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下）

前文我把乌台诗案的具体过程以及最终判罚结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特别提到苏轼的《湖州谢上表》是给苏轼惹来灾祸的导火线。但大家可能有疑问了，这《湖州谢上表》是一篇散文，如果只是这个原因，那应该叫“乌台文案”，而不应该叫“乌台诗案”。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上篇主要梳理乌台诗案的发生发展过程，所以就提了提导火线，而来不及说别的，至于由这根导火线引发的一堆更具有易燃品特点的诗歌材料，我放在这一篇里来说。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要进行变法，当时在朝中的苏轼当然知道。苏轼这个人不含糊，他觉得有问题就不会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宋神宗上书，核心意思是新法可能带来种种弊端。宋神宗一开始是重视苏轼的，在宋神宗他们家，苏轼很可能是一个反复被提起的名字，因为从神宗爷爷宋仁宗开始，就一直在夸苏轼怎么怎么有才，以后在国家治理中一定能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等等。现在苏轼给自己写信了，明确表达了对变法的反对，那宋神宗就单独召见苏轼，听他当面说说反对的原因，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求同存异。这场两人之间的对话，有一部分被《宋史·苏轼传》记载了下来，下面就是苏轼的话：

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苏轼先是夸了神宗聪明过人，能文能武，非常勤政，而且有判断力。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先把场面的话说了，后面才是真正要说的话。接着苏轼果然就说了，国家当然要治理要发展要振兴要强大，但我担心您操之过急，听多了别人的意见，从而迷失了自己的主张。而且朝廷提拔人也未免太快，没有经历过大事的历练，就直接成为国家重臣，轻率冒进也就成为可能。苏轼说，我希望您冷静下来，认真调研，精密筹划，等条件具备，再行变法。

你看这苏轼从本质上说，他一点也不反对变法，他只是反对没弄清楚现实，脑袋发热，就轰轰烈烈地去变革，这有可能在原有问题基础上产生新的问题，那给国家带来的麻烦就更大了。换句话说，苏轼是从国家需要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变法的时间和方式的。有闯劲是好的，但如果方向不对，闯劲就有可能变成闯祸，一种无序的轰轰烈烈，也可能为国家埋下更多更大的隐患和危机。

宋神宗听了苏轼一席话，确实很意外，或者说很震惊，当即表示会好好考虑这个事情。但王安石知道了很不高兴，不动声色地把苏轼弄到开封府推官的位置上，让他被各种事情缠住，不要给自己的变法带来麻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变法其实已经在进行中，不过变法的内容不是一次推出，而是持续推出。宋神宗听听苏轼的意见，也只是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对苏轼的尊重而已。没想到苏轼这么不懂拐弯，这么不审时度势，这么不会察言观色，这么不会保护自己，话又说得这么直率、这么犀利。变法已在进行时，要紧急喊停，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更重要的是，宋神宗与苏轼的想法并不一致，他与王安石一样，认为国家变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变法的内容也是适合当下的国家形势和未来发展。在宋神宗支持下，由王安石领头的熙宁变法正是在宋神宗这样的观念下强势开场。

苏轼再次上书神宗，论述变法的种种不合适，结果可想而知，神宗完全不予理会。虽然苏轼知道说了也白说，但白说也要说，这就是苏轼身上一直承载着的一种国家责任感了。变法前、变法初，苏轼都尽了士大夫的一份责任。在乌台诗案后，苏轼退得很彻底，但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进得也很彻底，简直有一种一往无前、鞠躬尽瘁的精神。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大规模地进行变法之中，苏轼看看四周，像自己这样冷静的人在朝中已经显得很孤单、很另类了，待在朝廷，自己不想看政治“新锐”逼人的气势，而变法这个群体也视苏轼为眼中钉。苏轼这时候就想，我不如退一步，这种后退不是为了成全别人，而是为了成全自己。因此他自请外任，也就是从朝廷下放到地方上去。这样两边清静，暂时不激发矛盾，再说也可以利用在地方任职的机会，看看变法是否确实有效，如果无效或者有问题，也可以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宋神宗原来就有点烦苏轼，现在苏轼主动要求外任，这就简单了。这样苏轼第一站到杭州任通判，接着到密州和徐州，做了两任知州，官职在辗转的地方任职中其实还是升迁了。第四站到了湖州，苏轼原来以为在湖州，即将重复的也就是如同密州、徐州一样的生活。没想到这次他想错了，在湖州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一篇上表，而被他的对手抓住了把柄，导火线点燃了，就可以开始行动了。但没有充足的燃料，这个导火线的意义也不大。所以他的政敌们把差不到十年以来能找到的苏轼攻击新法的诗歌汇合成编，这样就把表文里看似偶然的事件，变成了持续对抗朝廷的严重事件。因为后面大量的材料都与诗歌有关，这才有了乌台诗案的说法。

现在关于乌台诗案比较完整的材料，一般以朋九万编的《东坡乌台诗案》一卷为基础。里面当然有三个御史台的官员何大正、舒亶和李定的弹劾状，还有一个是国子博士李宜之的弹劾状，这四份弹劾状，就是乌台诗案的开始。而关于诗案的直接或者说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当年杭州刊行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我下面就简称“钱塘集”。加上他们多年来对苏轼诗文反朝廷、反变法的专项收集和方向性解读，一起上奏给宋神宗。宋神宗知道苏轼这么多年没有闲着，一直对变法有想法有说法，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讽刺的程度这么深，再加上几个御史台官员的刻意夸大，直接说苏轼“指斥乘舆”，也就是批评皇帝，这令宋神宗一时起了怒火，同意以“谤讪朝廷”的名义抓捕审判。御史台的愿望得到初步实现，所以赶紧派人去湖州抓捕苏轼，星夜兼程，一点也不耽误时间。可见他们对苏轼确实愤恨已久，已经到了欲尽快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了。

朋九万编的《东坡乌台诗案》在南宋前期就刊行了，相关材料的可靠性当然比较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供状”，也就是御史台审判苏轼过程中，苏轼对相关诗文的解读，从这份供状，我们大概知道，御史台是想把苏轼这个事情扩大化，以表示苏轼不是一个人在反对朝廷，而是以苏轼为首，串联了一群人在文学的世界里兴风作浪，所以供状把苏轼的诗歌写给谁，诗歌背景是针对什么事情，具体讽刺什么，这样一一寻根究源，就把王诜、黄庭坚、李清臣、司马光等人都牵涉了进来，苏轼的“恶劣影响”在这样一种审判方式中就被放大了。

我们先看一看苏轼的“款招”，也就是苏轼诚恳的自供：

某登科后，来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不同，凡作诗赋文字，讥刺贵显，众人传看，以某所言为当。（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苏轼承认自己因为多年得不到重用，感觉被朝廷边缘化，看着身边不断被提拔的少年权贵，心里确实有点不平衡，所以写诗作文也确实有讽刺的意思。苏轼后来在御史台审判时，承认自己写给弟弟苏辙的“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之句，就是讽刺当时进用的官员就好像是演戏的侏儒俳优。苏轼说，我弟苏辙家里穷，职位低，但个子很高，所以我把他比作东方朔。东方朔身高九尺三寸，按现在的算法，就是2.15 米。这苏轼读书多，骂人也很有分量，形象而且到位。苏轼后面还说，那些赞同我的看法的人也基本上是被朝廷冷落的、与新法时事持反对意见的人。你看苏轼这样一说，也坐实了御史台官员说的他串联了反对朝廷和新法的团团伙伙。苏轼肯定知道御史台审判想达到的目的，他这么配合，御史台希望他说啥他就说啥，背后肯定有原因。简单来说，他觉得招与不招，最后的结果大概差不多，不招还可能吃得苦头更多。苏轼终于学会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了。原来他懂审时度势的，也会拐弯，也会察言观色的。只是以前不想用这些智慧，现在不得不用这些智慧了。

供状的第一人便是王诜，那可是宋英宗的驸马都尉。这个王诜与苏轼以及苏门弟子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李公麟画的《西园雅集图》里面除了苏轼等一班人之外，王诜也是里面的重要人物，可见他们平时饮酒赋诗的生活常态。

很有意思的是，可能御史台审判还涉及贿赂、受贿等腐败问题，苏轼自供了许多他与王诜之间礼物往来的情况，如在苏轼赴任杭州通判前，王诜送了纸笔、茶药、沙鱼皮、翠藤簟等，到任杭州后，王诜又送了官酒十瓶、果子篮等。御史台审问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为了将他们定位为一个政治同盟、一个利益共同体。有些很小的礼物，苏轼要从记忆深处一一打捞出来，也真是难为他了。

当然这些礼物往来的审问只是序曲，关键是他用诗歌谤讪朝廷的问题。熙宁六年（1073），苏轼游杭州孤山，可能不断听到平民被鞭打后的呻吟声和呼喊声，所以就写了“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箠环呻呼”，后来也写过“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诗句。现在御史台逮着这四句诗逼问，苏轼承认这四句就是讽刺朝廷新法实行后，因为老百姓不适应，结果很多人受到鞭箠而痛苦不堪之事。

御史台又问苏轼：“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你说一个老汉七十岁了带着镰刀到山里去，又说在山里挖的竹笋和蕨菜是甜的，说找咸而得甜，是讽刺盐法的吧？苏轼立马招认：“确实是讽刺盐法太狠太急了。”

御史台官员接着问：“你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明显讽刺青苗法吧？”苏轼差不多也没否认的空间，只能老老实实承认确实是讥刺青苗法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反而加重了负担。

御史台官员又问：“‘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这里面的‘阳虎’应该是个隐喻吧？隐喻谁呢？”阳虎是春秋后期鲁国人，后来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把持了鲁国的朝政。御史台官员其实大体是知道苏轼暗讽的，但要苏轼亲自招供才证据确凿。苏轼果然说：我讽刺的是张靓和俞希旦，以他们的才能居然当了监司，拥有监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权力。我一直不喜欢这两个人，觉得他们德不配位，但他们有地位，我也不敢当面与他们发生冲突，所以就用了“阳虎”这个典故，内心鄙视这种没什么本事却身居高位的人。

我也不想再举王诜的例子了，与王诜的关系以及彼此往还的诗歌是现在资料审问最为详细的部分。御史台官员就举出了这么多的例子，而苏轼在御史台官员的追问下，几乎溃不成军。

因为乌台诗案牵涉的官员很多，光举一个王诜的例子，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再看看与此案有牵连的其他人。譬如刘攽通判泰州，苏轼赠诗说：“君不见阮嗣宗，片舌如锁耳如聋。”阮嗣宗就是阮籍，著名的“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为了远离灾祸，所以不轻发一言。别人来试探他的想法，他要么把自己喝得七晕八倒，要么把话说得玄乎玄乎，让别人不明究竟，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阮籍就用这种办法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努力保护自己的生命。这典故也未免太常见，御史台当然心知肚明苏轼的用意，所以就直接问这两句的真实想法。苏轼说，我就是讽刺新法实行后，不容人直言，还是耳不闻口不言算了。

司马光是反对新法的主将，熙宁十年（1077），苏轼赠诗司马光云：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拊掌笑先生，年来笑喑哑。

“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前四句写国内无论是儿童还是差役、奴仆，有谁不知道你司马光的名字呢？大家都盼着你司马光来执政，而因为新法实行，居然一点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很有意思的是，御史台一开始问到这首诗的用意时，苏轼否定有讥刺当代执政者的意思，再次审问才承认。御史台的意思是，现在明明不是司马光当宰相，而你苏轼说“四海望陶冶”，眼巴巴地盼着司马光上台，就是明着说当朝宰相不行呗。要知道这个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虽然也部分认同变法，但认为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司马光：《与王介甫书》），变法不过一年，天下反对的声音都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但在司马光看来，凡事过犹不及，王安石正犯了过于急躁的毛病，而且对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听不闻不改，刚愎自用。现在苏轼夸司马光，文字背后的意思当然就是贬王安石了。

我能想象这些审判官员在得到苏轼确认时内心的狂喜，自己招供，说明御史台弹劾正确。很有意思的是，在审问时涉及的诗歌还有不少在“钱塘集”之外，可见御史台下的功夫之深了。以苏轼的智慧，他岂能不知道被列出来的问题，御史台官员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苏轼虽然在有的诗歌上还是否定了讽刺的意思，但总体的讽刺基调，他倒是一点也不否认的。而这种不否认，正是御史台要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