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论露出笑容

一

今年三月的一天，《名作欣赏》编辑斛建军突然与我联系，说是准备做一期杜书瀛老师的专辑，但稿子过来后发现四篇都是旧文。他说：“我们的意思是想有一篇总结杜老师学术成就的文章和一篇纪述杜老师‘这个人’的散文随笔，杜老师不好意思打扰别人。就我了解，您对杜老师还算熟悉，我想求助于您，看看您能不能帮忙组两篇这样的文章。”

杜老师的事情我是乐意帮忙的，只是问起一位年轻朋友，他说近年与杜老师联系稀疏，为文有些困难。不久杜老师说起此事，我便如实相告。于是他与他的弟子商量，然后给我邮件道：“若新写，一个是关于我的学术生涯的文章，可请陈定家写，至于关于我‘这个人’（散文随笔式的），我的学生里面恐怕都不善于写这类文章；你若有时间写，就很理想了。”

既然杜老师亲自点将，我已没有不写之理。于是我大包大揽，满口应承，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名“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革命战士。只是事到临头，我才觉得有些头大，余华的一番话也在我耳边响起。记得去年年底我访谈这位作家，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你写过《小记童庆炳老师》，为什么是“小记”？为什么不能写长一点？余华答道：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有些话暂时还不能写。……第二个原因是，童老师没法写，他的人就是这样，你要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的话，他不够生动，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比如说要写莫言的话我可以写10万字——因为生动！写苏童的话我也能写10万字。可是一写童老师，你觉得好像有很多话，但是他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你就没法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随着“把柄”在你手上越多，你写起来就越好写。所以说最好的传记由谁来写？你的一个诚实的敌人。绝对不能是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朋友会下不了手。必须是你的敌人，但这个敌人应该是诚实的，因为他会这样来写。

仔细想想，童老师之所以能被我反复描述，原因就在于他有“把柄”在我手上。而杜老师，我与他打的交道少，对他熟悉程度低，更没有捏住他的什么“把柄”，这可让我如何下手？

所以诸位看官，以下所言，实为我的一得之愚、一孔之见，您就凑合着看吧。

二

我认识杜老师是在1999年5月。当其时也，我还在晋东南师专教书，却已事先得知，屡败屡战的我终于考博上岸，即将负笈北上。而此前我已得知，“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将于5月中下旬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又听说童老师也将出席会议，我便决定去一趟金陵，既聆听导师教诲，也放飞一下自我。南京有我一位师兄，十多年前读研，他的雅西卡相机就经常被我摆弄。于是我买胶卷，借相机，现身于会场，仿佛成了办会务的专职摄影师。

杜老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发言时讲了什么话题，我是否给他拍过照片，这些都已悉数忘光。唯一留下影像记忆的，是有人给我们抓拍了一张。照片显示，我与他并排坐在会议安排外出的一辆大巴车上，热烈地交谈着什么。那个时候，杜老师恰好是我现在的年纪。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头发已经三七开（三分黑，七分白）了。我说：“杜老师，下学期我要去童老师那里读博士，到了北京要多多向您请教了。”他答：“是吗？那太好了！我与童庆炳同志关系很好，是多年的哥们儿。”说罢，杜老师便呵呵笑起来，声音浑厚。

这自然是事过多年之后我想象出来的台词，但把它看成我们当年的情景对话，应该也大体不差。因为我那时心中有喜事，嘴上无遮拦，便恨不得广而告之，让每一位新认识的师友都与我分享胜利消息。更何况杜老师语多宽厚，面带慈祥，没架子，很随和，是我这种长期在“第三世界”厮混的小年轻最愿意接近的长者。杜老师这边，记得2005年12月他参加“文化诗学暨童庆炳学术思想研讨会”，曾用“哥们儿”为一些人定位，他自然也是作为童老师的“哥们儿”之一出场的。整整十年之后又开关于童老师的会，杜老师则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童庆炳同志——我这个‘同志’称呼老是旧习不改，别人都称先生了，我还称‘同志’……但是我还是觉得‘同志’这个称呼挺好的，志同道合嘛——这么多人来开会，凑到这儿来，怀念他、纪念他，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既如此，那么在1999年的大巴车上，为什么他不能“同志”加“哥们儿”般地确认他与童老师的关系呢？

因为冒充摄影师，我也比别人多了一些敏感，看到了一些人不一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领取集体照后，我发现第一排基本上坐着大佬——钱中文、童庆炳、吴元迈、胡经之、陈传才、陆贵山、程正民、王元骧、朱立元等——却没有看到杜老师的身影。后来在一百多号人群里找，我才见他站在第四排的一个边角处。于是我心中嘀咕：他是“30后”，也是名副其实的学界大佬，为什么不去前排就座呢？

低调……低调，没错，就是低调！这是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解释。而且，我相信我的判断比较靠谱。

三

与杜老师在会议上相识之后，我好像就总能在开会时见到他。而且一说开会，我就总能想到戴维·洛奇在《小世界》中的一番妙论：

现代研讨会……也许要提交论文，至少要听别人宣读论文。但是，有了这个借口，你便可以到一些新的、有趣的地方旅行；与新的、有趣的人们相会，与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相互交换流言蜚语与隐私（你的老掉牙的故事对他们都是新的，反之亦然）；吃饭、饮酒，每夜与他们寻欢作乐；而且这一切结束之后，回家时还会因参与了严肃认真的事业而声誉大增。今天的会议参加者还有古时的朝圣者所没有的额外便利。

于是后来每每参会，我都觉得是对洛奇妙论的落实。比如，2005年10月，我与童老师、杜老师等一大帮人便“旅行”至一个“新的、有趣的地方”，在沈从文的家乡落实了一把。记得最后一站是吉首，傍晚我们吃散伙饭，中南大学的欧老师贡献出她买自凤凰的两塑料桶米酒。于是我们甩开腮帮子，撩起大槽牙，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童、杜二老师都不善饮酒，我与“新的、有趣的”小苏便分别成了两位老师的“酒替”。因是最后的晚餐，大家都宽音大嗓，欢声笑语，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只把喝酒的气氛渲染得锣鼓喧天，喊叫得鞭炮齐鸣。小苏替酒很仗义，大有“酒酣胸胆尚开张”的苏式豪放。我也不含糊，一股劲儿喝下去四大杯。结果不一会儿，米酒开始发威，小苏烂醉如泥，我也东倒西歪。前者吐得厉害，被我们几人抬上了返程火车。童老师怕他睡后滚落在地，便让出下铺，睡到了他的中铺。后者踉踉跄跄，虽勉强上了火车，不久即狂吐不已，反复三四次。因为这次事故，我与小苏成了酒肉朋友、莫逆之交。

这个醉酒故事生动地诠释了洛奇妙论，甚至由于替酒，也让我与杜老师变得“感情深，一口闷”了。可以佐证的是，后来我们从参会者变成办会者，相互邀请对方撑场子就既成为一种礼仪，也成了一种习惯。记得2015年12月，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童庆炳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暨《童庆炳文集》首发式”，杜老师便是我重点邀请的学者之一。2018年10月，我们召开“‘文艺学新问题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我又请杜老师出山，让他成为三个致辞嘉宾之一。而在2018年6月，我也接受邀请，参加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杜书瀛《文学是什么》新书发布会”。这次会议让我印象极深的是，开会之前，我便收到杜老师的一个群发邮件，邮件中说：

诸位：孟登迎看出《文学是什么》中有错，真要好好感谢他。我几次都没有看出这个“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太不应该。太对不起读者了，向读者道歉。现在无法补救了，只待重印。

错出在该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第261页第15行和第17行（详见孟登迎邮件）。

等待你的批评指正。6月13日见。

书瀛

所谓“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是把“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和“欧阳修评好友梅尧臣（圣俞）的诗”中的“欧阳修”误写成了“韩愈”。本来，学界早已有“无错不成书”之说，出了这种差错也可以理解。但杜老师的痛心疾首之辞和勇于承认错误之态还是让我感动且感慨。两年多后，有人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微信群中指出，马工程教材《文学理论》第二版中把《论衡·乱龙》错成了《论衡·乱伦》，结果多人嬉笑怒骂，讨论热烈。接着，讨论又扩展至中外文论学会群。想到杜老师的那个认错邮件，又想到《文学理论》初版童老师是首席专家，第二版又有我们中心的几位老师参与修订，如此被人穷追猛打似影响不好，于是我在中心微信小群中向现任首席专家进言：能否在两个学会大群里承认一下“乱伦”之错，这样可消除一些影响，得到学界同仁的理解和谅解。因为道理很简单，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但硬伤则无法商榷；错了就是错了，认错并不丢人。结果，首席专家根本就没理我。

呜呼！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他想象成杜老师。

我错了，我认错！

四

除了开会，我与杜老师相遇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北师大文艺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2007年，我被文学院任命为文艺学生产队小队长，此后每年安排博士论文答辩就成了我的事情。每每答辩前夕，我都要征求童老师意见，问他答辩委员会如何组成，校外专家请谁参加。这时候童老师就会告诉我：“你问问杜老师有没有时间过来帮忙，请他做答辩委员会主席。另一个嘛……”另一个请谁并不固定，主要依论题而定，但杜老师往往在必请之列，可谓雷打不动。

“为什么童老师特别信任您，要请您把关？除了交情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后来访谈杜老师，我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杜老师说：“‘把关’说不上，只是我和童老师在学术上，互相比较了解，有较高的‘信任度’，他可能认为我在‘大格’上不会出问题。一般说，不会让‘不合格的论文’过关，也不会把‘合格的论文’卡在门外。但是，与童老师比，在基本合格的情况下，我还是比较‘温柔’‘宽容’。”d验之于我的现场感受，杜老师所言大体不差。

童老师在世那些年，博士论文还没有进行匿名评审，于是第一把关人就成了他本人。童老师对博士论文要求高，标准严，当论文能够摆到答辩会桌面上时，往往学生已被他“折磨”到位，所以在答辩现场，学生已无被卡之忧。但依然会有评委会指出一些细节问题，这个时候，杜老师的“温柔”和“宽容”便派上了用场。因为他是主席，肯定最后发言，所以他的总结陈词就既是定音之鼓，也有圆场之效。而当他夸完学生也要顺着其他人的说法，非评委之所非时，他的宽厚和慈祥就淡化了矛盾冲突，缓和了现场气氛，疏解了学生情绪，仿佛是加了滤镜的照相机。记得有次答辩，方维规教授指着学生的论文说，把prose译作“散文”不对，应该译成“小说”。答辩者不但没有虚心接受，反而有了硬刚之态。老方很撮火，但又不好发作，场面一时有些难堪。这个时候，杜老师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了。所以，答辩只要有杜老师在，学生基本上就福如东海了。

但童老师却没有寿比南山。2015年5月，我又为童老师的两位学生安排了月底答辩，主席还是杜老师。因两篇论文都做古代文论，答辩委员便成了袁济喜、李壮鹰、李春青、姚爱斌四位教授，我没到场。据杜老师说，临别前，童老师握着他的手，说：“明年还有两个学生毕业——是最后的博士生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你们山东老乡，济宁人，素质好，潜力大，我已经同学校沟通，毕业后把他留下来。明年你一定要来给他答辩啊！”然而，半个月之后，童老师却在金山岭遽归道山。

童老师谈到的这个学生叫杨宁宁。得知童老师的心愿后，第二年我特意与其继任导师姚爱斌教授商量，组成以杜老师为主席，以罗钢、李春青、张德建和我为成员的答辩委员会。杨宁宁的论文是《“情幾”诗学：王船山诗歌创作论发微》，我虽对王夫之所知不多，但读罢杨宁宁论文，也深知他用功不小，是上乘之作。记得答辩会合议阶段，罗老师说话了：“这篇论文写得好，应该定性为优秀博士论文。”杜老师立刻附议赞同，其他人也毫无意见。就这样，我们与杜老师一道，为童老师培养的博士生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然而一年多之后，便传来杨宁宁身患绝症的消息。当我把这个噩耗告诉杜老师时，他在邮件中回复了一句：“杨宁宁的病使我很伤心。”

2022年春，杨宁宁走了。从那时至今，我与杜老师又有过许多次的邮件往来，但我似乎从未提起过宁宁之死，生怕杜老师再伤心。

五

答辩之后往往要吃饭，这时候就有了一些私底下的话。一般来说，这种话要比场面上的话更实在。

2013年6月1日上午，是童老师的博士生江飞和李立答辩的日子，答辩结束后，我们移步至实习餐厅用餐。那个时候，江飞已出版过散文集《纸上还乡》（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估计是他送过杜老师书，杜老师也读过他的书，于是散文就成了饭间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