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东坡（上）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在被贬岭南近五年后遇赦北上，路过金山寺，看到老友李公麟为自己画的画像，竟然一时心绪难平，挥笔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李公麟擅长画人物，所以这一幅苏轼画像形象传神。他往往用诗情诗意去作画，他曾经说自己画画与诗人写诗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吟咏性情。苏轼看了这幅画，真是感慨横生，自己已经65 岁了，早已是心静如水，或者说心如死灰，已经是无欲无求的境界了，而现实呢？自己还像一叶飘舟，似乎没有归宿，也似乎无家可归。如果要问我一生究竟有什么可以告慰世人和后人功业的，大概记住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名就可以了。这句诗真是意味深长。熟悉苏轼的人都知道，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而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方，是他生命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如果说自己的人生还有值得纪念的地方，如果说自己的文艺创作还有值得流传下去的价值，那主要是得到这三个地方的恩赐。

你看苏轼就是这样把苦难当财富的，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最为坎坷、政治最为失意、精神一度彷徨的三个地方，是让苏轼吃尽苦头、倍感屈辱的三个地方，苏轼现在却反过来说，这正是我苏轼一生建立功业最重要的地方，言语之中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鄙视。苏轼睥睨一世的性格，临老也不变，这就是顶天立地的苏轼，而这同时也是他去世前两个月说的铿锵之语。

其实把黄州、惠州与儋州并提，就这三个地方在苏轼生命中的重要意义来说，并不均等。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在黄州完成了精神蜕变，强固了人生的态度，而此后的惠州和儋州，不过是将完成精神蜕变后的苏轼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已。换句话来，没有黄州的苏轼，其实也就很难有后来的惠州苏轼和儋州苏轼了。因为苏轼最惊恐、最无助、最迷茫甚至最绝望的时刻就是发生在来黄州之前。

对于苏轼来说，能过了乌台诗案这一关活下来，再过了黄州一关好起来，他的人生至少从心态上就已经是所向无敌了。这两关一过，苏轼的人生差不多也就有足够的能力和意志可以打通关了。

苏轼元丰三年（1080 ）二月一日携长子苏迈到达黄州，元丰七年（1084 ）四月七日因为朝廷下诏，让他从黄州量移汝州，他在这一天离开黄州，合计算来，苏轼一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四个月零六天（含两个闰月）。换句话说，苏轼用黄州四年多的时间让自己改头换面、脱胎换骨，打造了一个全新升级版的苏轼。

从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从湖州被押解到京城，一直到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结案，贬官黄州，苏轼在御史台监狱前后被关押了132 天。这130 多天如噩梦一般的生活刚刚结束，因为结果不如御史台一帮官员所愿，所以不容苏轼稍作喘息，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刚被释放的苏轼在两名差役的押解下前往黄州。这时候的汴京城正洋溢在节日的喜庆里，苏轼带着无边的落寞在儿子苏迈的陪伴下离开了噩梦一般的伤心地。“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圣旨，苏轼对每一字都记得清清楚楚，虽然未来还不算敞亮，但总比在京城受辱要强。

四天后，苏轼来到陈州（今河南淮阳）的表兄文同家，这个文同擅长画竹，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苏轼在评说文同绘竹的文章中创造出来的。只是这次苏轼没能见上文同，他在一年前去世了，只有文同的儿子文逸民陪着表叔苏轼。为了等弟弟苏辙赶过来，苏轼在文与可家待了六天，兄弟俩初十见面，经历了乌台诗案，他们真有劫后重逢、恍如隔世之感。四天后，他们各奔东西，苏轼继续奔向黄州，苏辙则因为受乌台诗案牵累而被贬往筠州（今江西高安）监酒任上。陈州临别之时，苏轼作诗《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一首，其中有四句说：

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

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

诗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表侄文逸民做梦都想把父亲的灵柩送回蜀地老家，我自己则在走向贬谪之地黄州的路上。人的一生总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生死离别，所以想到我即将到楚地的黄州，也没什么自由，像个囚犯一样继续未来的生活，我纵然有满心的悲凉，也不想说了，人总是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一种悲凉接着一种悲凉，习惯了就好，放下了就好。这是安慰表侄，其实也是安慰自己。

四天后，苏轼一行在前往蔡州（今河南汝南）的路上，大雪纷飞，令他的行程更加艰难，但苏轼依然不失写诗的兴趣，人生艰难，但再艰难也不如御史台的那四个多月。现在去黄州，自己竟然有了脱离苦海、回归故园的感觉，“寄谢李丞相，吾将反丘园”（《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子由韵》），这个李丞相就是御史中丞李定，他说没有你来这么肮脏邪恶的一出，可能我还在湖州知州任上忙里忙外，找不到北呢！现在能去一个虽然不大自由但也没什么事情的地方，都是托你李丞相的福啊！苏轼的反讽真是很有力量。一个完全屈服于命运的人，他的名字肯定不叫苏轼。或者说在命运面前彻底低下头来的苏轼，那就是一个伟大得不彻底的苏轼。

当苏轼经过淮河时，他想到这个黄州虽然没去过，但在楚地，大概也是像孟浩然所说的“气蒸云梦泽”（《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应该是气雾蒸腾、一片白茫茫的江南水乡。这样想着黄州，觉得虽然自己飘来飘去，去哪里也身不由己，但这江南水乡，生活应该不会差，“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过淮》），能吃饱肚子，万事便足够了。你看苏轼的自我安慰能力真是强大，其实苏轼跟大家一样，遇到困难会迷茫，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很能换个立场往好的地方去看。想想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身处什么位置，居住在什么地方，肯定都是有得有失的，你如果找现实中各种各样的不足，就会越来越不满足，越来越不高兴。但如果你有从黑暗处看出光亮的本事，你的希望和快乐也就跟着来了。所以苏轼的强大不是他没有苦难，而是善于从苦难中升华。这种人生智慧真的十分宝贵。

过了淮河，接着就在正月二十日来到了麻城，路经城东春风岭时，看到满眼的梅花，苏轼突然觉得这梅花开在路人稀少的山岭上，开时无人赏，落时无人惜，好像太寂寞了，但我苏轼今日走过看过，这梅花的开与落就有了特殊意义。何况这岭下清澈的溪流还一路把我送到黄州去呢？我刚才说的意思，就都在《梅花》二首中的第二首诗中了：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麻城再往南就是岐亭，那是老友陈季常隐居的地方。他们十多年前认识，但也分别多年，乌台诗案后，苏轼感觉重新活了一场，对于这次重逢，当然就更是感慨万分了，他们快聚五天，畅谈平生。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带着疲惫和不安终于来到了黄州。很有意思的是，这旅途的一个月，基本上不是风就是雨或雪，而到了黄州，居然是一派晴朗的初春景象。苏轼原本不安的心也突然变得亮堂起来。黄州既然用这么好的天气来欢迎我，这不就是满满的善意吗？经过乌台诗案生死之劫的苏轼太需要温暖了，哪怕天气的温暖也好！

苏轼不是赴任黄州，而是“责授”黄州，简单来说，就是戴罪之身，降级任用。没有事先安排住处，就只能临时居住在定惠院，跟着和尚一起吃斋。苏轼更感意外的是，他们在定惠院刚刚住下，黄州知州陈君式就过来看望苏轼，两人交谈甚契，一见如故，苏轼没想到这个黄州知州居然不在意苏轼的身份，陈君式在意的是苏轼来了，而不是怎样的苏轼来了。苏轼初到黄州，天气暖暖的，人情暖暖的，他原本有点不安的心就开始慢慢放下了。我们看他的《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第三第四句说自己虽然是个近乎流放之人，但居然也有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的名分，因为不得签署公文，实际上无事可做，但没做什么事，却也惭愧地让官家养着，可以勉强度日。

第一第二句就说自己的人生感慨了。这辈子一路走来，简单来说就是混口饭吃，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愿望也出现波折，如今已经44 岁一把年纪了，反而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狼狈就狼狈吧，这个世界让我狼狈我也没有办法，好在这个黄州三面靠着长江，州内山峦起伏。不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吗？这么多的竹子，想想春来的竹子就好像闻到竹笋的香味，三面环江，这鱼肯定是吃不完了。一个地方有笋有鱼，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你看这苏轼眼里有光，所以他总能自己照亮自己的前路。

苏轼是“本州安置”，不能出黄州范围，苏轼在四年多的时间内，走遍了黄州的山山水水，也吃遍了黄州的各种美味，交往了不少黄州友人。他在黄州积聚了新的人生财富，这是托乌台诗案的福，而更大的福就是他在黄州期间写的近五百篇诗词文赋。以前苏轼觉得自己好像很有才华，但总觉得使不上劲，到了黄州，他不想使劲了，随心所欲了，言从心出了，却让才华活泼泼地倾泻了出来，一批经典如《寒食雨》、《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居然不期而至，黄州成就了文学史上苏轼的坚固地位。

在黄州，苏轼最先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独行者、边缘人、幽居客。独行是为了不牵累别人，边缘是已然的事实，而幽居则是自己不得不暂时选择的生活方式。苏轼真是太不容易了。

毕竟是戴罪之身，毕竟是僻陋的黄州，他在信息闭塞的黄州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凉和寂寞。他到黄州，按惯例又要给皇帝上谢表，这次可不敢再有言外之意了，只是说自己：“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黄州谢上表》）就是我反思自己，确实太多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一定牢记教训，我的教训对其他人也有警示意义。苏轼心里是不是真这么想，我们不管他，但他确实这样写了，再说他还能怎样写呢？至少我们看出他对乌台诗案的惊恐，一开始还是部分地带到了黄州。

他获悉被自己牵累的很多人，也被贬谪到边远蛮荒之地，心里的愧疚就无法抑制。尤其是好友王定国更是被贬到了荒凉之宾州，与家人生离死别，苏轼深感自责和痛苦。因此一到黄州，他便主动割断了与友人的来往。他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中说：

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自己是一个政治高危人物，谁沾上就有可能倒霉，他理解亲友们的刻意疏远，所以干脆与朋友断了联系。这个选择在苏轼那里，肯定是一种很痛苦的选择。

苏轼初到黄州，除了见黄州知州陈君式，其他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内。他在给朋友滕达道的信中说，黄州这个地方是水陆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如果来见的我都见，恐怕在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把柄，所以“称病不见为良计”（《与滕达道书》）。苏轼应该是自带流量的人，即便身份特殊，想见他的人还是接连不断的，但经过乌台诗案，苏轼的胆量一时变小了，也怕惹事了，把自己的世界收束得越小越好。“市人行尽野人行”（《东坡》），尽量避开与人见面，尤其是白天尽量不出门，怕不小心再惹出什么麻烦。苏轼毕竟吃了一次大亏，他也反思是否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处世方式了。

苏轼自我封闭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走出家门，他穿着草鞋，经常与打鱼的、砍柴的混在一起，有时也一起喝酒，这些樵夫渔民喝醉后，如果与苏轼话不投机，就对苏轼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知道苏轼是什么感觉吗？他说这说明大家都不知道我叫苏轼，什么自带流量，什么著名文人，什么政坛人物，在乡下民间，熟悉的就是熟悉的，陌生的就是陌生的，人家才不管你原来有什么身份，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就是一个与大家一模一样的人。苏轼暗喜这种感觉，他这个时候确实想把自己藏在众人之间，看来这个目的初步达到了。

他形容自己就是个“幽人”，“幽人无事不出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无一事，午饭饱蔬菽”（《寄周安孺茶》）。什么叫“幽人”呢？就是幽居无事无用之人的意思。不过在苏轼那里，这个“幽人”还有一个一般人不容易察觉出来的意思，那就是指有才有德却失位失志的幽愤之人，这与苏轼被贬谪的身份可以对应起来。苏轼的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从他的《东坡易传》中看出来。苏轼不可能认为自己无用的。黄州时期他多次写到夜行夜游，就正是他生活状态的反应，像《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临江仙·夜归临皋》《记承天寺夜游》以及《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那都是夜游夜思的结果。孤独的苏轼在黑夜里才觉得放松和安全，他一直在黑夜里探寻着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