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心史 治学正道

杨阿敏先生以五年时间访谈了多位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名家，精心结撰，汇集成书，名之曰《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并请名家吴承学先生题签赐序，近期由崇文书局出版面世。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是沉甸甸的，既有惊心动魄、世路实艰之感慨，又有典型在兹、心悦诚服之折服，更有转益多师是我师之收获与喜悦。

这是一部充盈着厚重时代感、浓郁人格精神及诸多治学智慧与方法的大书，是近年来学术访谈中颇有特色与成就的一部大书。

《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

杨阿敏 编

崇文书局2023 年出版

人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不幸身处时代的旋涡与幽暗时，大多数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那些永不屈服的强有力者，却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如亚圣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支脆弱的芦苇，却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当我们开始独立思想，开始坚韧而清醒地审视人生，开始在看似不可能的时空里追求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时，这颗脆弱的芦苇因其思想与信念以及锲而不舍的行动，而逐渐坚韧强大起来，最终成长为一棵昂然挺拔的大树。人虽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坚毅勇猛者却能超越所处的时代，取得常人所不可及的成就，为人生、为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访谈录中的十位学者大多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读完中学或者因故辍学，但并未因此放弃读书，在半工半学下苦熬数年后，迎来了恢复高考，也因此迎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机，并紧紧把握住这难得的机遇。就像在大海中沉浮漂泊者，突然被救上甲板，并被带入船长室，在其手把手指引下，驾驶着人生之船驶出重重险滩，进入成功的港湾。

以恢复高考进入大学为界，他们的人生被分为鲜明的两段，前一段少书可读，苦涩难言，后一段则如鱼得水，如虎下山，有丰富的图书可以满足其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有治学有成的老一辈名师手把手、耳提面命地教导其治学。前一段让我们叹惜不已，而后一段则让我们在敬佩之余，平添无限艳羡。

这本访谈录，以人生的不同阶段为纵向时间顺序，又从四大议题进行横向深度展示：其一，求学期间是如何读书学习的？其二，求学期间，导师是如何指导的？其三，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展开的？其四，自己是如何指导研究生的？这四大议题的设置颇能看出杨阿敏先生的访谈苦心，也正是当下高校人才培养及青年学者治学能力提升所急需的。

一

学问以读书为第一要义。恢复高考进入大学后，面对图书馆极大丰富的图书时，名家们如饥似渴的疯狂阅读令人震撼。

傅刚先生回顾说：“我们那时候书少，就会千方百计去找书看。”“以前那个读书欲望如饥似渴”。“‘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就像断粮了一样，我们大多数都是拼命读书，基本没有玩的时间。”（引文未标出处者，均见《学海沧桑》，下同。）读博期间，其所在的文史班20多名博士，竟无一人出去打工，“三年就真的是读书，很纯净，很单纯”。

在本书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文革”后期，身为农民的赵敏俐竟订了《解放军文艺》《朝霞》《诗刊》三份杂志，身为糖厂临时工的傅刚竟也订了《朝霞》《人民文学》《诗刊》三份杂志。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仍有如赵、傅二先生者在孜孜不倦地读书，用读书与命运抗争着。时代关乎国运，关乎个人命运。而个人之坚守抗争与不懈追求，在艰难时代里，仍能结出一朵坚实的花朵。

对于读书，尤其是大量阅读的重视，是十位名家在求学期间在老辈名师指导下的共同体悟和自觉践行。葛晓音先生体悟到：“当然最主要还是大量地阅读，在这过程中自然而然会领悟很多东西，鉴赏力就是这样慢慢提高的。”“读多了你可以一看作品就知道是什么时代的，而且能很快把握作者的用心。”多年后，葛晓音先生将这一理念凝练为“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要回归文学本位，就得先回去读书”，直截了当，直达本质。这种体悟，正是对名师治学经验的感悟与传承，如葛晓音体认林庚先生的治学方法就是“一方面是多看书，一方面是不停地思考”，赵敏俐体认伍心镇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训诂入手，老老实实地读原著”。

读书是治学的第一步功夫，通过读书，获得整体的感受，并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再进一步扩大阅读，查阅相关材料，最后做出综合判断，得出实事求是的解答。此荀子所谓的“真积力久则入”。薛天纬先生的《“歧路”解》，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

通过“恶补”式的阅读，才能对阅读原著、阅读作品有更深的体悟，才能对研究有更深的帮助。诸葛忆兵先生说：“我自己读完硕士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要读作品，做古典文学研究，第一要读作品。有一些人搞错了，第一步去读人家研究的东西，人家研究的东西已经二手、三手了。”他也从读书笔记获益良深，强调“读书笔记就是从阅读感受写起，真正的学术问题就从阅读中来，这一条是最重要的”。

因此，阅读的意义正在于，研究结论必须是通过阅读与研究得到的，而非预设某种结论，再以相关材料来敷衍铺排，此乃以论带史，貌似能自圆其说，实则只是自以为是的空中楼阁，既缺乏问题意识，又缺少真正的材料梳理，自难解决真正的问题，实乃滥竽充数的伪研究。

当下图书更为丰富，获取更为便利，手指一动则无数图书滚滚而来，查阅键一点则海量信息目不暇接，只恨网速太慢、硬盘太小。当下的读书正在演变为查书，手动正在演变为指动。对于这种依赖电子检索的做法，傅刚先生不无担忧地指出，虽然“只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许许多多例子，做事情容易得多了，当年的感受却没有了”，而且“很容易让你忽略很多重要的东西”。

读书既然主要靠检索，那随之而来的研究就多显浮泛无根。诸葛忆兵先生对此有很好的揭示：“现在许多学生还没读书，自己就先设定一个研究题目，他们认为这个题目好像没人做过研究，我是不是将来的论文选题就可以选择这个方面。他们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你就不知道这一段没人做研究，是不是它不存在学术问题？是不是研究价值不大？这种拍脑袋拍出来的题目是不行的。”并引张鸣先生的感慨作为辅证：“读完人家一本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发现里边没有一点学术问题，可能是先拍脑袋想出来一个问题，没有问题也得去一章章敷衍出来。”陈洪先生则指出病根所在：“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包括博士生教育，很多人知识面太窄——‘坐不读书耳。’”并大声疾呼：“学者一定要多读书，千万不能画地为牢。”

清人曾嘲讽明人在科举的利诱下，束书不观，而当下的学界存在束书不观的现象，主要依托数据库、电子书、知网的风气愈加浓厚，真正静心读书的学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稀有。这种读书、治学模式的改变，正在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当下的学术生态。因之，读书，大量地读书，尤显迫切。

二

十位名家的求学及培养模式正如刘跃进先生所总结，属于“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熏陶感染”，培养效果有目可睹。这对于当下研究生培养颇有参考和校正价值。

老一辈名师旧学邃密、新学深沉，其治学兼具旧学的功底与现代学术的思维方式，可谓“通新旧之学，达古今之理”（葛晓音语），颇具示范意义。通过十位名家的亲述，我们仰慕已久却无缘亲炙的老一辈名师，其治学经验鲜活生动地复现于眼前，足慰私淑之情，令人无限欢喜。

老一辈名师对于学生可说是耳提面命、悉心指点、倾囊相授。罗宗达先生对刘跃进的一番话令人动容，也可代表老一辈学者对学生尽心竭力的教诲：“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与你们不是深交，可我是真心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老一辈名师以阔大的人生情怀、专业境界和严格要求来指导培养学生。杨公骥先生给博士生赵敏俐上的第一课就是提问：“你们来跟我念书，想要做什么？你们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然后正言相告：“博士是干什么的？意味着一生都要从事高水平的研究。你们要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要为这个社会创造精神财富，要做一个精神生产者，要有社会责任。”意在引导学生思考人生和学问这一大命题，要把人生这一大学问思考透、研究透，真正的学问一定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外在体现，若学问无法内化于生命，则仅为知识之学，既无法化己，自难以化人。

老一辈名师不仅在学术上予以指引，在人格精神上亦以身示范。如陈贻焮先生的尊师重道，每个星期都到林庚先生处问安，写论文都要请林先生批评，言必称林先生。又如林庚先生清高脱俗，“始终以一种超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身边的一切事物”。这一人生态度对葛晓音影响极大，也形成了其看淡学术以外的东西，尽量不参与人事上的是非竞争，专心做自己的事的超脱的人生态度。所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大概如斯。

关于研究生三年的学习规划，老一辈名师各有主张，但均规划得当，布置得宜。陈贻焮先生要求葛晓音：“第一年着重在多学、多思、积累材料。第二年练习写几篇论文。平时还要积攒一些创见，毕业时搞一个较有把握的比较大的问题。”兼顾了读书与写作、积累与突破的重要关系。邓魁英先生则要求谢思炜第一年读唐代，第二年读宋代，选重要作家完整地读，一个学期读一个作家，同时要把唐宋历史总体读下来，并要求每学期都要提交一些读书报告、小论文。郁贤皓先生的博士生培养指导则简而得要，要求诸葛忆兵经史子集各选一部，读后写出4 篇论文，并能发表。

老一辈名师对学生的指导常蕴含在日常交流谈话中。启功先生指导谢思炜的主要方式是与其讨论问题，将自己对学术、历史等的看法讲给学生，师生间的互动交流非常充分。这种言传身教让谢思炜受益良多：“老师教你一些东西，给你解答一些问题，直接传授一些知识包括治学的方法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启先生学习，见识了一种做人和做学问的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葛晓音回顾读北大时，还有老师课后辅导的制度，每星期至少有一到两次，任课老师要到学生宿舍去答疑，像林庚先生是风雨无阻。这种去学生宿舍答疑的做法，记得陈尚君老师回忆，曾作为课代表多次陪伴朱东润先生去学生宿舍答疑。在导师忙于项目、学生忙于课业因而互动交流颇少的当下，那种充满学术含量、人生教益与师生情谊的互动交流，着实令人神往。

关于治学方法指导，老一辈名师的经验之谈，颇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如陈贻焮先生提出最理想的治学境界是将义理、考据、辞章、时代、作家、作品六结合的综合研究。承前启后，存古照今，可谓学有所得之卓见。聂石樵先生对谢思炜的两点指导亦平实而高明：其一，论文题目是从长期的研究工作积累中得来的，不要急于求成。其二，做学问包括写论文，不要发怪论，怪论看似新颖，实则站不住脚。傅庚生先生告诫薛天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即抓住一个问题，一定要研究透彻，而不要把面铺得太开，浮光掠影，最终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这真是治学的通达之言。

老一辈名师对学生期待有加，鼓励其敢于超越前人。如陈贻焮先生对学生的精神鼓励寓于方法指导之中：在背书、考据、学术的功底上，学生们比不上前人，但一代有一代的学风，不要妄自菲薄，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生气勃勃，才能突破前人的饱和状态。前辈在做学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当认真揣摩他们的路子。很多问题要从根本上去想，不要光满足于一些现象的罗列，要找出它们的原因，要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知人论世，是为了讲公道话，不是充当古人的辩护士。

总之，老一辈名师的治学经验无不折射出其治学格局、境界及理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令人心向往之。

三

在师从名师、学有所成后，名家们在一些重要的研究上小试牛刀、各显身手，其学术理路及研究方法颇有示范与启示意义。

如葛晓音先生的成名作《八代诗史》主要从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文学思潮的角度论述了八代诗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原因，并围绕重点作家的研究，描述了同期作家群体创作的风貌，勾勒出每代诗歌前后因革的关系及其对唐诗的影响。其写作策略是，在每章之前，如有新的读书体会，就写成论文发表，后再改写成书。除其学术理路可资借鉴外，其先写成论文再修改成专著的著述方法亦最为经济实用，足资借鉴。

谢思炜先生的《唐代的文学精神》明确以“不再把挑选和简化而是把发掘和呈现当作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对古代文化、文学及古人思想及精神世界的了解，实际上是仅据部分传世文献所得出的，我们所了解和知道的，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有条件，将其开掘出来。这一重要观点颇有现代学术意义，意味着研究理路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