗歌语言的陈腐衰颓，提倡诗歌的生命力，正如上文所说，这是从《诗与自由诗》就得以彰显并一直延续的诗歌观。在《中国新文学史略》里，这一诗歌观再度得以强调，譬如评价戴望舒的诗时，他认为：“他的诗唯一的好处即能脱去陈腐的文字势力，这是从白话诗运动以来所未能脱去的……戴望舒却从一些新的事物中找诗情，于是耳目才真正焕然一新，而模仿的习惯才开始的脱去。”戴望舒的诗摆脱了早期诗歌中袭用旧语句的陈腐模式，不再依赖于摹仿而走向了创新，从“新的事物中找诗情”，这是与其他文学史不同而最为林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这里的论述与林庚的诗论一脉相承，从中可以看出贯穿于林庚各类学术研究中共通的生命意识。他以鲜活的生命力去理解诗歌、理解文学史、理解处在不同场域中的人，并且通过缅怀来呼唤新的生命力。实际上，这与林庚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自己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