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功名只赏诗

小引

宇宙无穷，人生短促。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四十年呢？李后主的《破阵子》词开篇就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他抒写的是亡国之君国破家亡的苦痛，我所缅怀的，却是与《名作欣赏》长达四十年的山高水长之好缘。

《名作欣赏》创刊于1980年。1982年，我即在该刊第6期发表《海外游子的恋歌——读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此文旋即为香港《当代文艺》所转载，编者按语说这是大陆首次刊发评介余光中这两首诗作的文章。其实，它也是我多年来在《名作欣赏》发表之诸多文章的第一篇，弥足自珍。余光中在次年三月四日给我的信中写道：“大函及《名作欣赏》第六期先后收到，很是高兴。我的两首小品，承蒙大文评析，且得公于内地广大的读者，也令我非常感慰。”十年后的1993年夏日，我应时任主编的解正德兄之邀，飞越长沙至太原的三千里地山河，拜望了虽非家国却有如故人的《名作欣赏》，游览了晋祠、悬空寺和五台山等处名胜，并作诗文化散文《客舍并州》以记。二十五年后，2018年初，承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文学评论家陈骏涛兄介绍，时任《名作欣赏》主编的张勇耀女史虽至今缘悭一面却蒙青顾，主动选发在北京召开的拙著《诗美学》（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研讨会之论文。此后几年至今，先后由张主编和杜碧媛副主编经手，刊发拙文多篇，有的长文甚至破例分两期或三期刊出。《名作欣赏》早已享盛誉美名于学林与文林，执事者待我也厚，我屡上名刊，不免有“老树着花无丑枝”（梅尧臣：《东溪》）的喜悦，甚至有“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陈献章：《元旦试笔》）的错觉。2020年8月，该刊创刊四十周年大庆，秀才人情纸半张，我曾撰书《贺〈名作欣赏〉创刊四十周年》以贺：“星光灿烂锦云篇，纵贯横通四十年。入海黄河歌浩荡，高旌高舞晋高原！”

《名作欣赏》数年前有一刊中之刊，号为“别册”，有数十页之多，每期推介一位年届六十以上的于文学术业有专攻的学人。约在六年前的2018年，张勇耀主编邀我入列，我得此意外之讯，一则以喜，也一则以忧。喜的是，此刊中之刊虽名为“别册”，却有如“龙门”，许多学人均冀一登而可自高身价，至少是与有荣焉，区区如我何尝不是如此？忧的是我已年届八十，却未能与时俱进，不会现代科技的电脑，写作与翻查资讯均付诸原始状态的手工。同时，我虽然十分勤奋，但也生性疏懒，对于各种有关资料均任其星散而未做系统保存，加之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中毕业数学从未及格，对于和数字密切相关的学术年表更是闻风丧胆，只能长叹“年表之难，难于上青天”。思之再三，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只得向张主编和具体联络办理此事的杜碧媛女史婉辞。张主编答以“理解”和“遗憾”，但留下一句我不能不为之感动的时下流行语谓之“有温度”的话，就是“你以后想做，可以随时向刊物提出”。

勇耀女史出版著作多部，事业有成，在年过不惑之后，竟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博士，冀综百代之典，成一家之言。三年后学位在握，复挥别山西而定居江南，留校任教。我投桃报李，曾作《贺张勇耀君赴皖读博》联语以赠：“勇冠三军，铁马金戈，健笔一枝歌北狩；耀辉四域，蟾宫秋桂，好风万里赋南征。”自此之后，我为将要面世的《中国古典诗词课》一书所补写的关于《诗经》、曹操诗、陶渊明诗、明代诗歌等文，均由负方面之责的碧媛女史编发送审，《名作欣赏》如同黄土高原上长流不息的汾河之水，仍然润泽江南一隅的那老树新花。不过，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近三个月前，碧媛女史忽发微信重提旧议，其中有云：“之前张勇耀老师约过您的主笔头条，您考虑之后，拒绝了。今日，我还是希望您再考虑下，您在诗歌评论方面的成就那么高，为诗歌批评做了很多工作，做一次梳理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您再考虑一下。”她的信，真是令我感愧莫名。编辑的工作有道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以“照亮别人，燃烧自己”之蜡烛为喻，我何德何能，更非什么缺之不可的人选，竟能得到勇耀和碧媛两位负责人接力式之垂青？斯则人生之大幸也，何况“别册”已改为“主笔头条”，工作量已大为缩小，更何况宽大为怀，网开一面，“学术年谱”可破格用“著作目录”来替代，我这个被作嫁衣者唯有心存感激，夫复何言？于是，我表示不仅心领而且实领名刊的美意，并说明数年前我并非不识好歹的“拒绝”，而是情非得已之“婉辞”。然而，又一次让我出乎意料的是，碧媛女史见我应承，竟回信说“简直喜出望外”。回首平生，徒增愧怍，我也曾做过几年的省级文学刊物编辑，但何曾有过这样的敬业精神？对作者何曾有过这样谦和友好的言辞呢？

本文的题目为《第一功名只赏诗》，此语出自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的《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其六，作于他辞官归隐于山西中条山王官谷的晚年：“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图一生痴情于诗，在他生活的晚唐，唐诗的旭日初升及其后的鲜花着锦之盛，早已成为只堪追怀的历史与临风凭吊的回忆。但司空图仍然写出了一些好诗传之后世，今日的各种唐诗选本与鉴赏辞典，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即如拙著《唐诗分类品赏》，也选赏了他的《杂言》与《华下》，前者为抒写时间与生命的“鸟飞飞，兔蹶蹶，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黏日月！”后者为兼写自然与世相的“日炙旱云裂，迸为千道血。天地沸一镬，竟自烹妖孽。尧汤遇灾数，灾数还中辍。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其实，他的《独望》中之“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就曾为苏轼所激赏，他的《退栖》《华清宫》《河湟有感》等篇，也均是可圈可点之作。他之“赏诗”，除诗歌创作之外，还见之于诗歌理论。其《二十四诗品》影响深远，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堪称经典。近年虽有学者论说此非司空图所著，但还不足以动摇原来的定论。后世以“二十四诗品”为名而冠以“新”“后”“补”“终”“赘”者之著作甚多，最有名的为清代诗人袁枚的《续诗品》，流风余泽所及，清代尚有黄钺《二十四画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以及杨景曾的《二十四书品》。晋代大书法家王義之第七子王献之官拜中书令，人称“大令”，他抒写的《洛神赋》被刻于石，至南宋仅残存中间的“十三行”，弥足珍贵，人称“玉版十三行”，清代文学家、画家王文治就曾将司空图与王献之相提并论，作有赠人之名联：“诗如司空廿四品，帖临大令十三行。”此外，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极浦书》中主张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王驾评诗书》中张扬的“长于思与境谐，乃诗家之所尚者”，均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中的精金美玉。创作与理论双管齐下，已可见司空图对诗之情有独钟了。他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中进士，入宣歙观察使王凝幕府，七年后之乾符五年（876），僖宗召其为殿中侍御史，他竟因奉诏稽迟时日而被降职，后来虽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高位，不久即辞官退隐，屡诏不赴。天佑四年（907），朱温篡唐建国后梁，诏其为礼部尚书，他更是坚拒不受而于次年绝食而死。他在诗作中多次表示了诗是他的最爱，如“英名岂在更搜奇，不朽才消一句诗”（《争名》），如“此生只是偿诗债，白菊开时最不眠”（《白菊杂书四首》之二），如“世间万事非吾事，只愧秋来未有诗”（《山中》），如“此身闲得易为家，业是吟诗与看花”（《闲夜二首》之二）。如此反之复之之后，他才于有关组诗中写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之辞，这是诗之黄金时代的唐朝才可能出现的壮语豪言，这是诗人的审美追求和诗学自信，也是他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最高期许与诗美肯定。有如一记清钟，它在时近一千二百年之后，敲响了我的心的弦索，激起的是久久不绝的共鸣。

我庆幸自己从孩童时代起，虽然幼不更事，但却有缘和古典诗歌相近相亲，及至年岁渐长，新诗也和古典诗歌一起成了我暗恋的对象，未及弱冠之年进入大学后，更与诗订立了白头偕老的盟约。仕途我无意，商途我不能，只有新诗与古典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与批评和鉴赏才是我的最爱，因此，当我后来有缘读到司空图的“第一功名只赏诗”这一金句时，便如获珍宝，感到司空图不仅是自己赋诗明志，也似乎是为千年后的我做代言之人。我曾请友人以此金句刻就一枚闲章，今日以之作为本文的题目，对自己是便于自白，对读者是有如自供，对于诗国先贤司空图老先生呢，则是晚晚生后后辈的我向他致以千年后出于自愿的由衷敬意。

萌芽与源头

一株绿树，有它最早的萌芽；一条河流，有它最早的源头。我的生命的绿树已经旋转了八十多圈年轮，我的生命的河流也已经奔过了八十多个津渡。蓦然回首，在短促而漫长的岁月里，第一功名只赏诗，它的萌芽和源头在哪里呢？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最早而且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家庭中的父母；一是学校，学校中的老师。树木育人，父母与老师决定了树木如何抽枝发叶，决定了河流怎样定向奔流。在苍茫的暮色中回眸少年的晨光，我对父母和老师永远心存感念。

青灯有味忆儿时。家严李伏波先生天分颇高，他既娴熟于诗词，香港回归之前，《光明日报》与香港《文汇报》面向全球华人联合举办有关的诗歌大奖赛，他径自投稿一试，竟然一举夺冠。他也精于书法，多次收于有关的馆藏。也曾获得过长沙市象棋冠军，荣任全国象棋裁判。1976 年之后，也曾参与《辞源》的修订，撰写约三万言。但他淡泊于世俗的功名。他的案头与抽屉都置有许多唐诗宋词的专集，至今每当我悠然回想，心中洋溢的，仍是古典的馨香。我当时虽是小小少年，尚在小学的初小与高小之交，但不知缘何对那些唐诗宋词已情窦初开，总是径行取来囫囵吞枣，或是效法父亲吟诵古人或自己的诗作之神情腔调，也自行摇头摆脑地吟哦。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旧梦已经依稀，许多往事已经沉入永远也无法打捞的忘川，但记忆犹新如同昨日的，是李白的昂首天外、杜甫的情系苍生、陆游和辛弃疾的英雄气盛、李煜与李清照的儿女情长，还有父亲的若干作品，如历经岁月风雨而不熄的一支支红烛，照亮了我懵懵懂懂的儿时和小小少年，又如一颗颗文学的种子，落在我尚待开垦的稚嫩心田。

犹记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年秋日，我们从流亡中回到故乡长沙之后，有一天父母携我渡湘江而西，往游他们久违的岳麓山。扁舟一叶，船到中流，我的诗兴竟然生平第一次来潮，随口吐出“湘江滚滚复滔滔”之句，还自以为颇有气势，谁知父亲当即指正说，既然“滚滚”而又“滔滔”，太过重复，于是我的处女作就顿时断流而没有了下文。在山上看到一座冷落荒凉的破庙，我心有不甘，抓耳挠腮，终于凑成四句：“碧苔围宝座，佛面绕蛛丝。鼠咬禅房角，蝉鸣高树枝。”这回父亲面有喜色，他说，比“滚滚复滔滔”好多了。但“围”可以改为“侵”，“绕”可改为“挂”，而“咬”可改为“啮”。原来的字有些呆板而不够自然。我不知“啮”的写法读音和意义，他当时还对我比画讲解了半天。乃至年岁已长我才明白，这就是古代诗文创作中所艳称的“一字师”了。

其实，除了唐诗宋词，对我儿时乃至少时影响最深的，还有父亲自己的最早诗作。“苔生石上泉声细，风度林间鸟语柔”，这是我记忆中最初的留存，长大后曾问父亲，他也记不起全诗了，大约写于20 世纪40 年代之初的宁乡县火龙洲乡间，因为之后他写过一首《怀旧》：“浪迹天涯忆旧游，难忘最是火龙洲。墙内芭蕉墙外柳，青青还似昔时否？”1994 年，他的诗联集付梓，题名《雪鸿吟草》，开卷的两首，一是1944 年写于湖南泸溪的《闻柝》：“倭寇侵凌走不毛，月明乡思最难抛。无情最是山城柝，偏向离人梦里敲。”一是次年8 月作于汉寿的《喜闻日寇投降》：“声声爆竹沸湖城，闻缚苍龙喜不胜。扶醉还来窗际立，错将星斗当花灯！”前一首所写的情景是我儿时的亲历亲闻，后一首所绘的情状也是我亲闻亲历。1944 年岁末，我们辗转到达洞庭湖南畔之汉寿，即元末明初诗人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之龙阳，我其时读小学二年级。翌年8 月15 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城百姓和中小学生提灯绕城游行三夜，鞭炮声日夜不绝。我当然雀跃在提灯游行的行列，而父亲即兴赋诗并展纸挥毫的情景，当时亲眼所见，至今仍恍然如同昨日。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莫真宝所编之《抗日胜利这一天》，收辑各方人士当天所写有关诗作，家父此作不知编者从何处搜得，竟然也收录其中。父亲生前曾有诗赠我，那是2000 年8 月，其时他侨居于大洋彼岸之旧金山，我远渡重洋前去拜望，他所作而题为《赠元洛》之诗云：“我儿年八八，万里拜高堂。书卷盈行匣，棋秤作战场。论诗推李杜，涉世话沧桑。喜有生花笔，何当花更香！”我于旧诗开笔虽早，习作却很迟很迟，在2012 年所作的《幕阜山八咏》中，有《佳句》一首：“千古清泉石上流，儿时佳句入囊收：‘苔生石上泉声细，风度林间鸟语柔。’”我所加注释是：“儿时所诵家父之作，全诗已不复记忆，仅此两句以存雪泥鸿爪也。”2016 年，我复作组诗《汉寿记忆》，第二首是：“苍生欢庆日重明，万盏灯笼绕郭行。犹记家严诗妙语：错将星斗当花灯！”以上所记诗事，是说明我“第一功名只赏诗”的萌芽与源头，也是再次对润物细无声的父亲表示永远的追怀和感激。

春风风人，春雨雨人。除了家庭的熏陶，还有学校的栽培。

1948 年至1949 年之交，我读初一于长沙县东乡私立达德中学。今日之语文课当时称为国文课，授业者为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郑业皇老师，他其时大约五十开外。因时逢鼎革前夕，学校又系私立，故没有什么统一的课本与教材，郑老师虽是新式名牌大学毕业，平日却一袭青衫，慈眉善目，兴来时则吟诗作赋，一副乡间秀才派头、名士风采。他自选自定的教材主要是古文与古典诗词，而且讲解简略，学生了解大意即可，强调的却是传统方式的吟诵与背诵，即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上课时他偶尔还携来一袋花生，随机对点名背诵成功的学生奖励一撮，如此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双管齐下，莘莘年少学子更是兴高采烈，课堂上下争相摇头晃脑比拼，以乡音吟咏不绝。当时我能背诵之诗如《长恨歌》与《琵琶行》，古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数十年后仍记诵如流。不唯如此，我对诗歌的爱好也与日俱深，并养成了对优秀的古典诗歌甚至新诗背诵的习惯，这都应该感念郑老师教诲之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