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与朱自清的文字相知：以书评和国文教学为中心

关键词：徐中玉 朱自清 书评 国文教学

徐中玉是古今中西兼通的大家，他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如在现代文学研究上，后世学者折服于他对鲁迅的解读和阐释，经常引用他的判断和观点，其实他对朱自清的认知和研究亦是深透的，这点至今仍被研究者所忽视。

1948年8月13日，清晨早起希望读到好消息以消解“八·一三”纪念日暗淡的徐中玉等来了当日的报纸，却看到一则令人难过的消息——“朱自清先生逝世”，他不禁将妻子摇醒以分担自己的悲痛。当晚他就撰成了悼文，其中有对朱自清的整体评价：“朱先生的一生，尤其是他近年来在治学和言说上所表现出来的趋向，自然，都不是这几则短短的电文所能包括的，但他的接近青年，能向青年学习，以致更能领导着青年，得到青年们的爱戴，以及他近年来的特别注力于文学批评，通过文学批评对历史社会的正确辨析和指引，却多多少少已给说出来一点。抛开‘大师’一类字眼不谈，无论如何，朱先生的散文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已经可以不朽，朱先生的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研究方法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渊博的‘榜样’，而他的身居书斋，眼在社会，以先进地位而始终像青年一样的大踏步向前，谈学问而不离人民立场的——这种为师之道，我相信，也一定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士人群中，留下非常深切的印象，发生很好的影响。”他称赞朱自清从消极的守节走上了积极的有所树立，与闻一多一道在黑暗现实下不甘心俯首而努力挣扎、攻击进取。一直以来，他视朱自清为“非常值得敬仰的前辈”，虽然没有直接晤面，但从他供职中山大学起两人就互相通信，结成了亲近的文字之交。朱自清得知在山东大学执教的徐中玉有志于写作《文艺语言学》而特地致信鼓励，并把为《北平报》编的一种语文性质的周刊全份寄去以供参考。徐中玉任职沪上高校后，朱自清仍旧关切他的生活和工作，时有鸿雁往还。

书评：徐中玉对朱著的阅读和阐释

书评是中国写作史上的一种重要文体，它对引导大众认识、解读作品，推动文本的传播和塑造大众的知识体系或文化观起了巨大的作用。翻阅传统典籍研究史可见各种书评名篇迭出，延至现代又诞生了鲁迅、茅盾、朱光潜、朱自清、李健吾、李长之、萧乾、常风、李影心等书评家，而徐中玉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却被后世忽视了。

1948 年4、5 月间，朱自清相继出版《语文零拾》《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三部著作，徐中玉读后颇为受益，决定各写一篇书评，朱氏复函表示极为高兴，并提醒切记不忘批评。6 月24 日，徐中玉完成《评朱自清著〈语文零拾〉》，他称该书评集子文字朴素、清晰，使人特感亲切，虽曰“零拾”却有一贯的特质：“在‘文’方面便是强调‘为人生的文学’，在‘语’方面便是采取了‘这个分析语义的角度’。”徐氏称著者是成功的散文家，更是渊博的学者，涉猎广，遍布新锐妥切的见解，从文学到语言，从古代到今天甚至明天，从书本到生活，从思想到争斗都能看到他的慧眼光芒四射。无论对什么问题，他都坚持严肃的讨论和研究，对现实也益发坚定，“那表情的姿势也不是公式化的，切实而不宽泛，不是感情用事的狂呼疾走，而是慎思明辨，理性考量的自然必然的结果”，因此他还是一名文化战士，“集三者于一身而相得亦益彰”。从批评方法看，朱自清的书评作法独到，“指出好的与坏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应该如何取长去短，与过去的成绩比较是如何。这需要仔细的分析，具体的指出，不含糊，有分寸，责难奖赏，都要使人心服。使受责难的人因为你举出了真凭实据无法狡赖也就不想狡赖而暗自狡赖，使得到奖赏的人能认识自己的真正长处而可以具体发扬自己的优点，不致因为别人天花乱坠的捧场竟飘飘然起来”。而其观点又是具体、周到和自然的。在《陶诗的深度》中朱自清指出陶渊明的思想融合三家，主旨是道家的，他独创的田园诗在用笔上“用散文化的笔调，却能不像道德而合乎自然”，徐中玉认为“虽只寥寥几句，颇有摧陷廓清之妙”。朱自清附带讨论了作注之法，以为以前诗文集作注重出处，即所谓“事”，对借“事”要达到的目的“义”不看重，而只有兼重“义”才能知晓当句当篇是否真正切合，“事”“义”结合方能见出作者的真意。徐中玉指出他对“注应怎么作？注有什么用？”的分析“的确入情入理”。在《诗文评的发展》中朱自清认为近期文学批评史著作兴盛是因为一个全新的批评时代正在开始，一切价值得以重估，而重估就必须认识传统的价值。徐中玉则指出这与当时的“中国化”风气相关，文学批评史如何写作呢？第一步是朱氏所言“释古”，“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第二步朱氏未加讨论却有所暗示，即解决“史观与立场”的问题。在《乡风与市风》中朱自清认为冯雪峰此集是“杂文的新作风”，即讽刺之外又有批评的机能，讨论是严肃的，笔锋是深广的。徐中玉认为这种创作“是有着时代的社会的战斗的背景而形成的”，“仍旧保持着战斗的特性，而稍稍转向了明显的建设的方向”，朱氏并非仅从形式上加以赞美，更注重切实的批判、深造的分析与力量的展示。在《短长书》中朱自清指出一般读者偏爱长篇小说是因为喜欢故事，悲欢离合、层折错综容易引起浓厚的趣味，其实是一种消遣的心理，这种心理不足忧虑却不很正当。徐中玉持有别论，以为原因在于短篇一读便尽，不过瘾，无法满足求知欲，而非“不如长篇可以消磨时日”，一味喜欢故事的人不过爱侦探、武侠小说，并不青睐有严肃意义的长篇，爱读这类小说的多是最用功最富研究精神的青年，他们要了解全局，把握大场面，短篇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培养了他们试图了解这方面内容的诉求，而长篇也便于从中学习写作方法。因此，爱读长篇的心理不但不足忧虑，甚至是可喜的，这在写作、鉴赏上可以走进“大的气派”。朱自清读到此文后于7 月16 日致函徐中玉：

大著已在《世纪评论》里读到，感谢感谢。但是有褒无贬，教我非常惭愧。您说还要批评别的两本拙著，甚望先睹为快。务请多指教，不必客气。《零拾》里缺文，读了大作才注意到，大约因为纸型被偷不全，书店因而去掉了。小书店不负责任，可恨！

是年8 月12 日朱自清逝世，这成了他与徐中玉的最后一次通信，徐氏对此有过回应：“其实以我的浅学无识，对朱先生何敢妄肆褒贬？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过是提出去想请他作详细的指教，而所谓褒，实在亦只是就我们知举出了一些他的业绩的事实，惟恐不足于概先生之全，那里是存心欲褒。”

《评朱自清著〈标准与尺度〉》是7 月12 日撰成的，此文认为统贯全书的观点分明，简单说就是“民主”，在朱自清那里它不是口号或号召，他讨论问题追根溯源，又与当下社会环境结合，使人无法否定，因此“民主的尺度乃是自然必然的尺度”。徐中玉从论人、论事和论文等层次分析了朱著，如在论人、论事上，他指出时代的标准和尺度是在历史发展中由群众酝酿形成的，但在乱世，当新的标准和尺度尚未被大家意识到，就须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指点出来，加以说明肯定，使群众早点察觉，作为努力的准绳，这种价值和功绩非同小可，朱自清做的就是这种工作，如在《论吃饭》中朱氏指出民众，尤其是农民应该摆脱逆来顺受的性格，明白吃饭是自己的权利，不是要饭吃而是应该有饭吃。在论文上，徐中玉指出朱自清强调时代的文学要配合“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文学的生路首先得从“作这个时代的人”说起，它在平民的世纪要担起社会使命，写作者要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而非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作家的自我改造过程就是扩大深入群众生活的过程，笃实践履的改造是为新时代服务，是为了人民。文学的题材无穷，处理题材的方法无穷，但一切表现都应该为了人民的幸福，遵循的尺度是“民主”。在治学方法上，徐中玉指出朱自清强调“人民的立场”，即人民的生活态度，著书立说、讨论是非都必须以此为依据，但它不是膏药，说贴就能贴上，必须经过实际生活的体验。在论及通俗化和标语口号时，徐中玉将朱自清与朱光潜进行比较：朱光潜认为口号教条有损于自己、艺术和读者的尊严，从道德和艺术上看，相信口号教条是低级趣味的表现；朱自清认为标语口号固然因多生滥，公式化，却有现实性，能够领导群众行动，是一种战斗的武器；信或不信口号教条只有思想的差别，并无趣味的高低。徐中玉总结，朱光潜论文学只到“为人生”而止，实是“为个人”，不包含社会观念，而朱自清既“为人生”，也“为人民”，要“为人民”便不至于凭个人好恶笼统下断语。徐中玉还对朱自清的几则表述提出质疑，如朱氏写到“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徐中玉反问“这是五卅事件以前的事？”如果指林语堂等人的倡导应该是五卅以后之事。再如“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徐中玉认为“一松”是事实，少数作者自动“放宽了些”也是事实，从整个文学界看“却似不曾主动地说要‘放宽’些过”，他继而指出“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也易引起误解，以为人民性不含艺术性，“为人民”包括使人民了解、感动和神往，未达到这个目的的作品不能说是充分“人民性”的作品。

1948 年5 月，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出版，至7 月再版，两个月共销了5000 册，堪称出版界盛况，8 月15 日徐中玉撰成书评，他再次强调朱氏集三种身份于一己的观点，指出书名就表明了著者秉持的“现代的立场”，即偏重常人、俗人，近于人民的立场。在《雅俗共赏》中朱自清指出许多古代作品是雅俗共赏的，充满了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生命力更长久、更巨大，如《西厢记》《水浒传》反映了普通人的大欲与常情，诲淫诲盗的判断不过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高论”，徐中玉认为这些指摘“一针见血”。在《论百读不厌》中朱自清指出“百读不厌”是传统的作品评价标准，它以趣味和快感为基础，但进入平民的世纪，负有严肃使命的文学不再注重趣味和快感，阅读时得正襟危坐，能引起人们去读或再读的作品“的确很少了”，只要让人乐意接受的作品就是好的，是否百读不厌可以不论。徐中玉以为这种说法有助于保护担负严肃使命而一直受到自私攻击的新文学作品，但“有些地方他似乎说得简略了点”，不必苛求每部“硬性”的作品都让人爱不释手，却不能放弃这种信念，而“高度的思索会对于文学所负使命的严肃觉省，深刻正确的思想，勇敢的揭露，和出奇的适切的表现方法”都足以让人玩味无穷。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博大精深的思想就是令他们百读不厌的因素，假如无法做到也是因为内容不够“硬”，或肤浅平庸，或人云亦云，缺乏勇敢、卓见和新鲜有力的表现方法。保留“百读不厌”的评价标准可以鼓励作家们尽量融炼、提高和壮大思想，使作品尽可能具有社会历史的纪念碑的意义。在《论书生的酸气》中朱自清认为带酸气的古人如丑角扮戏，总是叹老嗟卑、无病呻吟，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近代知识分子稍免于酸气的浸蚀，是因为白话取代了文言，吟诵用不上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看清了自己处于人民之中，不再自命不凡，而是丢了空架子脚踏实地往前走，虽然带着感伤，自爱自怜，却在时代的紧逼下不得不向前。徐中玉认为“近代的知识分子自然还并没有全部做到，却给其中不甘堕落而始终进步的一部分写出了他们挣扎前进的面貌”，朱自清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论朗诵诗》中朱自清认为听的诗歌与看的诗歌不同，朗诵诗应当有独立的地位；它是新诗中的新诗，不伺候贵族只是沉着痛快地说出大家要说的话；它是群众的诗、集体的诗，表达了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直接与现实生活接触，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它活在行动里，在行动里完整，在行动里完成；它的语言不是文绉绉、拖泥带水的，而是充满辣味和火气，是口语，是对话，得去听才能接受它、了解它。徐中玉称这是“一篇非常尖锐确切的文字”，这些主张是深刻正确、无懈可击的。

此外，徐中玉重读了作家书屋印行的《新诗杂话》，于8 月25 日写就《重读〈新诗杂话〉——悼念佩弦先生》，他指出这批时间跨度大的文章见证了著者在时代剧变之中快速、巨大的变化，说明《语文零拾》等著作呈现的意见和主张不是突发而是渐进的。徐中玉仍以“人民性”和发展的观点为准则评价朱文，如指出《新诗的进步》等虽是十二年前的旧作却已重视社会主义倾向，肯定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人就是强调从上往下看，与劳苦人站在一起代他们说话，但朱氏也为象征派辩护，关注诗的体式和用韵，坚持艺术的立场。徐中玉认为象征派也有好诗，可如果一味象征，让象征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就化成了一种游戏，远离了人民大众的需要，所以象征的手法值得学习，象征派诗却不值得捧场；从“人民立场”上看，象征派诗歌需要拐弯抹角地解说，而解说出来也只是知识分子个人的一点渺茫无力的叹息或闲情，不深刻，也未见得巧妙。在抗战的大熔炉中每个人都有了变化，朱氏的变化是自然、可喜的，凭借生活体验，关注现实和外国先进理论等因素的影响，他在诗里发现了“新的广境”“新的问题”，以更新锐的眼光走进作品，完成了自我改造。徐中玉以为朱自清赞美了“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诗”的冯至、“在微细的琐屑的事物里发现了诗”的卞之琳，但如果重写此文，定会进一步要求要能发现政治的意义、人民革命的意义，“我们自己时代的真诗”绝对不能避开政治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他点明朱氏不再迷恋文字和技巧，“要求无修饰的平淡的实在感，要求明确的直截的诗”所强调的“公众”和“政治”正是之后“人民的立场”“争取民主”的先声，数年来社会变化又大又快，朱氏一点也未落后，自觉认同了“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