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一段被尘封的战争史
作者： 刘毓庆《 诗经·邶风·击鼓》有言：“从孙子仲，平陈与宋。”这两句诗使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因为史书上没有相关记载，自然便出现了种种猜测。其实各家忽略了一点：《击鼓》所言，乃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诗》《序》是一个独立的史记系统。诗的原文如下：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我们先对篇中词语做一疏解。有些比较好理解，如“其镗”，犹言镗镗，是击鼓声；“用兵”，操用兵器；“不我以归”，“以”犹“与”，言不让我参与回国的队伍；“忡”，心忧不宁之貌；“爰”，乃、于是；“丧”，丢失；“于以”，于何；“成说”，犹约定；“偕老”，一同到老；“于嗟”，叹辞；“阔”，离别；“不我活”，不让我活；“洵”，信，诚；“信”，伸；“不我信”，言意不得伸。关键词语放在以下讨论。
诗中披露的战争信息
这篇诗作，一开始就有一股浓郁的战争气氛。从以下关键词语的疏解中，我们可以得到三方面的信息：
一、紧急战备。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练兵，二是城防。诗的首句“击鼓其镗”，古代的鼓在两种场合下最为常见，一是祭祀，一是作战。在汉语中，“踊跃”一词多形容欢欣鼓舞的样子。 古人训此诗，也多如此作解。如宋严粲《诗缉》说：“ 踊，跳也；跃，跳跃也。踊跃，言喜之之意。”季本《诗说解颐》也说：“踊跃，跳跃也，喜之之意。”《御纂诗义折中》又言：“踊跃，懽忭之状。” 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说：“踊跃，赴斗貌，《国策》云‘ 踊跃于中原’，即是也。”但这种解释，与诗中主人公厌恶战争的情绪显然有矛盾。朱熹《诗集传》则说：“踊跃，坐作击刺之状也。”这很有道理。《周礼·夏官·大司马》：“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注：“习战法。”日本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说：“军有坐作进退击刺之法，踊跃亦必军法。将战，为奋迅之势也，故《左传·僖二十八年》曰‘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又《哀九年》曰‘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是也。”上言击鼓之声，下言练兵之状，可以看出战前的气氛。
“土国城漕”一句，则是关于城防的。土、城皆作动词，《郑笺》说：“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这是对的。牟庭读“土”为“杜”，以为“土国”是杜守国门；王先谦又读为“度”，以为“凡为土功，必先量度之”；王闓运又以为“土读为土齐之土，鄙野之名也”，又或以为“土国”为“士或”之讹。皆不可从。“国”指卫的国都，“漕”是卫国的一战略要地。清朱右曾《诗地理征》说：“《括地志》曰：‘白马故城，在滑州卫南县西南二十四里。’（《括地志》又载：卫南故城，在今滑县东六十里。）戴延之《西征记》曰：‘白马城，故卫之漕邑。’《通典》载：‘滑州白马县，卫国曹邑。’右曾案：《左传》‘立戴公以卢于曹’，《泉水诗》云‘思须与漕’，《定之方中序》云‘野处漕邑’，《载驰序》云‘露于漕邑’，皆即此也。《郑志》答张逸云漕在河南，今在卫辉府滑县东南。”从《诗经》《左传》中频繁出现的情况，即可看出漕城的重要了。
从热烈紧张地操练兵马，并紧急动用民力加筑国都、“陪都”两个方面看，当时战云密布，气氛非常紧张，战火有可能直接烧向卫国的土地。
二、出兵陈宋。诗言“我独南行”，说明卫当时的战事发生在卫国的南边。《郑笺》以为是“从军南行伐郑”，苏辙《诗集传》从之说：“南行，伐郑也。庄公之世，郑人伐卫。州吁既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宋公子冯在焉，郑人将纳之，故使告于宋与陈、蔡共伐之。” 牟庭《诗切》则说：“南行，向陈、宋也。”牟说有理，下文言“从孙子仲，平陈与宋”，陈、宋都在卫国之南，故南行当是向陈、宋之地。李樗《毛诗详解》说：“盖役土功于国者非不劳苦，而独得处于境内，今我乃从君事，行役于境外，其勤劳可知也。彼虽在境内，犹免死亡之忧，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虽欲为土国城漕之人不可得也。”从李樗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紧张局势给士兵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从孙子仲”，是当时领兵南下的将军叫孙子仲，但这个名字不见于史籍。只有《毛诗序》和《毛传》提供了很少的一点信息：谓孙子仲为公孙文仲。《郑笺》沿《毛诗序》提供的思路说：“子仲，字也。”《孔疏》从逻辑出发做出了以下推导：“仲，长幼之称，故知是字，则‘文’是谥也。国人所言时未死，不言谥；《序》从后言之，故以谥配字也。”夏炘《读诗剳记》说：“毛语必有所本。文，谥；则子仲，字也。不云‘公孙’而曰‘孙子仲’者，省文，《正义》所云既言‘从’，于文不得言‘公孙’也。卫后世有孙昭子（见《文元年·左传》）、孙庄子（《哀二十六年·传》）、孙宣子（《宣七年·传》）、孙文子（《成·七年传》）、孙蒯（《哀十年·传》）之属，皆以孙为氏，非公孙文仲后也。《唐书·世系表》：‘卫武公子惠孙，生耳，食采于戚；耳生武仲乙；乙生昭子炎。’不言孙氏出文仲之后，则以孙为氏似非。”这个考证可谓细矣，但于孙子仲的行迹没有丝毫涉及，自只书阙有间故也。
出兵南下的目的是“平陈与宋”。《郑笺》说：“平，成也。将伐郑，先告陈与宋，以成其伐事。《春秋传》曰：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是也。”《朱传》亦言：“平，和也，合二国之好也。旧说以此为春秋隐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时，宋、卫、陈、蔡伐郑之事，恐或然也。”今考《毛诗序》仅言“ 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并未言及伐郑之事，《毛传》也不言“伐郑”。是伐郑之说，出自郑玄。日本安井衡《毛诗辑疏》说：“盖先是陈宋有宿怨，今欲与俱伐郑，故先平之。”但从诗中所言，“平陈与宋”是一场战争，征人之怨在此战有生死之患，若是单纯调解两国争端，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何必派遣军队？又有何“死生契阔”可言？故疑“平”当即《史记·乐毅列传》“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之“平”。《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江汉》“四方既平，王国庶定”，《常武》“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此诸多“平”字皆有平息、克服之意。《毛传》言“平陈于宋”，释“与”为“于”，似此战争发生在宋国土地上，是由陈、宋纠纷引起。
三、士无斗志。此诗的后三章，反映了战士情绪消沉，军纪散漫，毫无斗志。这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出来，一是第三章战士的懒散状态，二是从士兵的内心活动。内心活动反映最深刻。这里的两个关键词语需要疏解，一是“死生契阔”，二是“不我信兮”，关于前者，歧说甚多。《毛传》云：“契阔，勤苦也。”勤苦即忧苦。《郑笺》云：“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陆德明《释文》引《韩诗》云：“契阔，约束也。” 范处义《诗补传》云：“言人之死生离合。” 王质《诗总闻》云：“生则契，死则阔。”《朱传》云：“契阔，隔远之意。”严粲《诗缉》云：“《汉书》‘间何阔’注云：‘久阔不相见。’则‘契阔’为间阔之义也。”胡承珙疏《韩诗》义说：“‘死生絜括’，言死生相与约结，不相离弃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云：“‘契阔’二字双声。《毛诗》‘契’如‘契契寤叹’之‘契’，故训为‘勤苦’；《韩》读‘契’如‘絜束’之‘絜’，读‘阔’如‘德音来括’之‘括’（《韩诗》：‘括，约束也。’），故训为‘约束’。但据下章‘于嗟阔兮’正承上‘契阔’而言，则‘契’当读如‘契合’之‘契’，‘阔’读如‘疏阔’之‘阔’（《说文》：‘阔，疏也。’）。《后汉书·臧洪传》‘隔阔相思’，‘阔’亦阔别也。‘契阔’与‘死生’相对成文，犹云合离聚散耳。”马瑞辰说可从。“不我信兮”《毛传》云：“信，极也。”陈奂云：“《传》以‘极’诂‘信’，而‘信极’连读；犹以‘生’诂‘活’，而‘生活’连读。不与我信极者，言不与我终古也。”朱熹云：“信与申同。”“申”同“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信）古多以为屈伸之伸。”言其意不得伸，即所誓约，不能兑现。这是说：生死离合纵难预料，但我和你早就发过誓，要一同白头到老。可现在简直不让人活了，我怎么给你兑现誓言呢。从战士生死未卜的痛苦诉说中，一方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军心涣散的状态。
《毛诗序》提供的信息与后人之疑
在《毛诗序》的解释序列中，有四篇诗与怨州吁有关，此篇是其中之一。其余三篇，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此篇《诗序》说：“《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这里提供了三条信息：一、“州吁用兵暴乱”，表示战争是由州吁挑起的。二、诗中言及领兵的将领叫“孙子仲”，序以为就是“公孙文仲”，此信息最早见于《诗序》，说明《诗序》有其信息来源。三、公孙文仲为将，目的是“平陈与宋”。
关于《诗序》提到的“州吁用兵暴乱”“平陈与宋”之事，不见于其他书，汉《三家诗》也未见异说。这便引起了学者们的附会之论。他们主要想在《诗序》与《左传》之间找到联系或建立联系。郑玄首先提到了“怨州吁”与“伐郑”有关，而“平陈与宋”是“伐郑”的一个环节，并引《左传》以实其事。我们在上文已提到，此不赘言。《毛诗序》与《毛传》都没有提到“伐郑”，郑玄是否根据《三家诗》，已不可知。因郑玄的权威性，使此说成为《击鼓》篇诠释中的主流观点，唐宋以降的经师，多在此基础上发挥。如欧阳修《诗本义》曰：“州吁以弑君之恶自立，内兴工役，外兴兵而伐郑国，数月之间兵出者再，国人不堪，所以怨刺，故于其诗载其士卒将行，与其室家诀别之语以见其情。”朱熹虽觉证据不足，亦疑其然。季本《诗说解颐正释》说：“卫人怨州吁阻兵也。州吁弑桓公自立，欲求宠于诸侯，结陈平宋而以兵助宋伐郑。夏伐既还，秋又伐之，暴师日久，故国人怨而作此诗。”
清儒毛奇龄《国风省篇》首先对“怨州吁”说提出异议。他说：“《击鼓》，非怨州吁诗也。”他从三个方面来驳旧说：一、诗曰：“土国城漕”，而州吁未曾修筑漕城。理由是“其后闵二年，戴公渡河庐漕矣。漕未城，故庐而处之，或曰露处焉。使夫漕既城，不露处矣。其后僖二年，文公乃复城楚丘。漕未城，故复城楚丘矣。漕既城，不城楚丘矣，故曰：州吁已城漕，误矣。”二、诗曰：“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与州吁事不合。“夫州吁时曷有所为孙子仲也？且夫州吁之用兵也，以伐郑也。隐四年，以诸侯之兵伐郑。夫伐郑而告于宋，则夫孙子仲之出以伐郑与，岂曰‘平宋’焉？或曰：‘平宋矣以要宋，故平宋也。’若夫陈、蔡本卫睦，故从之。是时陈、蔡与俱也，则夫孙子仲之出，将与陈、蔡共出师，何平陈焉？”第三条证据是诗曰“不我以归”，是旷久用兵之证，而“州吁两伐郑，一以夏，一以秋也。隐四年夏伐郑，围而即还耳；秋伐郑，败而即还耳。夏之《传》则曰‘围郑东门，五日而还’也，秋之《传》则曰‘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也，何‘不我归’焉？”姚际恒《诗经通论》又提出六证据以驳“怨州吁”说。他说：“此事与经不合者六。当时以伐郑为主，经何以不言郑而言陈、宋？一也。又卫本要宋伐郑，而陈、蔡亦以睦卫而助之，何为以陈、宋并言，主客无分？二也。且何以但言陈而遗蔡？三也。未有同陈、宋伐郑而谓之‘平陈与宋’者——平者，因其乱而平之，即伐也——若是乃伐陈、宋矣，四也。隐四年夏，卫伐郑，《左传》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可谓至速矣，经何以云‘不我以归’及为此居、处、丧马之辞与死生莫保之叹乎？绝不相类，五也。闵二年，卫懿公为狄所灭，宋立戴公以庐于曹（漕同）。其后《僖十二年·左传》曰：‘诸侯城卫楚丘之郛。’《定之方中》诗，文公始徙楚丘，升虚望楚，毛、郑谓升漕墟，望楚丘。楚丘与漕不远，皆在河南。夫《左传》曰‘庐’者，野处也，其非城明矣。州吁之时，不独漕未城，即楚丘亦未城，安得有‘城漕’之语乎？六也。郑氏曲经以就己说，种种不合如此，而千余年以来人亦必知其不合，直是无可奈何，只得且依他说耳。无怪乎季明德求其说而不得，又以《左传》为误也。”牟应震《诗问》也不同意《毛诗序》说，而云：“州吁以隐公四年二月弑其君自立。夏，合宋、陈、蔡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至九月，卫涖杀州吁于濮。计其为君，才七月耳。《序》云：‘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与陈、宋伐人之国，不当云‘平陈与宋’。‘五日而还’，与‘不我以归’‘死生契阔’等语，尤觉不伦。”
反《序》派在驳“怨州吁说”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姚际恒说：“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他的理由是：“《春秋·宣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左传》曰：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又曰：宋为盟，故伐陈，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又曰：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杜注曰：‘宋伐陈，卫救之，不讨贰也。’故曰‘不实其言’。宋伐陈，讨贰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于是晋以卫之救陈讨卫，卫遂杀孔达以求免焉。揆此穆公之背盟争搆，师出无名，轻犯大国，致衅兵端，相寻不已，故军士怨之以作此诗。因陈宋之争而平之，故曰‘平陈与宋’。陈、宋在卫之南，故曰‘我独南行’。其时卫有孙桓子良夫，良夫之子文子林父。良夫为大夫，忠于国；林父嗣为卿，穆公亡后为定公所恶，出奔。所云‘孙子仲’者，不知即其父若子否也。若‘城漕’之事，他经传无见。穆公为文公孙，或因楚丘既城，此时始‘城漕’耳。则‘城漕’自是城楚丘后事，亦约略当在穆公时。合‘土国’之事观之，而穆公之好兵役众盖可见矣。”方玉润《诗经原始》说：“然细玩诗意，乃戍卒嗟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当是救陈后晋、宋讨卫之时，不能不戍兵防隘，久而不归，故至嗟怨，发为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