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六义”兼达诗史

小引：“六义”融汇与综合研究

陈贻焮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领域长期深耕，可谓述编并行、著作等身。从专精大方向来看，陈贻焮先生为新时期唐诗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付出良多；从个别作品来看，他的《杜甫评传》被公认为“20世纪杜甫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范之作”。作为学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一辈学人，陈先生的治学条件虽然艰苦，但始终笃实地坚持着自身的为学之道，实属可贵。他曾有夫子自道：“钻研古典文学应该把考据、义理、辞章、时代、作家、作品这六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本文拟以这条自叙为线索，以陈先生的《孟浩然事迹考辨》《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论李贺的诗》三篇文章为主要分析对象，并结合陈先生的其他著作，对其古代文学研究的法门及学术史价值略作管窥。正如陈平原教授在《学术史研究随想》中谈及学术史的功用：“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语正道出了本文深衷之一所在。

从基本考辨做起的考据研究

考据、义理、辞章本是桐城派古文写作的要义，陈贻焮先生将之移植为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具体所指与桐城派或中国传统文人的定义自然有所不同，然而重视第一手资料的考察的精神仍与旧学一脉相承。以《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为例，他遍征《太平广记》《国秀集》，又结合王维《上张令公》《寄荆州张丞相》等献诗时的心态，考校出王维隐居终南山的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八、二十九年前后。在王维一生中的其余关键节点上，该文也对清人赵殿成的《右丞年谱》多有纠谬。《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一文成为后世王维研究绕不开的文献，80年代的学人在此基础上对王维隐居终南、辋川的时间点做了更多考订。

除去对原始材料的考征，陈贻焮先生还有以下两个独特方法：

首先以作家作品原文本为参证，从诗歌中寻找隐秘的联系，辅以方志记载，从而对作家的游踪做一个较为细致完整的考辨。如在《孟浩然事迹考辨》中，开篇明确孟浩然隐居鹿门山的事实，同时提出问题：孟浩然在襄阳是否有其他住所？平时主要居住在何地？在此前的孟浩然研究中，这些问题即便不是完全无涉，亦多一笔带过，或仅粗糙勾勒。陈先生则认为对之做深入探索将有益于理解孟浩然的生活与创作，这充分体现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钩稽孟浩然好友王迥的诗作，将关注点移至诗前缀有的小传，并参照孟对王的多首赠诗，陈先生得出结论：是王迥“家住鹿门山”而非孟浩然。接着陈先生进一步综观孟诗（如《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等），指出孟家本宅为涧南园，再通过赠诗中的方位细节（如“南山近”“北郭赊”）确定涧南园相对具体的位置。随后陈先生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终于冶城南园”出发，探查“冶城”所指、“冶城南园”与“涧南园”的关系。按照“古代称冶铸军械处为冶城”的命名传统，陈先生结合史书（如《梁书》）和府志（如《清一统志》和《襄阳府志》等）所载，并再度回征孟集中在襄阳近郊游览宴会的诗歌，捋清了岘山、望楚山、万山、鹿门山、襄阳城、涧南园的相对关系。他如是总结道：“浩然祖传园庐在襄阳南郭外岘山附近江村中，因屋北有涧，又其地旧有冶城，故一名涧南园，一名冶城南园，简称南园……隐居鹿门山当在写作《登鹿门山怀古》之后。《后汉书·庞公传》载庞德公先居岘山南，后隐鹿门山。想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贤，借扬清德，故虽偶住鹿门，而仍以归隐名山相标榜。后人不察，就不知有涧南园，更不知其在岘山附近了。”这纠正了对孟浩然隐居地研究的一个普遍性的误认，并对其部分家乡隐居诗歌的系年、整体年谱的撰定大有帮助。解决了定居地问题，陈先生转向孟浩然的交游。他从张子容和孟浩然的关系切入，以张子容的仕途起落作为脉络，引出孟浩然出京后的行迹。在这一过程中，孟诗几可按季编次。通过分析关于张九龄、王维等人的史料，考出了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入京赴举、岁暮还乡，之后又“自洛之越”并做吴越之游的全部路线，还推定了每段游历的大致持续时间。这是探求孟浩然山水诗歌创作高峰的原因的基本依据之一，且孟浩然游踪中的人际交往也可为其他作家研究提供佐证，在更大视域内形成一种对当时文化团体、文学精神的整体性把握。更难得的是他并未止步于此，还将孟浩然的另外几次出游如下扬州、游湘桂、下赣石、滞洛阳、入蜀等一并囊括。这些考证对研究孟浩然的生平和思想，乃至更有所本地解读他的诗作有奠基性作用。之后的学人虽有补正，或多对其细节处做探讨，如王辉斌《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一文，即认为陈文中的“卢明府”并非卢象而是卢僎；或针对孟浩然的某一次游历敷陈发挥，如王辉斌《孟浩然滞洛探究》、黄薇《孟浩然入京与下江东问题辨说》等文，但可以说，基本是在陈先生研究的范围内进一步完善与新变。《孟浩然事迹考辨》无愧于海外学者“权威的论文”“卓越的著作”之誉，在整个孟浩然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先生以诗人诗作为核心内证，以他人酬酢赠诗为旁证，以方志地图为外证的考据方法，对勾勒作家一生中与创作相关的行止有较大启发。这与传统考据关注版本校勘、个别字词训诂相比，需要对细处拥有更明敏的洞察力；须在直接材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深入开掘作为整体的作品。因此不仅难度更大，还要求研究者具备“适可而止”的“想象力”。有“想象力”，才能将作品中的蛛丝马迹串联起来；“适可而止”，方可稳惬地落入当时的时代背景，使其于情可通、于史有征。典例即为陈先生在考求“冶城”一词时，发现士礼居旧藏宋本孟集王序中作“治城”，推想乃因避唐高宗讳为“冶”，虽“若然，则‘治城’似指襄阳城”，使陈先生“终觉不惬”，但仍“录以备考”。这也是陈先生学风谨严的表现。他将这种方法更圆融地应用在了《杜甫评传》的写作中，如面对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前后生平模糊之点，即从诗作内证出发，考出了较为分明的头绪来。陈先生以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原诗为据，参以唐时官阶品秩，反推“《新唐书·杜甫传》中关于献三大礼赋在天宝十三载的记载实误，黄鹤改订于十载至确”g。总之，此种考据方法不但确能钩沉出作家的一些隐没事迹，且与对作家的人事交往、创作条件、日常生活状态的论述浑整为一体。与考据过程几乎同步，诗作本身也由此获得了一个较为充分的阐释语境。

其次，将对典故的熟悉与自身的旧诗创作经验结合，对具体诗作进行“将心比心”的考据。典例为陈先生对李商隐恋爱事迹的考辨。学界对李商隐无题类诗歌的阐释主要分为托寓说和本事说两种大路径，后者由清人冯浩首倡，并由苏雪林继续阐说。苏文《玉溪诗谜》多由主观揣想而来，陈先生则分析无题诗中大量复现的道教及女仙典故，并凭借李商隐常以同类典故指向同一事物的创作习惯，对李商隐与玉真公主的入道宫人相恋一事做出了较可自圆其说的判断。熟习典出固然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但陈先生的优势在于身为旧诗作者，能更入微地感知典故的原始语境、诗作与中古比兴传统之间的张力。

研究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对浮表问题的解决大致赅毕后，要想发掘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有赖于视角的转换和方法的更新。陈先生考据方法的创新之处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更新做出了有效示范。

从个案分析到宏观思考的义理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义理研究主要是对作家思想和作品风格进行划分和评价。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往往聚焦于阶级，多以作品的一些表层特征（如描写对象，甚或仅是作者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来判定“人民性”，从而衡量作品的“进步性”。这种研究带有简单化倾向，对文本审美特质的探寻易让位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二项对立，对作家的文学史定位也不免失当。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下，陈先生尽可能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牢牢把住作家所处的现实，足谓饱具学术勇气。他研究作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兼顾作家天生性情、生平遭际与时代氛围，不断将他们还原成鲜活的个体。尤其不回避作家作品中看似矛盾的思想，而将矛盾处拈出并历史化、语境化，如此便能立体地论证一个作家思想的不同侧面与发展阶段。如在《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一文中，陈先生将王维的仕隐与他和张九龄的交游相联，指出王维并非始终是一位恬淡的山水田园诗人，其积极进取的政治思想随着开明政治的幻灭转为出世思退。这一观点就为更为全面地评价王维思想，而不仅拘牵于其消极退藏的一端开拓了空间。陈先生还含蓄地反驳了一种论点：即将王维亦官亦隐“只看作为佛学对他所产生的坏影响”。他认为王维的学佛“也应看作为他思想意识中妥协一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处将因果倒转，体现了王维对自身思想转变的自觉，能与其后期的圆通哲学衔接。这便为后人分阶段研究王维思想，更精确地讨论佛教对王维的影响另辟了新思路。如陈铁民的《王维新论》，从考索分类王维的交游来分析其政治态度，分判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的接受程度，均不难看出对陈先生的理路在继承基础上的出新。

陈先生向来重视将作家作品视为时代政治的文化表征，但对不同的作家，他会考量外部大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对作品产生影响的不同程度。比如他对李商隐、李贺的分析就更注重诗人们生命中的特殊经验、具体事件在思想层面的呈现。在《论李贺的诗》一文中，陈先生强调了李贺因避父讳无缘科举这一重要遭遇，因此“李贺诗歌中的‘哀愤孤激之思’主要并不出于‘忧宗国’而出于忧己身的不遇”。在以反映社会性为重的评价体系中，陈先生把看似个人化的母题“怀才不遇”上升为“漫长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现实性”的普遍主题。陈先生通过将李贺诗作阐释为对封建时代广大知识青年现实痛苦内心世界的真切描摹，而将之纳入“现实性”的尺度中，这实际上也蕴含着对当时学界不可避免的、相对狭窄的“现实主义”程式的转换与超越。在今天的文学史研究中，“不遇”作为个人体会和社会现象，其间张力仍是一个可供深思的主题。

从上论述可见，陈先生处理作家思想的路径是始终关注时代背景和原发天性，这自然会使他从个案研究转向对某一宏观现象的思考，典例即为《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一文。从写作时序上来看，该文是陈先生在研究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的隐逸行为后，将隐逸作为一个整体性人生选择和文人传统进行的更深一步探究。

本文从李白这一个案出发，打破了学界一度流行的两个论断：首先是李白的雄心多为文人空谈、主观空想，其次是李白的政治抱负、热衷干谒与其学道经历似乎矛盾。陈先生针对性地提出两点：第一，李白的大志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第二，“就是为了实现他的大志所采取的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等从政活动方式，也有很大的现实可能性”。文章广列史料，对比分析了六朝和初盛唐在社会阶层分布、统治者策略、人才选拔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力证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期间，确实较便于才智之士实现其进步理想。这一仕进有门的政治情况，便是李白等当时诸多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欲实现大志的现实根据。尽管交游干谒是“旧社会任何时代求仕进者所习用的从政活动方式之一”，但在唐时选士制度下，这于应举者而言更为必要。至于第二条途径：隐逸求仙，它偏离出世之举，成为士大夫利用的另一类“登龙术”，已是其来有自的了。从六朝时的谢安、陶弘景、皇甫希之、周颙，到盛唐时的李白等文人，几乎形成了一个序列。陈先生追溯史载，尤聚焦于唐时隐者，将他们的隐逸动机进行归类：卢藏用渔猎富贵，司马承祯追求名誉，更有“隐逸世家”与最高统治者保持密切联系。文章从正反两面考察，揭示了隐逸行为固有的内在反抗性，和隐者们借之与庙堂形成的某种微妙对峙。于是不论统治阶级礼聘隐士，还是知识分子归隐问道，二者作为李白所生存时代的历史现实，其中的政治目的皆是十分显豁的。此处可特别注意陈先生对隐士的选择：司马承祯、吴筠等人与李白均有直接来往，关系之密切散见于史书年谱，因此这既是一种综合人事交游的个例研究，又足以反映初盛唐时知识分子与道人隐者的互动，从而使文章的论述有了延展的可能性。

李白自认有很大可能实现大志的用世之心，却不可能真正改变对统治者的依附结构，那么其“平交王侯”的自我期许便是无法达成的。陈先生的阐述推进了对李白认识的深化，他并未一味鼓吹李白人格中的抗争性、高扬其诗作解说中几已成为刻板滥套的浪漫激情，而是点出李白诉诸“由隐至仕”这一途径的客观条件，指明其行止中热衷功名、济人入世与明哲保身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这矛盾是唐代知识分子或大部分封建士大夫所共有的。陈先生开掘的这一共性便为此后作为思想史或文化史的隐逸研究、士人心态研究、在朝在野的政治史研究等领域提供了启发。具体到文学层面，则对探索盛唐文人的政治理念、生活方式，以及整体的时代好尚、精神面貌有深远意义。后来学人对该文的发挥主要有三类：或从李白交往对象切入，研究李白与道教的关系，如钱志熙教授在《李白与神仙道教关系新论》中指出：“陈贻焮先生通过对唐代方外隐逸与神仙道教活动人物和政治之重要关系的研究，指出李白隐逸求仙活动的一个目的，即通过这种方外名声的建立，来达到宏大政治理想的实现，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或从求仙归隐的主题或盛唐气象之下的诗歌创作潜流出发，对盛唐诗歌做综合性探察，如杜晓勤教授的《从“盛唐之音”到盛世悲鸣——开天诗坛风貌的另一考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