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里的家国情怀

一

王宁先生的《学林追远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引自该著者，只标注页码）结集出版了，她在“后记”中说，这些文字写于1983—2021年间。我读到的第一篇《既往对未来的召唤》a是在1996年，犹记初读此文时，内心激起的波澜。这篇文章使我初次有了师门意识，有意查寻了黄季刚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结果大为惊讶。原来，他不但是与黄兴共事的革命先驱，而且所撰檄文b还是引爆武汉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之一。关于太炎先生，印象深刻的是鲁迅先生盖棺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他革命时的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与传播国学时的“颓唐”“倒退”，形象显明，判若两人。

王宁是陆宗达先生1961年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追随他多年，是当今章黄之学的重要传承人之一。对于师承，她最初出于弟子之谊，继承、阐发语言文字学成就，后来转向对章黄之学灵魂的深度思考（《走近章太炎》）。她逐渐认识到，章黄前辈研究国学不是“毫无思想地在故纸堆里梳爬”，如果不解其“内在涵义和现代意义”（第2页），即使熟读《文始》，也不能真通，只有零碎的收获。历经十多年潜心研读，她心悦诚服，“太炎的思想独立而深邃，唯愿此生能在一二之处渐渐走近”（第3页）。

在章太炎看来，只有从精神上彻底反侵略反封建，革命才会真正成功。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文化，就会失去灵魂。固本培根，保存民族特别、独有的小学、历史，才是振兴国家的重中之重。这样高远的抱负和境界，决定了章黄之学抵达的深度和高度。

出于同门之谊，王宁与朱季海、林尹先生有了交集，结下了不解之缘。林尹的“勇”（《忠贞不畏死节义不负心——林尹教授传奇的一生》）、朱季海的“怪”（《今世再无朱季海》），仿佛再现了章太炎、黄季刚的传奇人生。王宁与林尹从未谋面，但神交久深。林尹是黄侃的得意门生。他少年得志，风华正茂，却毅然奔赴抗日战场；不幸被捕入狱，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一心殉国。抗战胜利后，他因出生入死，立下奇功，倍受赏识，却在第二年即返讲台，毫不顾恋官场。在王宁看来，“忠不畏死，义不负心”一语，契合了战场上和书斋里林尹的两个角色。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传承学脉，都不是出于个人私心，而是民族大义。

朱季海是太炎先生最小的弟子，天分极高，深得老师的喜爱和真传。他特立独行，并世无两。他学问精湛，因提出的条件“苛刻”，没法去大学任教；又因拒绝接受馈赠，被非议为“不近人情”，似为章、黄的乖僻更添了注脚。事实上，王宁透过朱季海的“怪”，理解了章太炎的“疯”、黄季刚的“狂”。世人看到的“坏脾气”、留下的“坏印象”，对他们不但有失偏颇，且极不公平。朱季海2011年去世，终年96岁。但无论环境如何困苦，他从不浪费时间和才华，始终勤于读书、著述。他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又兼通英、法、德、梵、藏语，为了研究画论，年过花甲，还自学意大利语。他没有愧对老师和国家，却因但求温饱，亏欠了家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过从中，王宁发现，朱季海不认官职，却认师承，极重旧情谊。所谓他不近人情，怪异的种种传言，不过是夸大、渲染而已。朱季海被褐怀玉，有真才实学。他的“佯狂”“狷介”，只因洁身自好，有所坚守，有所不为，敢于直言。他痛恨官场的不正之风，才愤然辞职；他厌恶虚浮浅薄的风气，才远离学界。他拒绝庸俗往来，却会接受真心、善意的关怀，对于同门提供的“零花钱”，欣然笑纳，毫不虚伪客套。因为懂得，王宁与他有了如亲人般的交往，寄赠的那件蓝色的羔皮衣，让人倍感温暖。

一个优秀的学者离不开国家和社会，永远与时代命运共起伏。作为儒士的章黄学人，其饱读诗书，深谙经典，从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充沛的滋养，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自有风骨和热血。他们柔中带刚，知行合一，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从激烈的革命斗争到沉寂的国学研究，彼时的风头浪尖，惊心动魄，此时的风轻云淡，宁静淡泊，两相比较，鲜明突出，似有抵牾。对世人来说，林尹的“勇”，不难理解；朱季海的“怪”，则有点费解，难怪会引发猜测、误解甚至扭曲。然而，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能挺身而出的，何止书生？但能解除精神枷锁，使每个人通过教育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则非他们莫属。对于传统文化，他们知之深，爱之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语）。这种逆流而上、自觉担当的“孤勇”，其实更难能可贵。林尹的勇进急退，朱季海的不入体制、不与世俯仰，陆宗达在困境中坚守师承，乃至私塾授徒，这样的选择无疑都独立于群，与众不同。

二

王宁笔下的师辈学者，让人理解和尊敬。他们并不完美，但是“不媚俗、不媚权、不阿贵、不阿众、不逐潮、不逐势”（第17页），品行高尚，令人折服。王宁说：“他们是我心里的桃花源，让我常能透过落英缤纷的丛林看见那散着一束光亮的小孔。”（《自序》第2页）那个桃花源，折射的是中国典范文人的崇高人格，美好又理想，同样唤起了我们的向往和追求。那束光亮，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灯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引人向前，激人奋进，使走在人生路上的我们感到踏实和温暖。

记得读书时，有一次去找王宁谈论文，进门时她还在电脑前写作，我惊讶地看到了标题“梅花赞”。这不经意的一瞥，让我第一次留意到老师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的精神气质和文学才情。如今想来，梅花，凌寒傲立、百折不摧，却又高洁谦逊、清香暗逸，不正是老师的写照吗？她在青海20多年，饱经风霜，承受了各种非难和打击，却始终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最终将苦难升华为丰饶的精神资粮，散发出岁月的馥郁芬芳。正因为共同经历了动荡岁月的磨难，王宁与师长虽时空阻隔，才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相知相与的会心，才能产生共鸣与应和。

《学林追远录》里的许多篇文章，我都读过不止一遍。每次重读，无非跟随老师一次又一次地接近这些高贵的灵魂，接受精神的洗礼。追随她的文字，我们能领略到师长们博大的心胸、深沉的情怀。陆宗达先生宠辱不惊，淡定洒脱背后的执着，通俗平易背后的渊博精深；钟敬文先生从容不迫，当仁不让背后的学科自信和学术魄力；启功先生“身怀绝技”，幽默谦和背后的不卑不亢，信手拈来的笑谈里，蕴含的是难以企及的文化智慧；周有光先生立足世界，眼光超前，泰然面对时代风云变幻的气度；郭预衡先生博学多才、循循善诱，面对不公平的遭遇时无奈中透着豁达……我们也感受着王宁的感受，师友远去的伤感、心痛，此生相遇的幸福、激动；为腹笥丰盈、见识独特的他们，被圈在学科的小格子里，才华学识得不到释放，感到郁闷；体会着他们不为人知的孤寂，为他们的离去，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也能体会到，她在师长面前的“自卑”和“自悲”，在画地为牢的单一学科中学习成长，没能得到丰厚、深邃的传统文化滋养的缺憾。有许多篇章令人过目难忘，有许多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有很多细节使人泪目。

陆宗达和萧璋先生曾是笃厚真诚的朋友，多年后，王宁从青海回到北京，发现曾经的老友，已不相往来。她了解两位老师的坦荡、单纯，惋惜他们失去的友情，努力寻找契机，融化寒冰，弥合隔阂。借萧先生住院手术之际，她主动请缨代老师前为探望。萧璋深受触动，主动登门道歉。陆宗达真诚表达了心中的郁积，“要说‘抱残守缺’，你自己也是”（第122页）。萧璋则像个犯错的小学生，“那个词儿，我还是学来的”，“生怕批评得不深刻”。（第123页）两位老先生在特殊岁月结下的“梁子”，终于在暮色将尽时化解。

启功先生一辈子经历坎坷，对自我和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宁用心体味因他的离世所带来的“更强烈”的感触。（《用学习和理解来纪念启功先生》）她替他感到“憋屈”，为他的遭遇深感无奈和不平。这位具有中国魂的学者，熟稔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谙汉语汉字特点，学识渊博，极有创见。在学科精细划分之后，只能被硬塞进某个小学科，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学，又因评价标准问题，他的学问不能被正确估量，他的论著甚至被认为“不属于古籍整理”，在学科博士点评估中被挂黄牌；他用“自然音律说”来解释汉语的对仗、节奏、复重等现象，精辟独到，却被讥为“语言学的外行”；他虽被贴上“书法家”的醒目标签，但对于他在汉字字体风格、书写特征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却被视而不见。他们遵循“述而不作”的传统，加上特殊岁月的蹉跎，撰写出来的论著，与其丰富的学识相较，少之又少。一旦离世，随之消逝。这是文化传承的巨大损失。反过来说，真正的人才也难以在学科的条条框框内被造就，大智慧注定不能从小格格中生长出来。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启功呈现出来的高贵人格风范。他为人谦虚、随和、幽默，却十分有原则，不轻浮、不虚伪、不说假话。看似不经意的谈笑，实则充满智慧，无法模仿，令人油然生出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

王宁撰文纪念见面不多的尹斌庸先生，讲述了他们相识于激烈的学术争论，又在分歧、碰撞中，相互了解、修正彼此观点的过程。（《尹斌庸先生为什么令我尊敬？》）她被他们的执着、对文化普及的渴望，深深地打动，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字改革先行者，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不再抱持“文字改革是极‘左’思潮的产物”的偏见。她意识到“大家都想解决汉字繁难的问题，开的药方不同而已”。她感谢他带给自己的人生教益，称赞他是一位独立思考的智者，坚持己之所是，不随便放弃信念，具有宝贵的独立人格。

三

《学林追远录》收录36篇纪念文章（另有4篇附录），追忆所及的人物不止36位。作者写的是学林中的人物，既是在写做学问又是在写做人，学问和人生难分难解。这些文章明线写的是人物的学问人生，他们的人格魅力、个性风范和学术成就；暗线则是作者的学问人生，她的问学之路，她的坎坷遭际和学术成长。

在文章中，王宁不止一次提及汉代扬雄“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之句，并解释说，百川学海能入海是因为百川朝向大海，奔流不息；丘陵望山而不达山，是众丘静止于对山的仰望，无所行动。为学亦如此，学者需要好学深思，终身积累，增长智慧，获得人生、事业的充实。这才是永存于人格中的真东西，“不需要依靠外在评价来支撑，更不会被任何强大的外力所剥夺的”，生命不息，问学不止。不管环境如何改变，王宁始终以学习成长来主导人生，这也成为她看待笔下人物不变的视角。无论是朱季海等待文集出版才撒手人寰，刘乃和离开前对未竟事业的牵挂，张志公在不断思考中与世界告别，还是王宁对资民筠失智、宋永培英年早逝的痛惜，对胡筠若退休以后依然奋斗的赞赏……无不基于此。正因为把求学、创造当作乐趣，而不是谋生技艺，用来充实精神、担当责任，故对于学术始终满怀热情、勇往直前。正因为王宁的虚心好学，她才能以学术为出发点，在与师长、同行的往来中，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在增益学问见识的同时，感知他们高尚的人格境界。当往事都已成追忆，沉思追问“你是谁”时，其实是在问“我是谁？”正如王宁所说：“记下他们，其实是在回看自己的来路。”（《自序》第2页）

对于汉语史专业的学生来说，音韵学无疑是真正的绝学，绝对难学。之前，我以为掌握这门学问的学者，要么绝顶聪明，要么有方言优势，看到王宁的学习过程：她在老师指导下，从《说文解字》同音字入手做音义系联，20世纪80年代调回北师大时已在做第十次了。她初学音理时，为了背记韵字，在广东同学谢栋元的帮助下，标记《唐诗三百首》的韵字入声字，即使在青海下放牧区时，也不忘温习、记诵。多年后，她评审俞敏先生的音韵学论文时，为了看懂并说清，她照他的思路，用他的材料、方法来亲自验证，才看明白他如何结合文献、口语材料来研究语音（《我的老师俞敏先生》）。由此看来，攻克音韵学难关，绝非一日之功。从老师的学习经历中，我惭愧地认识到自己在学业上的欠缺，既缺乏知难而进的勇气，更缺少毅力和恒心。

我还看到，王宁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除了有学而不已的精神、百川至海的志向，还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好学、勤学的同时，她非常善学，且学而有方，故能博采众长，转益多师。从师辈身上，她意识到自己这代人所受教育的不足。但应该看到的是，作为新一代学者，她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创造了新的学术境界；借助现代化信息工具，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

她继承并开拓章黄之学，但并没有门户之见。她精通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汉字、汉语，崇敬丁声树先生中西古今的通融，跟吕叔湘先生的交谈让她意识到“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就等于没有学科”（第167页），遂致力于训诂学理论建设，改变“训诂学不是学”的学术成见。在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之后，服膺于启功先生对于汉语、汉字特点的独特观察和深刻认知，她认真学习他的书学论著，“述而又作”，从中总结出字体风格的六个要素：笔势、笔态、笔意、结字、转折、行气，创建了“汉字字体学”；又从体、法、理、趣四个方面总结出汉字书写的规则，创立了“书写汉字学”。她将传统的书学术语从感觉的描述提升至可理性地操作、应用。同样，她评价启功的汉语特点分析，也是从理论、方法的角度做出了新的阐释。（《汉语现象与汉语语言学》）其实，阐释就是创造。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推陈出新，推动学科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创新”，有时反倒只是出于猎奇或功利目的，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