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周勋初先生

一

我在2024 年3 月12 日的早晨，惊闻周勋初先生逝世。那时，我正在武汉东湖湖溪河边的图书馆校对李辅燿日记。阳光正好，而消息大坏。李辅燿是两江总督李星沅长孙，其时日记写他晚年回到故乡长沙，每每多病，却始终不忘整修他家祖传的居所——芋园。

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周先生一生也多与疾病斗争。记得有一回见先生，他大约精神状态不佳，对我说，“我这一生就是身体不好”。然而，即便新冠以后，入住重症病房，需要鼻饲，周先生也以惊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

周先生始终是乐观、坚韧而富有奋斗精神的。

二

周先生想写的东西，基本都写出来了。他想完成的工作，大约只有《全唐五代诗》未及见全部完工。他青年时深为疾病所苦，中年大把时光又多被消磨，及至五六十岁以后，才能专心于学术。一路走来，凡有机会，他总要留下一些论著。无论是求学期间酝酿的《九歌新考》，还是后来奉命校注《韩非子》，周先生总能在有限的空间开垦出一点“自留地”。

学界同行说周先生是“多面手”，他只自嘲为“勤杂工”。1991 年，应《文史知识》邀约，周先生写了一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题目为“顺其自然地登攀”。我以为这点睛之题，是夫子“回看射雕处”有意味的自道。

“登攀”，易使人想到毛泽东的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而“顺其自然”，则《易经》和老庄著述里有诸多说法。在周先生而言，大约指尽管埋头实干和苦干吧，至于成果，则并不特别计较，因往往计较不来。“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钟山愚公拾金行踪》），周先生这辈子的诸多著述往往如此结果。他每能因祸得福，大概还与深谙《韩非子》不无关系。外在的限制，顺其自然地接受，而自身能动性，则总不忘加以发挥，这是周先生的“顺其自然地登攀”。

在自己的学术节奏里，周先生是从容而潇洒的。这令我羡慕。

三

周先生善于组织力量开展学术工作。他主编《册府元龟》《唐人轶事汇编》《唐诗大辞典》等，是许多学生和朋友共同协作的集体结晶。

集体项目于许多参与者而言，往往劳而无功，周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谈及领衔主编整理的《册府元龟》，他说：“我自完成《唐人轶事汇编》之后，深知集体编书得有节制，因为这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评职称。高等院校内评职称时，大都把功劳归在主编身上，漠视具体工作人员的贡献，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前程。因此， 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做这项决定时，内心很矛盾，本不想再干什么集体项目了，只是形势逼人，也不能不多方考虑。”周先生对集体项目之优劣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对参与者有相当的爱护，能够团结许多人，最终才敢于承担并圆满完成诸多重大项目。

近人丁传靖所编《宋人轶事汇编》缺点不少，周先生在出版社邀约下重编《宋人轶事汇编》。考虑到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的成员各有项目，他便请外校专家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参加，最终顺利蒇事。晚年谈话，周先生还时常提及职称评聘的不合理，为那些因集体项目而耽误职称的人感到遗憾。

周先生青年时期参与《辞海》修订、评注《韩非子》，得以饱览各地风光，且在各图书馆续有发现。改革开放后，他积极从事学术交流工作，以为参加学术会议好处多多，可以“以文会友，多闻博识”。晚年口述治学经验，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旅途，归根结底，是“孤掌难鸣，得道多助”。

以敬业的态度，团结集体的力量，最终领导并完成较大规模的学术工作，这是周先生留给后世的又一笔可贵的学术经验。

四

我到南京大学读博时，《全唐五代诗》已近收尾，未及参与。《全唐五代诗》编纂办公室，我去过一回，是帮周先生取《中古姓氏佚书辑校》及《中华文史论丛》2020 年第3 期的。南大牵头的《全清词》编纂室，我也只去过一回，记得张晖逝世后家属捐赠的藏书摆在墙角的书架上，我翻阅了几册，印象较深。

晚年的周先生，最牵挂他所主编的《全唐五代诗》。2021 年12 月8 日，在南京马群的君颐康年养老院，周先生和我谈起怀念罗宗强先生的《此情永忆》（《中华读书报》2020 年6 月3 日第13 版）。他说这篇文章一则悼亡友，一则顺便澄清有关《全唐五代诗》的一些争议。我先前读过这篇，感到文章最后一段有深意，特转录如下：

自我出任《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起，宗强兄一直密切关注此一巨著的进展。此书初盛唐部分即将出版时，陕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希望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希望我找两位知名专家写推荐信去争取。为此我就请罗宗强兄和陶敏兄二人帮助。那时陶敏兄已患癌症，且两次开刀，正在休养。但他欣然同意，力疾撰文，可惜没能见到此书的面世。宗强兄亦病患缠身，也在预期内完成申报事宜，陶敏兄的逝世，我一直深感痛心，但从未写过什么纪念文字，这已成了我的精神负担。今借纪念宗强兄之机，将二人的申报文字附上，借以一起纪念二人对这一大书的贡献。

2012 年，为了《全唐五代诗》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罗宗强和陶敏两位先生为周先生写下很有分量的推荐信，可惜《中华读书报》刊《此情永忆》一文未照登，但“南雍论学”和《江苏文史研究》附录了申报书全文。周先生说，他从前很少对外谈这件事，这一次也不过点到即止。

周先生对“全”字号的古籍整理项目，体会很深。1998 年5 月，全国高校古委会与中国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周先生提交了《“全”字号古籍整理项目的重大意义》一文，“从学理与事实上说明了此类项目的重大作用”，有力地反驳了当时普遍质疑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批评声音。

周先生曾说：“人的一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不必为自己的点滴成就而自我陶醉，也不必故作谦虚而妄自菲薄。”在一些时候，周先生有当仁不让的果决与信念。

五

2017 年9月12 日，在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2017级博士生见面会上，徐雁平老师叮嘱大家读读程千帆先生和周勋初先生谈论治学的文章。嗣后不久，徐老师将周先生《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以下简称“《治学经验谈》”）一书交我们读。我在2017 年10 月7 日至10 日间读完此书，大为受用。我深感周先生的研究始终带有明确的方法意味。

2017 年12 月底，我们师兄弟五人分头校对《周勋初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由此对周先生及其群从弟子的学问有了更多认识。后来，我分得校对费500 元，并获赠样书一册。

我没有读过周先生全部的作品，尽管凤凰出版社赠了我全套。但我看过周先生的手迹，无论是他写的还是修改他人作品的。他改徐兴无老师的论文，我见过，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展厅；他亲笔修改的《守护我们的师道传统》，我保存着，在我电脑的硬盘里。

周先生的论文与笔记原稿，字体苍劲而潇洒，一如他留给外人的一般印象。

我先后执笔写过两篇介绍周先生人生与学问的文章，周先生都做了详细的修改。我由此略微知悉周先生文字的清通及耐人寻味，其来有自。

周先生不曾以文章家面目示人，但他的善于改文章，也是他治学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六

2018 年4 月14 日，时任南大党委书记的张异宾到北京西路二号新村看望周先生。张异宾请周先生对学校发展提一点意见。周先生谈起南大中文学科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崛起的历程。最后他说，只要肯埋头做事，学科总能不断向上。

这是我与周先生的初次见面，我拍了照，也录了视频。我是作为随行的校园记者，旁观了周先生和张异宾的谈话。

周先生后来住在养老院，隔壁邻居是他20 世纪80 年代工作时的上级——南大物理学院冯端院士。冯院士四十年前任南大研究生院首任院长，其时周先生任副院长，分管文科。冯院士要求坐班，周先生以为太不自由，一年多以后就辞任了。

我先前看不太懂周先生的“出处”，直到读曹虹老师的回忆文章，见里头写道：“周先生在私下里偶尔也会恣意指着自己的鼻子笑谈说‘别人喊我周主席’（主办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我这种人也当上了研究生院副院长’等。”（曹虹：《乘着“学术”的翅膀：记周勋初先生与马来西亚的学缘》）我才对周先生的“出处”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面临学术和官衔之间做选择时，我以为，周先生始终是站在学术一边的。

七

周先生的学问，人们都叹服其精博，誉为“贯通历代，弥纶群言”。我读到明代王穉登《丹青志》赞沈周绘画，以为相仿佛。王氏赞沈周“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一时名士，如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龙门，往往致于风云之表。信乎，国朝画苑不知谁当并驱也”。“兼总条贯，揽其精微”，私以为是周先生治学的一大风范。

我博士论文答辩的“座师”之一——俞士玲老师是周先生的高足。从前我只略知俞老师从事魏晋文学、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和域外汉籍研究，等答辩时亲闻俞老师掷地有声的教诲，不禁悚然，私以为俞老师不愧为清代文学研究专家。后来，我又拜读俞老师所著《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生活》（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以为这本运用书籍史方法而有扎实文献根基的中国文献文化史研究专著，是近年明代书籍研究的佳作。

一个人一辈子能耕耘好一块学术园地，已属不易。而俞老师始终锐意开拓新领域，不声不响，然而不屈不挠地在那个新领域站稳脚跟，且迭有新见。在她身上，我依稀见到周先生的学术身影。

有一回我们和徐雁平老师去江苏高邮，那是周先生另外一位学生吴正岚老师的故乡，得知我们的行程，吴老师特为赶回老家，只为带我们品尝汪曾祺笔下高邮的美食。

周先生指导研究生，只要求学生随时问答，而不主张授课，貌似散漫，却很受学生欢迎。听周先生另一高足徐兴无老师的学生讲，他们从徐老师读书，也以问答为主，虽比一般读书会都紧张，却每每视为求学岁月的绝大享受。

于近代学人，周先生尤其佩服陈寅恪。他曾比较近代“史学二陈”（陈垣、陈寅恪），以为一是程不识，一是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先生带学生，我无缘亲见，于今揣想，当亦如李广将兵。

教师周勋初，我想，这是周先生众多身份里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他最爱的一个。

八

周先生指导学生的经验，有两本书做了很好的叙说。一是弟子余历雄记录的《师门问学录》，另外一部则是《治学经验谈》。《师门问学录》早已行销海外，十年间印行四五个版本，足见影响之大。而《治学经验谈》，则我更加偏爱。我每常以为《师门问学录》初意在私相授受，是传授博士论文起承转合的专业指南；而《治学经验谈》方是有意开坛讲法，是人生甘苦与学术经验交织的生命之书。

犹记得《治学经验谈》初版不久，张伯伟老师即组织读书会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识量淹通、金针度人”，这是张老师对《治学经验谈》的总评，也道出了这本书的真价值。

我想，当代中国文史专业的青年，倘以学术为职业，有两本书或势必不能不读。在历史学方面，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在文学园地，则周先生的《治学经验谈》当仁不让。

九

近来读程千帆先生的《闲堂日记》，我常能见到周先生的身影。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周先生写的不少论文，往往都要拿到程先生家，请他帮忙提意见。周先生自己也曾深情回忆，“每有疑难，总是向他请教”。同一机构中，这种亲密的学术友谊，如今恐是不多见了。

周先生继程先生而担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却并不出于程先生的举荐，而是江苏省委组织部指派。不过，“千帆先生后来知道了这一消息，甚为高兴……并指示今后工作要点”（周勋初：《深切怀念程千帆先生》）。学术情谊并未延伸出工作偏私，这又是两位先生交往的一个细节。

程先生提出著名的“两点论”，即“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许多人所熟知的。周先生提倡“文献学与综合研究”，则认为“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因为一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常是包容着鉴赏、考证、理论阐发等内容”。他又说：“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是纷糅交错地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若能作综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