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东坡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江逢辰：《白鹤峰和诚斋韵》）江逢辰在清代诗人中名气不算大，但这两句诗的知名度可以说相当高。惠州，这个今天与深圳相邻的地级市，现在当然是名声在外，但在宋代之前，确实是寂寂无名，仅有的一点名声可能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瘴疠之地、贫困之地了。但自从苏轼被贬惠州，谈及苏轼，就无法跳过惠州这个名字了。因为是苏轼把惠州的山水风物、世道人情用他的生花妙笔带到了文学的世界，又由文学的世界而进入生活的世界。是苏轼赋予了惠州以独特的品格，所以说苏轼是惠州的文化之魂，大概是不过分的。

苏轼被贬惠州，就是他的人生从春风得意的巅峰瞬间坠入悲苦万端的深渊。

我先说苏轼的巅峰时刻。宋神宗去世，宣仁太后得以当政，这个宣仁太后可是当时提醒宋神宗要善待乌台诗案中被关在御史台监狱中的苏轼的那个人。她当政后，立马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在宋神宗支持下由王安石负责实施的那一套政治改革主张中止，政治态度差不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在新法实行中被贬各地的旧党官员陆续回到京城，苏轼也在这一政治风向的转换中回到离开了十多年的京城，不仅罪人的身份瞬间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苏轼的职位连续得到晋升，最后停在翰林学士知制诰这里，这个职位有多高，我打个比方，宰相也就在他前面一步站着了。

正当苏轼觉得苦尽甘来，政治前途好像春风万里的时候，隐患也就跟着来了，受尽磨难重新上台的旧党，对新党差不多用了同样的打压手段。苏轼这人耿介直率，他天然缺少隐忍的性格，也不擅长说假话，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就偏低，所以无论旧党上台，还是新党执政，他都会根据具体事理仗义执言。换句话来说，苏轼虽然会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他根本就不属于某个派别，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思考和判断问题从来就不是以派别为依据，而是以事实和道理为支撑。这样一来，在新党执政的十多年中尝尽人生苦难的苏轼，在旧党执政之时，也就不一定苦尽甘来了。他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被打击的可能。好在有宣仁太后在后面撑着他，他还是总体平稳地度过了在朝中的这段时光。

元祐八年（1093）九月，宣仁太后逝世，原本苏轼还算有惊无险的政治生涯就再次到了转折点。在宣仁太后去世十天后苏轼就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知定州。他担心在朝廷受到新党的猜忌，而直接去了定州，因为被新党人为阻隔，苏轼临行前想见一下宋哲宗而不得，只能专门上书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哲宗亲政后，原本就对元祐旧党心怀不满，但碍于宣仁太后的面子而无法发泄的宋哲宗，现在终于可以出手了。绍圣元年（1094），他任章惇为相，把元祐旧党再次罢黜出京，并声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这些人都永远不再重用。新党成员则又纷纷进京，一度被废弃的王安石的保甲法、免疫法、青苗法等再度被恢复。政治生态再次发生了变化。

苏轼虽然已经及时离开了京城，但并没有因此获得安宁，他的政敌完全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从绍圣元年（1094）四月开始，弹劾苏轼的情况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吕惠卿、御史赵挺之等人指出苏轼此前所作的诰词，有讽刺毁谤朝廷的嫌疑。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说得就更直接，他说苏轼在先朝被罢废了很长时间，元祐中得到重用，一直做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但他私怨很重，利用手中的笔“讥斥先朝”以发泄私愤。中书舍人蔡卞也说苏轼在出任定州知州期间“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苏轼落职降官知英州制》）。在这么汹涌的弹劾声中，宋哲宗很难不受到影响，他也认为苏轼在元丰间的表现，堪称罪大恶极，论法当死，宋神宗仁厚为怀，网开一面，留下苏轼一命，但苏轼居然不思悔改，不知感恩，而是借机报复，所以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

其实，苏轼不是直接被贬至惠州，绍圣元年（1094）六月五日，苏轼先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还没到任，走到姑熟（今安徽当涂）时，获悉再追贬惠州。《宋史·苏轼传》载：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带着儿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一路南下。已经58 岁的苏轼这个时候已经习惯了这种被贬谪的生涯，也不再惊恐害怕了，他在经过大庾岭的时候作诗云：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过大庾岭》）

他知道自己被陷于政治的污泥之中难以挣脱了，但自信身心纯净，在朗朗乾坤中，自己依然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之人。这与十多年前从汴京去黄州的惊恐感觉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苏轼一步一步行走在自我强大的路上。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他在《到惠州谢表》中说：

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人不通世故，心里容不得恶行，加上性格又急躁，但我知道我本性难改了，以至于造成今天一贬再贬的情况。你看苏轼即便在谢表中，也越来越硬朗了。你说一个快60 岁的人，想说点啥，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何况苏轼说的是真心话、实在话。

其实，苏轼与宋哲宗是有一段独特的缘分的，他曾经做过宋哲宗多年的侍读，所以他们有师生之情，他希望宋哲宗执政后不要操之过急，国家大事需要稳健，稳健了才有力量。但宋哲宗显然没有听进去这个话。苏轼还记得元祐年间，有一次夜宿朝廷，与宣仁太后、宋哲宗等在一起聊天。宣仁太后说：神宗每次读到你的文章，都是赞不绝口地说苏轼真是奇才奇才。他对你的才华赞赏有加，只是还没来得及重用你而已。苏轼听了这一番充满情义的话，禁不住痛哭失声，宋哲宗也闻之泪下，弄得周边的人也是泪流满面。但这都是过往之事了，宋哲宗一旦执政，这一点师生之义也就没有多少力量了。你看在《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中，哪里还有一点对苏轼的同情之义呢！

苏轼一行三人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抵达惠州。当天他作诗云：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简单来说，我来到惠州，简直感觉回到了家乡一样。其实他何尝来过惠州呢？但惠州的风土人情给了苏轼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苏轼总感觉自己到过这个地方，因为眼前的一切好像都有点面熟，十分亲切。这就好像林黛玉初进贾府，贾宝玉一见之下说：这个妹妹我见过。贾母说你这是胡说了，你何时见过林妹妹？宝玉说，我见着亲切，便是见过的了。这就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苏轼想起了当年汉高祖刘邦建都咸阳，把老父亲迎到咸阳，但老父亲不习惯呆在咸阳，总想回丰县的老家，刘邦因此把附近的街道、房子都改成和家乡丰县相似的样子，并称作新丰，当地的人就好像生活在丰县一样。苏轼用这个典故，当然知道这惠州不可能为了迎接他而改造成他家乡的模样，这是天然的亲近感。苏轼对惠州的第一印象很好，好到有点出乎意外。这种感觉当然很重要，也为接下来苏轼在惠州两年多的生涯开了一个好头。

苏轼接着说：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对我的到来很惊讶，也不知道我又犯了什么事，反正我苏轼就以犯事而闻名，男女老少都出来迎接我这个老头。苏轼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可是以戴罪之身来到惠州，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这里的人好像都不在意我的身份。当年汉代的苏武被囚禁在北方苦寒之地，他哪里想到晚年居然能回到故国！晋朝的管宁因为中原大乱而去了辽东，我现在来到惠州的感觉，就好像苏武回了国，管宁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一样。这两句用两个典故把惠州这个地方狠狠地夸了一下。“岭南万户皆春色”一语双关，一方面岭南的十月确实还温暖如春，另一方面当地有“岭南万户春”酒。我这个曾经的幽居之人，如今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你看苏轼刚到惠州，至少在这首诗里，一点也没有担忧、寂寞之感。黄庭坚说：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跋子瞻和陶诗》）

当时的宰相章惇其实想杀掉苏轼的，苏轼肯定也知道，所以被贬惠州，苏轼心里已经没有多少波澜了，他只是“饱吃惠州饭”了，有空有心情就把陶渊明的诗歌一首一首地和下来。苏轼自己也说：“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所谓“三余”就是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陈寿：《三国志·魏志·董遇传》）冬天、夜晚和阴雨天，往往是独居的时候为多，这时候体会人生就很有意味了。不能不说，作为大弟子的黄庭坚还真是懂苏轼的。

其实，苏轼在去惠州之前，还是有点对环境、气候的担心。老友钱济明很担心他在惠州的生活，苏轼也在回信中坦率地说，惠州是瘴疠之地，要说一点不担心也不可能，年纪轻的在那里呆长一点时间，肯定没什么问题，而我年纪大了，还是有点担心水土不服，尤其是受到南方热毒之气的影响。但他在秋天来到惠州，这个季节到岭南就对了，秋天本来就是岭南最好的季节，气温合适，不冷不热，秋高气爽，第一印象当然很好了。

他感受到惠州官员和百姓的热情，他对惠州山水环绕的自然景观也十分赞赏。他在诗中说：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

他觉得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完全是值得的。他致信朋友说：

到惠州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甚厚。

（《答陈季常书》）

“吏民甚厚”四个字实在是太重要了，而“风土食物不恶”，也就是比来惠州之前猜想的情况要好了很多的意思。

我就顺着“食物不恶”四个字往下讲。苏轼对美食的兴趣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也一直觉得，一个连美食也不喜欢的人，应该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苏轼对岭南佳果荔枝情有独钟，写了不少关于荔枝的诗词。最有名的应该是下面这首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支二首》）

罗浮山在惠州属下的博罗等地，岭南植被四季如春，从卢橘到杨梅，水果一样接着一样。最是那荔枝味道绝美，我一天能吃下三百颗，因为这荔枝，我心甘情愿做一个岭南人了。可能“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太有名了，所以有人就分析说，一个人一天怎么吃得下三百颗荔枝呢？但怎么帮苏轼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呢？有人就说这里的“三百颗”应该是“三把火”的谐音，岭南确实有“一个荔枝三把火”的说法，说苏轼可能把“三把火”误听为“三百颗”了。这个解释如果脱离语境，当然说说也就说说了。问题是这个“三把火”，怎么会让苏轼决定要长作岭南人呢？要知道上火的滋味可不好受。再说你觉得“三百颗”多了，你怎么不去质疑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呢？文学的夸张主要用来强化感情。而且，你如果真的翻开苏轼诗集，你就知道苏轼这一天吃了很多很多荔枝是有很特殊的原因的。他跟着惠州知州詹范，去了纪念北宋陈文惠的祠堂，里面有陈文惠当年手种的一颗叫作“将军树”的荔枝树，陈文惠去世于1044 年，到苏轼来的时候，这棵树有五六十年历史了，你尽可以想象这棵树是如何枝繁叶茂，又正好碰到荔枝大年，所以官员百姓都尽情品尝，有些高处树枝结的荔枝摘不到，浪费了可惜，就让猴子上去采摘。老树佳果，当然非同一般，所以苏轼放开肚皮吃了一回，又不小心夸张了一回，结果就有了“日啖荔支三百颗”这一句，其实这个“日”也不是每天的意思，而是当天的意思。你让苏轼天天吃这么多荔枝，就是神也会厌倦的。不过苏轼吃荔枝的数量比一般人多一点是可能的，有时一半荔枝一半米饭解决一顿的情况也是有的。

苏轼这首写荔枝的诗虽然影响很大，也只是写了自己的超级豪情与超级大胃，其实没有写出荔枝的形状与神采。你把诗中的荔枝换成葡萄或者龙眼，好像也不影响总体感觉。我觉得苏轼能够把荔枝写到极致的还是下面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