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学”和我的学术人生谈

承《名作欣赏》编辑部美意，邀我就自己的治学历程做一点追忆性叙述。但我“做学问”做得很杂，常在一些相关领域间跨涉跳脱，随兴而行，要想理出一条完整的发展线路不太容易。不获已，姑且就建设“唐诗学”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吧，它总算是贯穿我的学术人生的一项大工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正式上马，至2015到2016年间最终结题及“书系”出版，整整经历30年之久，且酝酿与筹划的过程还要早得多，或可从中发掘出一些话题来。

一

我对唐诗的爱好自读大学中文系时即已开始，但并未想到要从事唐诗研究，当时的志向是搞理论，从原理上把握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现象的规律性。1957年大学毕业，被分配从事欧美文学助教，读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但内心惦念的还是理论建设。1960年秋调离高校，来长宁区教工红专学院任教，主要任务是给没有大专学历的中小学教师补修大学课程，几年间，将读过的专业几乎重走了一遍，而接触最多、用力最勤的还数学员迫切需要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感受上也亲切了许多。由此萌生出一个构想，即：我在尝试探索文学发展原理的过程中，可否从事解析一段相对完整的文学演进历程，便于从活生生的事象变化中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与观念呢？于是便想到唐诗。这或许是我起意从事唐诗学的一个原生点，但还只停留于构想阶段。

1966年开始，学校的业务工作全停顿了，大家忙于参加运动，我亦不能例外，但时不时地还就原先的构想瞄上一眼，写下若干思考札记。运动延续既久，人心深感疲乏，1972年秋季学校重新开张，但重心已转向抓“教改”。我白天忙工作，下班后多有闲暇，便利用晚间休闲时间翻阅家藏《四部备要》中的唐人文集，遍读李、杜、韩、柳诸大家的诗文全集及李贺、李商隐的诗集，一篇篇记下心得，也算是给后来从事唐诗研究做了一些准备。

1977年暑期我奉调去北京编纂全国通用的中学语文教材，有近一年半时间在京度过。这时我已下决心从事唐诗研究，便利用工作之余暇系统翻检历代有关唐诗的诗话、笔记、评点等资料，稍有理论价值的一一录写成卡片，分门别类整理标签。还利用星期天休闲日跑图书馆，几乎跑遍北京市和相关高校的图书资料机构，重点查阅历代唐诗选本和有代表性的诗人别集，记下其编纂体例并摘录书中序言、跋语及相关说明文字。那时的图书馆还不像后来那样“拥资（料）自重”，只要你开出书单，便会将需索的线装书一大摞一大摞地捧将出来任你翻检，但我当时无经费复印或拍照，只能一字字手抄笔录，不单费时费力，且易出差错。不管怎样，这个阶段我心目中的“唐诗学”实已开始发动了，尽管尚无明确方案。

就在居京期间，我接到通知要调回上海师范学院，于是1978 年底结束编教材任务返沪后，1979年初便去师院中文系报到。系领导最初的意见是让我返回外国文学教研室，我说，离开高校19 年，没有碰过外国文学（中小学教师不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外语也丢生了，拿不起来，相对来说，接触古典文学稍多，转个行当吧。就这样，我在44 岁那年才算有了自己的专业。当时我已决定以“中国文学史学”和“唐诗学”作为主攻方向，但一时间还不敢打出牌子来，想先选择两个个案入手来摸索一下搞科研的门径，便确定以“李商隐”和“沧浪诗话”为试验田（都和“唐诗学”有关），4—5 年间写成并发表系列专题及相关论文二十来篇，还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编写成《李商隐诗选》《严羽和沧浪诗话》两本小书。由此初步树立了信心，遂于1984 年开始启动“唐诗学”系列工程，并在1986年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提出自己的构想，引起一定反响，这也便是我正式进入唐诗学建设的标志了。

二

现在可以来谈一谈我的研究构想了。首先，为什么我要将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称为“唐诗学”，在通常称谓的唐诗研究之外加一个“学”字，是否有“拉大旗，充虎皮”的用意呢？决非如此。以“学”相标示，表明我的本心确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构建起一种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唐诗研究格局，就好比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大门类下，自有“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乃至“红学”“龙学”等小类别的存在一样，它们都是隶属于古典文学研究这门大学科中的分支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且已形成某种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足以自成格局，专列相待了。

然则，在中国历代诗歌的演进中，又为什么要偏重唐诗，特地挑选出来并为之立“学”呢？在我看来，唐诗不同于一般朝代的诗歌，而具有自身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人所共知，“唐诗”这个称谓不光意味着唐朝人所写的诗，它还标示着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乃至典范。唐以后历朝诗人写诗，多以唐诗为学习榜样，学界提出的“宗唐得古”之说，恰切地反映出唐诗在后世诗人心目中的典范意义，且即使刻意变唐者，也莫不在唐人风气笼罩下而与之翻新斗异。于是，如何研究唐诗以确认民族诗歌的典范性能及其所由来，当成为整个古典诗歌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这自是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唐诗学”得以成立的一大根据。

正缘于唐诗在民族诗歌传统中的独特地位，它对于整个民族诗学的发展也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对唐诗的收集、考订、编集、选读以至圈点、注释、论评、研究等工作，自唐人发端，经历朝相沿以至今天，一千多年来迄未间断。其积累资料的丰富、问题意识的发达、门派歧见的杂多，以至理论积淀的深厚，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传统中均属罕见，且又有其自身独特的关注点所在。汇聚这笔精神财富，予以系统整理和精心打磨，当能从中提炼出相当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以供今人更好地认知并发展民族文化之用。这也应视为唐诗研究之得以列为专业分支学科的一大理由。

讲明了“唐诗学”称谓的来由，当可进以解说我的具体构想。既然着眼点在于构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它必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不能随意编几本书漫然充数。在我心目中，这门分支学科的建立大约需要6—8 种专书合成，且当以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三大板块的相互并用为支柱，苟缺其一，即不足以成其为“学”，这也便构成了我的基本建设方案，且来分别解说一下。

先谈目录学。为什么要把目录学放在前列来考虑呢？构建唐诗学的最终目的是理论总结，但理论不能先行，它需要在掌握扎实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来，而资料的搜采与汇集又需要先了解从哪里去查访，这就离不开目录学了。搞目录学是为了初步摸清唐诗学的“家底”，摸得准，摸得全，才有可能采集到足够有用的资料以支撑起“唐诗学”这座大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将《唐诗书录》置于整个工程首位优先推出的缘由。《唐诗书录》的设计按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四大板块组成，搜采自古迄今有关唐诗研究的书目，一一注明书名、卷数、编著者、朝代、简要内容及版本（稀有版本加注馆藏），且以“备考”形式将历代有关此书的著录文字摘要、汇编附后，便于查考其版本沿革及相关评述，不失为“唐诗学”导引入门的一部工具书。

接着讲一讲资料建设，这是我在“唐诗学”工程中费力最多的部分，起着支撑起这门新学科的主干作用。在我的筹划中，这个部分须由三大板块组合而成，那就是《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和《唐诗汇评》三种编著，它们从不同角度将相关资源汇聚归拢，为理论构建提供必要的依据。先说《唐诗论评类编》，其特点是将历代有关唐诗的论评资料收集归拢，按问题性质分门别类编排，经过这一组合，前人涉及唐诗的方方面面的探讨与陈说得以凸显，而唐诗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内涵及其构架便也自然地浮现出来。这一编集方式是我从明人胡震亨所著《唐音癸签》中学来的，我觉得读他这本书对了解既往唐诗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有帮助，但此书仅30 万字，资料断于明代，采集亦不完备，我们则扩大了搜采范围，不仅下延至清朝，涉及古代典籍上千种，类别及层次的划分也更见细密，初编达126 万字，足以超越前人了。与此相应，《历代唐诗论评选》的构想则借自今人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论选》一书，其以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有关中国文论的代表性话题为纲组合单元，各加“说明”，更按历史顺序先后排列，俾使一部文论史的发展概况以原汁原味的资料形态展示在读者眼前，让人倍感亲切。我们的《历代唐诗论评选》即采用这个体例，以历史线索组织各时期的论评资料与说明文字，亦编了113 万余字，起到为撰写唐诗学史做铺垫的作用。至于《唐诗汇评》，其任务在于搜采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不涉及《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所关注的较为宏观的话题。我有意将其与唐诗的阅读和欣赏结合起来，共选了近500 家唐代诗人（占《全唐诗》总人数五分之一强）的5000 余首诗作（《全唐诗》总量的十分之一），在每位诗人及每篇诗作后汇聚前人评说，还特邀湖南师大的两位专家陶敏和李一飞先生结合新出土文物材料给每位诗人重写小传置于各人名下。这部书的总篇幅达460 余万字，算得上一部“巨著”了。三种资料性著作中，读者普遍看好的是《唐诗汇评》，以其引用资料最多且有助于阅读。而就我个人来说，则更珍视《唐诗论评类编》与《历代唐诗论评选》，不光因为其中涉及的论题更为宏阔且更有理论含量，也缘于我在设计这两部书的结构板块时投入了更多思考，我本人对唐诗学及唐诗学史的理论总结，便是在筹划与打造这两部资料性著作的过程中逐渐明朗起来并得到初步定型的。

现在来谈理论探索，这本是我倡扬“唐诗学”的目的所系，也是从事此项大工程的结穴点所在，可惜完成得不够理想。按原初构思，打算写成一部约60 万字含量的学术专著，即定名“唐诗学”，分上下两编，上编谈原理，下编为学术史，可以稍充分地展示我对构建这门学科的理论思考。为此，我计划于《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两部资料集成性编著大体竣工的基础上才来操笔。不巧的是，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原定几部资料性专书的出版难以落实，加以本人于1984 年秋由上海师院调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任职，不光有一大堆日常行政事务要处理，还常需关注文艺界的动态与各种信息，无法像原先在高校那样一门心思搞唐诗。两三年下来，自觉本初心目中已然萌生的“唐诗学”理论构架变得逐渐模糊起来，若再不抓紧记录在案，可能会丢失遗漏，无从追补。于是决定将长期酝酿在脑海中的一些思考先期整理并发表出来，这只能是一种提要式的表述，不敢径名为“学”，姑题作“引论”。

《唐诗学引论》仅163000 字，除开篇的“序说”和结末的“余论”外，正文部分按“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和“学术史”五编标目，其中尤以“正本”篇为核心。“正本”意在探讨唐诗的本性，也就是其“质”的构成，这是建立唐诗学的前提。既往人们讲唐诗的性能，多喜欢从辨析其特点入手，以为这样即足以从整体上把握唐诗。但我以为，光讲特点是不够的，因为事物的特殊性总是在与其他事物做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比较的对象不一，其所显示的特点即有不同，故特点多突出事物现象层面的标记，尚不足以含赅其内在性能。比如，人们常将唐诗与宋诗作比较，认为“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自是有根据的，而若换个角度，将唐诗与“古诗十九首”作比较，则或可认为古诗专重情感自身的积累与表白，而唐人则更多关注情感与物象的交会方式。于此可见，单纯从“主情”或情景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唐诗，常只能触及某些表象，并不能切中其内在肌理，定“质性”需要转换思路。我个人对唐诗质性的把握，是从其构成要素与整合过程入手的。众所周知，经典意义上的“唐诗”并非自唐王朝建立伊始即已现成摆在那里。唐初人写诗多承自六朝遗习，经几代人精心变革，大力倡扬“汉魏风骨”与前人“兴寄”的优良传统，更与六朝讲“声律”和“辞章”的修饰手段相结合，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唐诗特具的“兴象”和“韵味”，这才有了被后人奉为典范的“唐诗”。据此，我将唐诗的“质”理解为“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韵味”诸要素的结合体，从解析各要素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由对立、冲突而走向磨合、交渗的过程中来体认唐诗的质性及其何以能成为古典诗歌典范的缘由，为整个《唐诗学引论》定下了基调。“正本”以外，“清源”篇着重探讨唐诗质性之所由来，从社会渊源、思想渊源、文学渊源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加论证，不光注意到各种客观因素所提供的契机，还特别突出文士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与思想习性对发扬其主体人格的积极作用，这也应是唐诗能取得其典范意义的一大缘由。“别流”篇追溯唐诗的流变，打破既往以“初盛中晚”划界的“四唐”说，而以唐诗质性的生成、转化以至蜕变为标志而分成三时期九小段，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动是将李白和杜甫两位大诗人分隶于前、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视李白为唐诗本初传统发扬的顶峰，而杜甫则被定位于开启唐诗质性变革的先驱。至于“辨体”篇之剖析唐诗各类体制（古、律、绝、五言、七言等）在美学结构及功能上的差异与互补，以及“学术史”篇以极其浓缩的笔墨勾勒自唐以来学界对唐诗的各种接受活动及其发展脉络，则不必一一做解说了。总之，《唐诗学引论》的写作和出版，虽勾画出个人的一点心解，却并不惬我意愿，它没有达到原初企及的深广度与容涵量，但我也并不后悔，甚至有点庆幸能及时地赶出这本书稿，它毕竟将我多年酝酿心头的一系列思考记录在案，未随境遇变迁而消解流散。事实证明，我后来的学术人生常处在转折跳跃之中，要想像初期那样全然沉浸于唐诗研究已无可能，所以当一些朋友于若干年后来劝我将《唐诗学引论》重加改写与扩展时，我说：“没有观念和认知上的重大突破，只是将原书稀释，注入更多水分，为此耗时费力又有什么必要呢？”于是这本小书就此保留下来，成为整套庞大书系的不称样的一顶小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