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烛者：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时代命题

近年来，当代文坛兴起了一股书写民国知识分子的风潮，当胡适、傅斯年、金岳霖、梁思成、蒋梦麟等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闪现着光辉的名字于当代作家的笔下逶迤而来的时候，就不仅是对某种人文精神的接力，也是更多人“希望人文知识分子能够像苏格拉底那样，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情怀和专业融合在一起”的努力。当这些“风雨中的雕像”矗立纸上，成为一块值得我们永久瞻仰的精神界碑时，不仅让我们感知到“危机年代的困厄和牺牲，在新时代仍有其意义”，也为我们今天定义“知识分子”提供了鲜活的参照。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何为？这些问题或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当那些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科技史的知识分子不断呈现在纸上的时候，却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系。从这个角度而言，韩石山《杨石先传》也可以视为对“知识分子”是什么、当何为的再追问。

一

“持志守节”是韩石山在《杨石先传》开篇对杨石先的概括，这也是“全书的引子”，从杨石先的生平来看，“持志守节”也是贯穿其终生的。如果将这个词拆分开来看，“持志”显露于外，而“守节”则自律于内，在内外的持守中，杨石先成为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杨石先是理工科出身，他成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通过专业——化学来体现的，也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其被我们感知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人文性”所体现的。例如，杨石先在给柳亚子的信从格式、称谓、词句都显示出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虽然柳亚子比杨石先年长也就十岁，但杨石先也以“父执之礼，待其尊人”，究其原因，除了柳亚子是博学大儒外，最重要的是，杨石先与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既是同学也是同事，他哪怕位尊南开校长，也没有身居高位的傲慢和轻率。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刚入职南开大学时，为了给妻子开具一份“类似介绍函的证明书”，当他在电话中问：“杨校长在吗？”杨石先在电话中的回答是：“杨石先在听电话。”这种回电话的方式在邢公畹看来“既严肃，又有礼貌”，放在今天看，这样的回答也是庄重其事而不失迂腐古板的。其实，这样的“迂腐古板”恰恰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严谨、慎独、自重的处事表现，体现着一个人的教养。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在杨石先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礼教文化熏染下的“教养”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新的现实生活中成了一种光辉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狭隘的：有知识而无教养。“教养”是“人文”的底色，“人文”则是“知识分子”的本色，没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是片面的。因此，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职业性和人文性双重素养，如果对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大师”，他们的身上都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一批公认的“大师”的出现，也是一个历史现象。他们的共通之处大致有两点：接受过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同时也在留学欧美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化的知识学习和问题探索思维，这两点是确立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不可或缺的因素：前者是人文的途径，后者是职化的渠道，人文素养和科学化的知识在他们的身上“中西合璧”，从而形成了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认定，也为定义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标准：是否接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否接受过通过科学方法获取知识、探讨问题的严格训练。当然，在当代要满足“知识分子”的条件，并不是说非要倡导回归到私塾式的教育中去培养人文素养，也并非要求“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为，中国当代的教育就是现代化的科学教育，我们对掌握知识、研究学术问题的方法都是西方化的，而欠缺的往往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如果回归到《杨石先传》，通过杨石先的成长经历，或许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之路。

阅读《杨石先传》，我们看到，杨石先和其他民国知识分子一样，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杨石先的童年教育中还增加了数学和地理科目的学习。站在现代教育的视角看，传统的私塾教育往往被认为是落后的，但是反观民国以来的那一批知识分子，传统的私塾教育对一个人的学养、品格、操守的养成恰恰有可圈可点之处。从《杨石先传》中涉猎的杨石先撰写的书信、自传等文稿来看，这些遗作用词考究，笔意隽永，平实而不失优雅，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人气。哪怕到了晚年，杨石先依然保持着诵读中国古典诗词的习惯，据魏宏运记载：“杨老一生可贵之处是不断补充丰富自己的知识，不仅对自然科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他亦喜爱。据滕校长会议，他们外出开会，晚上休息时，杨老常读李清照的诗词。”当然，杨石先从小习染传统文化并没有止于吟咏性情。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中，他们更深知祖国之于个体的重要性，面对“国内军阀专横，内战不息，民生凋敝，外侮日亟”的现实，科学报国的信念当仁不让，“所以我在青年求学时代始终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学业和锻炼身体，其余一概置之不问，以期自己学成之后负起重建家庭和复兴祖国的责任”。

杨石先这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备受后人推崇，在本质上是因为这种形象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形象的现代化呈现，与“君子”不同的是，在他们的身上职业性和人文性融合在一起了：既在专业领域有卓越的成就，在专业之外，其人格魅力也为人津津乐道。以杨石先为例，专业方面，不管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机构的组建，抑或在药物化学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杨石先在国内外同行和师生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并得到国家高层的认可。而在教学、治校过程中，很多与之交往的师生都折服于杨石先的人格魅力。例如在《杨石先传》中节录的《杨石先纪念文集》里，不同时期的人对其的缅怀文字，经常出现“对青年教师关怀备至”“可亲的师长”“他总是尽力而为”等就可见一斑。

韩石山的《杨石先传》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可师法的典范”，而书的封面有四句话可以视为对这个副标题的阐释：德泽广布的教育家、南开永远的校长、会通中西的磊落君子、现代化学的一代宗师。如果参阅杨石先波澜壮阔的一生，这样的“大词”并非言过其实。如前所述，杨石先这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为人称道，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形象符合中国人长期以来由儒家所规范的“君子”形象。

其实，当“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时，我们应该回溯到历史中，去观瞻“知识分子”是以怎样的形象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在阅读王尧“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散文随笔的读札中，我曾说：“王尧以散文随笔的方式再现知识分子的精神，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精神操守、人格修为、性情志趣提供参照。从这个角度出发，重塑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这是王尧以‘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为对象进行系列创作的题中之义，与其以往的思考主题一脉相承。他曾说让‘和战时重庆相遇，和战时知识分子相遇’变成一种情感的相遇，心灵的相遇。那一代‘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和专业融合在一起’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行为举止必然会弥补当下这个‘有缺失的人文中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将这个评语挪用到《杨石先传》中也是合适的，因为这种写作本身也是一种极具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写作，他们以历史再现的方式，示范性地回应了时代对何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当何为等问题的思考。

二

不可否认，当我们试图对“知识分子”给予一个较为公允的定义时，通常会陷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尴尬。因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掌握了某种技艺的人，我们谈“知识分子”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追慕一种优良纯明的精神品格、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操以及对科学知识和真理持续追求的热情力量。而这些呈现于某一类人在特殊历史时刻的行为举止中的品格、情操、力量，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底色和标识，并逐步凝聚成一个民族的社会人文理想。如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对真理的极端追求，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对人的自由、尊严、权利等的高扬，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产生的中国古代思想精华等，在这些中西方大师涌现的历史时刻，正是他们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行动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诠释，并标定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样态和文明色彩。当然，这种文化样态和文明色彩的标定并非由一个或几个人完成，例如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当我们以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提法来概括某一时期相对突出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其实在背后出现的是创作某一体裁的作家群像。

作为出生在晚晴，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中国现当代重要事件的杨石先先生，《杨石先传》的写作必然要牵连其生命节点上的很多重要人物，即韩石山的《杨石先传》虽然以杨石先为传主，但在写作的过程中难免要涉及和杨石先同时代的一大批功勋卓著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作者说：“我希望这样写下的书，不光对做文科学问的人有所借鉴，就是对学理工科的人也有所助益。”如果我们从本文的话题来看这部传记作品，作者显然低估了自己这类写作的价值，因为书写一部历史中大写的“人”，除了要呈现这个传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以此为读者的生活带来精神启发和思想借鉴外，也让我们看到社会历史被个体生命构建和个体生命被社会历史丰盈的复杂性。

传主穿越历史而来，本身也带着历史，因此，阅读传记作品，也是解读历史、理解时代的一个重要渠道。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的序言中所说：“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放幻灯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就是为这些画面做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类似的话，南帆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的自序中也说过：“我面对的是长辈的历史，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因此，韩石山的《杨石先传》就不仅仅是杨石先的个人史，也可以看作是以杨石先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像的文字雕塑。此外，当我们从个体的视角介入历史的回望中时，也是对历史隐像的一次有效钩沉。“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之所以成为历史人物，不仅因为著述，还与他们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有关。”《杨石先传》所涉及内容的时间跨度将近90 年，即从杨石先出生的光绪二十二年（1897）到其去世的1985 年，这段时间几乎囊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在杨石先的不同生命历程中，与之有关联的人和事便成为我们走进历史的载体。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从不同的视角介入，会形成不同的历史观，《杨石先传》完全可以看作一个解读历史的视角，杨石先的生命历程的发展就是一帧微缩历史画卷的打开。

杨石先是中国现代化学的“一代宗师”，也是“德泽广布”的教育家，《杨石先传》中提及的两百多位人物的身上都“携带”着密集的历史信息。了解这些信息，就是在“分担历史之谜”，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 在写作《杨石先传》的过程中，韩石山坦言有两个主要的困难：第一，疫情期间，没有机会实地采访和收集资料；第二，各种报刊文献中留存的关于杨石先的记录相对稀少，例如全套的《申报索隐》“从1919 年到1949年三十年间，有他名字的新闻只有一条，用的还是他的本名‘杨绍曾’”。虽然这种客观原因成为这部传记的遗憾之处，但在另一个方面，韩石山使用了彼此勾连、同类佐证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同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情感，从一代化学家的视角再次“黏合”起我们熟知的那些知识分子，这是对历史信息的扫描，也是对历史精神的重温。例如，在“复原”杨石先儿童时期接受私塾启蒙教育的时候，作者用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徐志摩的《雨后虹》两篇文章中记载的各自在私塾中学习的经历，以此来佐证杨石先阅读古典诗词保留着“抑扬顿挫、张弛有序的吟咏”的情态的原因。杨石先赴美留学以及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之初的情况留存的文字记载很少，但与徐志摩和胡适相近。杨石先是和徐志摩一起乘船“放洋”的，作者结合《环球》《徐志摩研究》《赴美学生行程纪事》等文献史料“复原”出了杨石先那一个时代的同人远洋求学的艰难历程。而在康奈尔大学入学的最初情况，除了参考杨石先本人的《我的自传》外，主要以《胡适日记》为旁证，对当时康奈尔大学的开学典礼、“新鲜人”项目、课程设置等情况进行了“复原”，之所以选择胡适是因为与胡适刚入学该校的情况相似，胡适刚入学时选的是农学，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璞玉成璧1891—1917》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后来杨石先从农学转入化学的原因是参考赵元任透露胡适转系的原因来说明的。当然从传记文学的“非虚构”角度而言，这样的同类佐证难免有些牵强，但是，这种“旁溢”会让我们在更加宽广的视野中了解那一代凭借庚子赔款而求学于外的青年学子在专业选择、人生规划、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