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海南（上）

苏轼在惠州斥资建白鹤新居，就已经放弃了仕途的追求，准备做一个普通人、惠州人。倒不是他完全不想有作为，而是思前想后，确实已经没有了机会，当朝的人是谁他清楚，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年龄摆在这里，哪里还有什么东山再起的空间呢？东山再起至少要有三个条件：自己不懈的努力，稳健可靠、值得期待的政治背景，经得起岁月蹉跎的年龄。第一点就不说了，也不说太远的政治背景，一眼能看到的时间内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光年龄他也熬不起了。再说不断贬谪的生活，他好像也习惯了。当年黄州那么艰难不也熬下来了，再说一地有一地的自然风景和民情风俗，彼此既然不能替代，则到处走走，感受下祖国的名山大川、风土人情，尝尝各地的有名小吃或地方招牌菜，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前觉得有点令人生畏的岭南，几年待下来，也觉得很亲切很温暖。《宋史》苏轼本传说在惠州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这说明他与当地百姓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自己的心态也平静，没什么波澜了。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从心里已经接受了岭南人的定位。只是他当时说的岭南人，就是惠州人。没想到的是，要做个惠州人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绍圣四年（1097）二月，惠州白鹤新居终于建成了，苏轼一家老小从嘉祐寺搬了过去。这时候长子苏迈因为被授韶州仁化令，离惠州不算远，所以也赶到惠州探望。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能有较大规模的新房子住，家人也能暂时团圆，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苏轼满以为往后的日子也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进行下去了，贬谪就贬谪吧，惠州就惠州吧，此心安处是吾乡。随着朝廷政治局势的变化，宋哲宗重用章惇恢复新法，原来的元祐党人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这一年四月十七日，惠州知州方子容来到白鹤新居，告知苏轼又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做个惠州人的梦想就此被终结了。

说起来这个整他的章惇，还曾经是苏轼的朋友，我们看苏轼在黄州，还有两封写给他的信，还在向他讲在黄州的日常生活，可见他们当时的交情还是可以的。苏轼告诉章惇说自己在黄州东坡耕田，已经完全是个“村舍翁”，也就是典型的农村老头的样子了。妻子王闰之养蚕，家里一条牛生了病快要死了，找来个牛医，也找不出原因，还是王闰之说对了病因。章惇也写信给苏轼，问起他的生活状况，两人之间互相关心，彼此倾诉，关系看上去一切都是正常的状态。

但北宋政治的情况总是充满着变化，人与人的关系有时也跟着变化，今天的朋友明天就不一定是朋友了，当然这也是考验人性的时候。在苏轼那个时代，世界的变化多少有点快得让他眼花缭乱，苏轼却基本上是一种不变的状态。有的时候不变是不能应付万变的，苏轼的一生就非常典型地诠释了这个道理。我感觉他的词典里好像没有“与时俱进”这个成语，别的成语少一个两个，问题不大，少了这一个，在北宋时期，对苏轼来说，意味着麻烦必然是一串连着一串的。苏轼晚年是真悟出来了，但悟出来的时候也近晚年了。

苏轼一接到再贬儋州的消息时，毫不夸张地说，差不多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他本来认为自己都已经被贬到这么偏远的惠州了，还要怎样呢？所以一听说再贬儋州，感觉自己这下彻底完了，肯定是有去无回，要死在海南了。他想好了，一到海南，便考虑先备好棺材与墓地，准备就葬在海南了。你看他写给友人的信：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与王敏仲书》）

这就是苏轼对未来儋州生活的安排，当然到了儋州之后，并没有真的马上就是作棺作墓。苏轼当年四月十七日接到朝廷之命，十九日从惠州动身，七月二日到达昌化军贬所。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自己此番到海南“生无还期，死有余责”，他当然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责”，但他只能这么说，“生无还期”则是真的这样认为的。他描述在惠州离别时的情形说：

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

不光他自己觉得此行很可能走向生命的终点，连家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临别恸哭，等于最后一别了。但给皇帝的谢表因为带着情绪，用的文字不妨重一点。实际上，走着走着，他的情绪还是会发生变化，尤其当他走到雷州，想到自己已经须发尽白，但体力也还可以，说不定还有机会被赦免。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轼即便被赦免，也准备彻底隐居做个农民了，不想再去做什么官了。

其实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对生命已经相当看得开了。他到达惠州半年后，朋友参寥子从杭州派人过来看他，那人还带来了一封参寥子的信，大体是担心惠州在岭南，苏轼受瘴疠之气的影响生病。苏轼回信说：岭南有瘴疠之气，这是不错的，但南方有南方的病，北方有北方的病，生了病总会死人，不是只有瘴气才让人生病死亡的。你看京城那些国医，手下被治死的更多，所以就不用专门为我担心了。你看苏轼在惠州就已经做好了坦然对待生命的准备，并不是在海南才恍然大悟，只是再贬海南，他深感突然，而且处境显然更艰难了。

苏轼是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到达海南，经过琼山、澄迈、临高，七月二日到达儋州。儋州的地理位置在海南的中北部，第二年（元符元年，1098）九月十二日，有一次与朋友喝酒，有点小醉，想起自己在远离大陆的岛上，四周都是海水茫茫，生命、环境与天地的问题，便一下子来到了面前。关于生命的意义，其实是苏轼在惠州、儋州时经常思考的问题，而在海南，苏轼思考得更频繁，也更彻底。因为在海南，苏轼一开始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抛在了一个孤岛上，曾经十分伤感，甚至绝望，觉得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座岛。但转而一想，我这么想还是狭隘了，放大一点来看，整个天地不都是被水包围着的吗？九州不也在大海里面吗？“有生孰不在岛者”，谁的生命能够离开岛而生存呢？这个问题问得真的太有力量了。既然如此，在陆就陆，在岛就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苏轼在海南最先遇到的困难便是居无定所，生活艰难。生活的贫困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在写给程秀才的信中说：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苏轼：《与程秀才》）

一下子连写六个“无”，可见他的困窘状况，我只有一样不大理解，在海南冬天要炭干什么呢？除了当年海南冬天反常的特别冷，否则炭在海南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肉是苏轼的最爱，现在一时没有，苏轼是个天然喜欢结交朋友的人，现在一时也没有朋友，住的条件也比较差。苏轼说，我就不再多说了，一句话就是“大率皆无”，就是生活上要啥缺啥。但以前总以为海南瘴气厉害，来了才知道，这是假消息，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瘴气。

没房子怎么办呢？就与小儿子苏过一起动手建了几间茅草屋，主要还是十几个来向我问学的人帮忙建造的，我自己主要做一些泥水活儿。看来苏轼做泥水的能力不错，我怀疑黄州的雪堂、惠州的白鹤新居，他也做了一些泥水活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泥水匠。估计是程秀才问他的新居环境怎么样，苏轼回信说，我的陋室在军城南边，地势比较低，潮湿，很狭小，周边也有一些竹子和杂树，有时烟雨蒙蒙，极其简陋。即便这样，也已经把身上的钱用得七七八八了。

其实苏轼信中说的已经是住房条件改善后的情况了，此前苏轼还有两段在儋州的居住经历。苏轼初到儋州，因为仍是“责授”的身份，没有安排住地，曾在桄榔林中临时居住过一段时间，桄榔属于棕榈科的一种树干比较粗壮的乔木状植物，苏轼大概在树下搭了一个比较简易的棚子，以遮风挡雨。他还写了一篇《桄榔庵铭》自我调侃了一番，说这地方潮湿，蛇虫出没，活人住在这里就叫住宅，死了葬在这里就叫坟墓。这种语言也只有苏轼能说出来，苦涩而有智慧，环境的荒芜和恶劣在这种调侃中可以想见了。

这样的地方，别说苏轼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即便青壮年住久了恐怕也会生病，何况苏轼本来身体就不好。但机遇还是很快来了，有个叫张中的人比苏轼晚一点到儋州，担任昌化军使，也就是儋州的行政长官。那是一个以前崇拜苏轼、现在同情苏轼的地方官员，苏轼到了自己的地盘，当然首先要帮助解决其生活问题。看到苏轼在桄榔庵里过于简陋的房子，他就安排苏轼住进了官舍伦江驿，两人在里面喝酒赋诗、下棋聊天。张中善待苏轼，也逐渐影响周边的人，苏轼各种各样的朋友也就慢慢地多了起来。

但问题还是来了，伦江驿是官方修建的驿站，苏轼是戴罪之身，应该没有资格住进去。苏轼是名人，他也基本上没有隐私，盯着他的人总是有的。没多久，他入住伦江驿的消息就传了出去。当时朝廷派到广西的察访使董必听说后（察访使本来就是到各地巡察各种行政事务以及违规违纪现象的），派人到儋州，让苏轼自己想办法解决住房问题。《宋史》苏轼传是这样写的：

（苏轼）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之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

苏轼也在致郑嘉会的信中说：

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灶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

（苏轼：《致郑靖老》）

这地方有水有树，加上偏僻少人，所以苏轼说自己“居之甚安”，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话，但各种史书在眼前，可以与古人对话。其实，苏轼居住在伦江驿也不是白住的，史书里用了“僦”字，就是租住的意思。租也不让租，那就只能另想办法，所以买地筑室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处处受到钳制甚至歧视，苏轼在这个时期已经养成了差不多逆来顺受的性格，“不欲与官员相交涉”，不让租住就算了，我自己盖总可以吧。苏轼是被朝廷惩罚的人，让他受苦就是章惇等人的目的之一。

这次修建的房子虽然有五间，但还是简陋的，说简陋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他多次做梦回到了惠州的白鹤新居，那里的房子确实更有气势。现在离开家乡四十年了，仍是一种“卜居”的状态。所谓“卜居”就是还在找地方居住的意思，六十多岁的人还居无定所，苏轼自己有点说不清楚的苦涩。好在他对住所的要求不高，“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苏轼：《和陶〈和刘柴桑〉》），天地虽然大，我只要能放下一张睡觉的席子就可以了。“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苏轼：《和陶〈和刘柴桑〉》），他说自己比一般人早衰，老得快，但在别人差不多可以享福的年龄，他却更加辛劳了。苏轼其实对自己的命运有太多的感慨，为什么同样是人生，自己的人生怎么越走越窄，怎么会越来越艰难呢？这个简直是天问，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答案，但谁都无力改变。

苏轼在儋州，虽然还有一个琼州别驾的名义，但与黄州的团练副使、惠州的宁远军节度副使一样，薪酬非常微薄，还是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没有行政权力，但他关心文教的自由还是有的。海南的少数民族以黎族为主，当时的文化水平比较低，苏轼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多教化民众，一边喝着当地的酒，一边与年轻人谈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情，同时也了解他们的民族风俗等。他认为汉族与黎族，只是民族不同，大家都是平等的。“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和陶〈劝农〉》），彼此之间当然也就没有高下，应该和睦共处。事实上，苏轼也很快就融入黎族人的生活当中。这里专门说一说黎子云兄弟俩，他们是儋州本地人，住在城东，以务农为生，长得黑瘦黑瘦的，家里穷，但兄弟俩十分好学，经常带着酒来拜访苏轼，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苏轼当然也回访。他有一首《访黎子云》诗：

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

一看这诗，就知道苏轼去得多了，几个黎族小朋友都认得他了。苏轼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黎族话，但大概能猜到是笑他的装束。他去找黎子云，一路上鸡飞狗跳像中了邪一样。

他在黎子云家，聊的话题肯定很广泛，但主要是文化与人生的话题。黎子云家旁边有个鱼塘，苏轼也经常在那里钓鱼，偶尔与昌化军使张中一起去。黎子云家虽然穷，但环境很好，除了有个大水塘，还有很茂盛的树林。文人的风雅很容易被这个环境唤醒，有人说，这种风景绝佳的地方应该盖个专门的房子，主人钱不够，我们大家一起凑个份子，一边在里面聊天，一边看风景，尤其是四处的果树开花之时，五颜六色，人生惬意的时刻，大概也就这样了吧。后来这个专门用来与大家小聚的地方果然建好了，命名的事当然就交给苏轼了，苏轼起了个很风雅的名字叫“载酒堂”。载酒堂里当然喝酒就是常事了，黎子云少不得要招待他，而招待苏轼少不了要喝酒。苏轼好酒而无量，经常喝得晕乎乎的，找不着回家的路，好在这条路上牛经常走，牛吃饱了，一边走一边排泄，苏轼跟着牛的排泄物走。你看苏轼迷糊当中，还是清醒的。我们看他写的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