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兴与图腾

被明代王世贞誉为“叙事如画，叙情如诉，长篇之圣”、清代沈德潜誉为“古今第一首长诗”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再次入选统编版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题目改为《孔雀东南飞并序》，注释说明：

选自《玉台新咏》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版。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称《焦仲卿妻》，这里沿用后人常用的题目。这首诗是我国古代汉民族最长的叙事诗。作者不详。

这首诗，既是阅读经典、历史奇迹，也是历来解读的热点、难点。关于它的讨论、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几乎年有新作，新论迭出。我在大二时就被此诗所震撼、感动，写了第一篇研究论文，1980年发表在《辽宁师院学报》第2期。此后，我讲授此诗超过二十遍，每一次都会感动，沉浸、沉思、陶醉、感悟。于是，积少成多，形成“通解”。

争议回顾

长期以来，关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创作过程与创作主体，存在诸多观点与争议。

一、关于作者

最早著录此诗的《玉台新咏》说是“无名人”，郭茂倩《乐府诗集》说“《焦仲卿妻》，不知谁氏之所作也。”据此，衍生出三说：一是佚名文人所作，是文人诗；二是曹植所作；三是文人集体创作，汉代文人乐府，“无名人”，类似汉代文人乐府作者辛延年之流，但不是一个人。

二、关于时代

鉴于小序“汉末建安中”与徐陵《玉台新咏》的编纂年代，有三百多年的跨度，衍生出三个主要观点：

一是汉末说。徐陵、郭茂倩皆以为“汉末”，冯惟讷的《诗纪》、沈德潜的《古诗源》、王士祯的《古诗选》、丁福保的《全汉诗》沿袭此说。

二是六朝说。刘克庄《后村诗话》曰：

《焦仲卿妻》诗，六朝人所作也。《木兰诗》，唐人所作也。《乐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有始有卒，虽词多质俚，然有古意。

张为琪从“处分”“诺诺”“承藉”“小子”等语词，论定是六朝的作品。陆侃如考证为“齐梁时人”，他依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和《北史·齐本纪》的记载，证明“新妇入青庐”的“青庐”是北朝的婚俗。依据《宋书·藏质传》的记载和六朝乐府《襄阳乐》中的“四角龙子幡”，推定“龙子幡”是南朝的风尚，进而断定《孔雀东南飞》不是汉诗，而是出自六朝的诗歌。

徐复先生认为“兰家女”“第五郎”“胜贵”“尔尔”“不堪”“逼迫”“启”“作计”“处分”“承籍”“恨恨”“其住”等词语，是晋代的词语。

三是汉末完成定型，后人修改润色说。本是乐府民歌，曾为后人所增改，如黄节、胡适等，胡适的分析似乎影响更大一些：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至于什么时候定型（有基本成熟的初稿），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是汉末初定，后人修改，如黄节、胡适等，蒋逸雪从礼俗、辞趣、声韵等方面论定《孔雀东南飞》是汉人作品；在汉末不成熟的民间流传的诗篇基础上，经过魏、晋、宋、齐不断加以润色，到徐陵收入《玉台新咏》定型。二是汉末故事流传不断创作，至《玉台新咏》收录前写定。此篇在徐陵辑录之前，很可能在民间辗转传唱，经过文人加工修改被收入《玉台新咏》后，就未必再能播于管弦。罗根泽的根据是：至成帝之世，始有五言歌谣；至东汉班固，始有五言诗（《咏史》），然质木无文。乐府古辞之五言者，率辞藻华缋，声韵优美，疑其产生时代甚晚。

三、关于诗体

一是“古诗”，最早见于徐陵《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二是“古辞”，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题为《焦仲卿妻》，称作“古辞”。“古辞”，始于沈约《宋书》，沈氏自著体例曰：“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乐志》一）

三是说唱音乐，《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有云“击鼓歌唱，作俳优”。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附图48.49，四川出土两个说唱俑，说明汉代说唱艺术已经流行。杨生枝认为，《孔雀东南飞》虽是根据汉末建安中民间发生的不幸事件所写的，但在传写这一事件时，却是以民间以前的传唱之乐歌为借鉴而进行创作的。（如《古乐苑》卷五十载《古艳歌行》）

四是文人赋。此说是叶桂桐提出，理由是：第一，结构类似汉赋，开头两句是“序”，中间是正文，“两家求合葬”之后为“乱词”。第二，内容、结尾同于汉大赋的讽谏劝戒。第三，表现手法，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以为，“孔雀东南飞”一句兴起，余皆赋也。第四，赋亦有五言的。

孔雀与鸳鸯

《孔雀东南飞》开头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结尾是“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是借鸟飞起兴，借孔雀、鸳鸯起兴、寄情、寓意。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有的选本因此将其单独列为一节，正是为了显示“他物”与“所咏之词”的区别。这两句诗，大有深意，暗示了焦、刘爱情悲剧的性质，奠定了哀怨缠绵的基调，起到了提摄全篇、导引下文的作用。

既然两句诗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自然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为什么要用“孔雀”起兴？有人认为，这是受我国民歌传统的影响。诚然，用鸟起兴，在我国有很早的历史，《诗经》首篇即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又如汉代古诗《黄鹄一远别》，以“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起兴，又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作结，前后呼应，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但更多的是用来表现夫妇离情的，如《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襄阳乐》：“黄鹄参天飞，中道郁徘徊。”更有一首《古艳歌》已经与《孔雀东南飞》非常接近：“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机作，不得不机，三日载（再）匹，尚言吾迟。”我怀疑，《古艳歌》可能是《孔雀东南飞》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或者删节本、节略本，与本诗内容基本吻合，“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更有意思的是，“孔雀”的比兴之用，不仅完全相同，也非常直接，以“孔雀东飞”兴“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可以帮助我们在诗歌整体寓意上理解《孔雀东南飞》的过渡与结构。

受民歌传统的影响用孔雀起兴，不过是共性，而不是个性。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把孔雀换成白鹄、黄鹄、鸿鹄、大雁等鸟，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偏偏要用孔雀呢？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孔雀以及作品本身的特征来探索以孔雀起兴的根本原因。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孔雀东南飞”两句，是“兴彼此顾恋之情”。我以为是很中肯的。孔雀，是这样一种特殊的鸟类，具有忠于爱情的天性，它们往往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而且由于雌孔雀飞不高、飞不远，雄孔雀就不远走高飞，它始终在树林的上空盘旋，徘徊而不离开。所以，作者用“孔雀”起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是一首歌颂忠贞爱情的诗篇。由此可见，诗是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来兴兰芝、仲卿的“彼此顾恋之情”。而鸳鸯则是成对地生活在水边的水鸟，旧时常用来比喻夫妻的和美，这里借鸳鸯起兴，不是描写一对幸福恩爱的终身伴侣，而是描写夫妻离散而生死不渝的感情，令人伤感万分。作者在诗开头用“孔雀”起兴，中间实写夫妇离散之悲，最后用“鸳鸯”写和美，虚实相生，由实入虚，虽然合情入理，但情感跌宕浮沉，绵绵忧伤，代代感喟不已。

用孔雀起兴，还表明了作者对主人公的歌颂态度。孔雀，不仅是坚贞爱情的象征，也是美丽、圣洁的象征，如《楚辞·七谏》“鸾鸟孔凤，日以远兮”，将孔雀、凤凰比喻为君子贤臣。刘兰芝颜值足够，装扮华丽：“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而且德能配位：聪明勤劳，多才多艺；忠于爱情，不为财势所动；保持尊严，宁折不屈；憎爱分明，情长如丝，完全符合封建时代淑女的各种标准。

孔雀是人们熟悉和喜爱的一种大型鸟类，在动物学上属于鸡形目，雏科。我国主要是绿孔雀，冠羽呈簇状，颈部和前胸的羽毛为铜绿色。雄鸟头顶长着一簇11厘米左右的翠绿色的羽冠，通体翠艳并闪着紫铜色的反光，各羽外缘以明显整齐的浓褐色为边，如同鳞片一般，体后拖着长达一米多的尾上覆羽，即尾屏。尾上覆羽的末端有红、黄、蓝、绿、紫等色相间而成的眼状斑，色彩斑斓，异常华丽。雌鸟无尾屏，背面呈浓褐色。每当繁殖期间（一般在3至5月），雄孔雀在雌孔雀周围，展开那翠绿色的翅膀，开屏起舞，它们兴奋地将尾屏高高举起，如同一扇五彩斑烂的彩屏，支撑在翘起的尾羽上，左右摇动，沙沙作响，眼状斑闪闪发光，羽翎索索抖动，千姿百态，这就是孔雀开屏。在终年温热的云南，孔雀开屏不只限于繁殖季节，它们往往在激动的时候也会漫步高歌，开屏起舞。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鸳鸯雌雄双居，永不分离，故把它们比作忠贞爱情的象征。但文学作品里的鸳鸯与自然界里的鸳鸯还是颇有些距离。自然界里的鸳鸯，对爱情并不是很专注，生活也并没有那么浪漫悠闲。鸳鸯在平时不保持固定的夫妻关系，只有在配偶时才会表现出形影不离的亲密姿态。鸳鸯是一种小型野鸭，在繁殖后期的产卵孵化工作中，雄鸟从不过问，抚育幼鸟的工作完全由雌鸟担任。如果有一方死去，另一方马上就会重新组建家庭。据鸟类专家研究，古人所说的鸳鸯，其实是另一种鸟类，名字叫赤麻鸭（Tadornaferruginea），据南宋《尔雅翼》：“其大如鹜，其质杏黄色，头戴白长毛……尾与翅皆黑。”只有赤麻鸭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而且只要求偶成功并且不出意外，就会终生结对生活。孵卵由雌性赤麻鸭进行，但雄性赤麻鸭会在附近进行守卫工作。雏鸟破壳后，雌性和雄性赤麻鸭会共同进行育雏。由于赤麻鸭会一直形影不离，而且白色的头又有着白头偕老的美意，所以成为爱情的象征。

郑樵《六经奥经》说：“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求义也。”朱熹说得更为明确：“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显然，这些诠释还有待探讨，“此”对于“彼”来说，虽不等同，在内容上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孔雀东南飞》用“孔雀”起兴，用“鸳鸯”作结，不仅有完整的构思，也在比拟、起兴的基础上，饱含了寄情、寓意的“理”或者“义”。

当然，从诗歌结构来说，“孔雀东南飞”两句，与下文“十三能织素”一段刘兰芝对焦仲卿的倾诉并不衔接，而且显得突兀。此外，故事发生在今安徽省潜山县与怀宁县交界处的小市港一带，当地生活中也没有孔雀，我国的野生孔雀都在云南。至于两家合葬之后见到奇异反常现象，也值得深思：“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里的“东西”与“左右”应该是方位、范围限定，可以理解为四面、周围；又，“松柏”“梧桐”，生性不是多杈多枝多叶，不可能“枝枝覆盖”“叶叶交通”。当然，凡是不可说绝，也可能年代久远，树干高耸远扬，也可能出现“覆盖”“交通”之象，那就应该是很多年以后。再者，鸳鸯为水中之鸟，不可能居住到枝枝覆盖、叶叶交通的松柏梧桐之间。对于这些违背生物学常识的描写，我们的教材注释、课堂讲授，往往是回避遮蔽的，或者避实就虚，习惯于用想象、夸张等修辞手法来解读。

其实，《孔雀东南飞》开头与结尾的问题，应该从这首诗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去追寻。我以为，这首诗从“汉末建安中”到收入《玉台新咏》三百多年之间，经历了悲剧事件民间传播阶段、悲剧故事民间传说阶段、悲剧文学文人创作阶段、悲剧文学不断润色补充提升阶段。那么，我们可以推断：

第一，开头，“孔雀东南飞”两句，是文人创作阶段加上去的，极大地增加了故事的震撼力。第二，结尾处，墓地有大树、大树有鸟窝、树枝中有鸟鸣的连带描写，应该形成于民间传说阶段，而出现“自名为鸳鸯”，而且“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日夜鸣叫长夜不眠的反常异象，当为文人润色加工过程中所添加，因为过于强调“故事性”“教育性”内容，反而忽略了常识性知识。——这一妄加猜测，肯定会受到非议，但也不是毫无根据。比如王发国据《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传正义》及《荆轲传索隐》引韦昭语，提到“三日断五匹，大人故言迟”二句，说是“古诗”。韦昭卒于吴孙皓凤凰二年即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可见在三国末西晋初已经出现此诗，并已被称为“古诗”。又，安徽怀宁县李杏林特别介绍到，他的初中语文教师李硕成（怀宁小吏港人，1962年逝世）对他说过“《孔雀东南飞》有抄本”；在潜山县邮局工作的陈孝诚也说“1955年在当涂看到过类似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