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全集》补遗四篇

关键词：高长虹 补遗 文艺理论批评 国防科学 科学动员

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高长虹全集》（4卷本），2011年廖久明著《高长虹年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二者共同为高长虹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但正如现代文学史上其他著名作家的“全集”也“并不全”一样，高长虹的作品也有诸多散佚在外。笔者查阅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新发现了四篇署名“长虹”的作品：《象征的批评》《科学动员》《我们将如何收复武汉》《纪念蒋百里》。根据文章署名、作者行迹、期刊出版地以及文章内容等多方面的证据，可以断定这些文章都是出自高长虹之手。仔细察之，这些作品对了解高长虹早期的文学批评理念以及后期的“国防科学”“科学动员”等主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故略作钩沉研究。

文艺理论批评：《象征的批评》

高长虹是一个喜欢做批评，并对文艺批评理论有较多关注的作家与评论家。关于前者，有其自白为证：“我常自信我是能够做些批评工作的……鲁迅也同我说，舆论是欢迎我的批评，不欢迎我的创作，所以让我多做批评。”关于后者，则有《高长虹全集》中收录的大量文艺批评理论文章做证，如《艺术批评与艺术》《中国艺术的姿势》《虚伪非作品，真实且说话》《从校对说到女作家》《读马丹波娃利》《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但只需详细阅读这些文章即可发现，《高长虹全集》中所收录者要么是历时性的批评史梳理，要么是“蜻蜓点水”般的灵光闪现记录，尚未有关于某一派别文艺批评理论较为详细的分析。笔者新近发现了《象征的批评》一文，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的批评理念有较多翔实的介绍，这在高长虹的批评理论文章中是较为少见的。为方便评析，先整理原文如下：

象征的批评

长虹

将人生事象用象征的方法表现在一个作品里的，那是象征的作品。将象征的作品翻译成人生事象而加以说明，或者，将非象征的作品而用象征的方法加以说明，这便叫做象征的批评。象征的批评比印象的批评要精切一些。印象的批评，中国人似乎不很喜欢，以为是说闲话。印象的批评也很容易流而为闲话。就如法郎士的《文艺与人生》，我便是不喜欢看她的一人。看起来，总像是同一个人在谈天。固然人生也不能不容许有谈天的一点闲暇，可是谈天总不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事实。

象征的作品多少总有预言的品德。并不是有什么神怪的意味。只是，象征便是较潜伏的符号。到那潜伏的事实经过相当的时间成了显明的事实的时候，那符号便像是一种预言了。象征的批评，便是要从那潜伏的事实中寻出较显明的理论或事件用来说明那事实的符号。

德国艺术上的表现主义对于新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行为主义的心理学也是的。这一些思想和别一些思想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便都会把握住新的光明。在艺术上的结果，便是，已可以开始建设那象征的，表现的，而又是科学的，行为的批评。

表现同象征所不同的地方是，表现更直捷，没有显伏的区别，所以也不止于是一种预言。表现的批评也比象征更为是科学的。我看见表现的作品又看了行为的心理学的时候，我才知道科学与艺术已经走到相同的路上去了。不是像左拉的自然主义同生理学那样的相同，而是两者的不约而同，两者都是创造的。

罗曼的，写实的作品和批评，都是艺术上最初的形态，到现在当然是很通行的了。但是，如其那些罗曼的写实的作品而是伟大的作品时，那他便一定有象征的，甚至表现的质素。中国的红楼，便不是纯然罗曼的或写实的，而是罗曼的而又写实的而又象征的作品。

象征的批评，我还没有看见过。能时常有新的发见，新的建设，便是人生的意义与进化的现象。在艺术学上，也极需要有象征的，甚至表现的批评的成立。

二月六日。

在1926年9月11日发表的《艺术批评与艺术》一文中，高长虹曾说道：“欧洲普通的艺术批评，大抵常分科学与印象两派。属于科学派的，大抵不是艺术家，所以也没有相当的艺术鉴赏。艺术家而兼做批评的，则又常属于印象派，对于所批评的艺术为不必，对于艺术的‘观众’则无用。然而两派又各自固守着阵地，不肯前进，也不肯后退，其结果自然是互相的灭亡。近来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艺术批评出世，但我见过一篇表现派的艺术批评则并不是我之所谓新的。”或许正是不满意于科学派批评与印象派批评互不融合的态势以及对“没有新的艺术批评的出世”的遗憾，时隔两年之后，高长虹自己上手，开始介绍批评界最新的理论主张——“象征的批评”。此文虽名为《象征的批评》，但实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象征主义批评的介绍，二是对表现主义批评的介绍。关于前者，高长虹有很多中肯且恰切的认识，如他认为“象征的作品多少总有预言的品德……到那潜伏的事实经过相当的时间成了显明的事实的时候，那符号便像是一种预言了”，“象征的批评，便是要从那潜伏的事实中寻出较显明的理论或事件用来说明那事实的符号”，这样的认知是深谙象征主义批评的精髓的。再如，他指出：“罗曼的，写实的作品和批评，都是艺术上最初的形态，到现在当然是很通行的了。但是，如其那些罗曼的写实的作品而是伟大的作品时，那他便一定有象征的，甚至表现的质素”，这也是精通文学史发展历程的精彩论断。除此之外，在此文中，高长虹还对表现主义的文学批评有过简略介绍，他指出：“德国艺术上的表现主义对于新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行为主义的心理学也是的。这一些思想和别一些思想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便都会把握住新的光明。在艺术上的结果，便是，已可以开始建设那象征的，表现的，而又是科学的，行为的批评。”这虽是夹杂在象征主义批评的介绍中顺便点出，但实则是高长虹结合自身研究所做出的前瞻性预测。如前文所述，高长虹一直不满意于艺术的批评与科学的批评的分家，故此，他想要建设“一个科学的艺术学”。正是在此理念的指引下，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科学发展的最新态势，且期望将科学上的最新成果与文学批评理论相结合，从而“把握住新的光明”。不得不说，这样的认知有“唯科学论”的嫌疑，表现在语言论述上也有诸多社会进化论的痕迹，但就文学发展史与艺术批评史的综合发展历程来看，高长虹结合行为主义心理学、行动学等方面的知识所做出的文艺批评判断显然是符合“现代”发展趋势的，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就此而言，此文的观点不仅提供了高长虹有关象征主义批评的详细认知，还弥补了《高长虹全集》中高长虹对艺术批评发展史的某些空缺。比如，他早先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看了写实派，便觉得罗曼派太清白。看了象征派，便觉得写实派太清白，看了表现派便觉得象征派太清白。”f后又提及：“在艺术史上说，象征派是属于过去派的。虽然她有对于未来的寓言。她是内部的真实的口供，而不是行为的宣言。什么是内部呢？其意义便是未来。她需要表现派来做更进一步的工作。她的生命之水最后与百川汇流而至于大海，而成为行为派或现在派。”但缘何“太清白”？何以成了“过去派”？这些文章皆未详述，《象征的批评》填补了此中的空白，完善了高长虹关于世界文艺批评的评价链条，这对“全集不全”的现象是有较大补充作用的。而且，由此链条的闭合也可发现高长虹实是一位时刻关注着世界文学最新批评发展态势的作家与评论家，而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种充分体现——此一代作家与评论家大多具有宏阔的世界性视野，高长虹位列其中，并不逊色。

战时如何动员：《科学动员》

高长虹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24—1930年，其后，按他的说法，他不再是研究文学的，而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他的业余活动h。事实上，不管是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还是以经济研究为基础，对当时的政治、国防、宣传、外交等进行综合审视，高长虹都特别突出对“科学”的强调。新发现的《科学动员》一文，创作于1938年11月，彼时正是抗战最为严峻与激烈的阶段，全民抗战势在必行，但究竟该如何抗战？如何进行全民动员？学界众说纷纭。对此，高长虹深切呼唤：必须“科学动员”！原文不长，整理如下：

科学动员

长虹

现在我们要来正式宣布：科学动员的时候到了。

有三种科学，都必须动员起来，这就是原则的科学，技术的科学和国防的科学。原则的科学解决为什么对日作战的实际问题，技术的科学解决如何作战的实际问题，国防科学解决实际的作战。

科学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也不仅是一种空洞的方法，而是具体的行动，是一切力量之力学的运用。在这里原则的科学，不但不是一个例外，却是最代表的例证。原则的科学或直接，或通过技术和国防科学，而在运用着一切的力量。

现在，我们必须把科学的全体都动员起来，这是一切力量中的精锐，是一切动员中的生力。

我们怎么样来动员科学的全体呢？回答这问题并不难，我们首先可以把科学人才都动员起来。比如，我们每天讲动员民众，而民众却没有全部动员起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多多动员组织人才。我们每天讲建立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也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动员全部的技术人才。我们又时常讲创造国防军，而国防军还没有充分的建立，因为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运用一切军事人才，战斗青年，熟练工人和一切精铅的民众。

行动的科学已经存在。行动的技术人才也已不少，我们首先必须用青眼来正视这事，而善为运用。其他的技术人才，失业和改就他业的，人数很多。不是没有科学人才，是我们没有动员科学。

举行一种科学人才登记，这是很难的事情吗？不，这不是很难的事情。把科学人才都集合起来，分头编制，集体合作，先来制就全般的科学工作的计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吗？绝不是不可能的。

一经举行科学人才登记，我们就可以正确知道我们已有的是些什么人才，我们所缺乏的又是那几项人才。所缺乏的人才，就可以计划到从外国聘讲而关联到外交问题。因此，人才登记不但是科学动员的首要工作，而且是审查外交关系，推进外交政策的一个相伴的条件。再进而制定了各种科学工作的计划，则不但全盘的国防建设可以见诸实行，而且同各国的贸易互助，经济互助和国防互助，也有了事实的基础，而籍以促成具体的个别的方案。对于科学教育，科学人才登记当然也有推动的作用，完成的作用。因为由此不但可以解决师资问题，而且可以知道什么是最缺乏的人才，是需要的人才，从而计划，决定教育的设施，因而给教育以推进。

科学可以组织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它可以组织国防军，组织国防经济，国防教育，组织民众，一样也可以组织思想，理论，组织统一的民族意识形态。可是要它发生这些作用，首先就必须把科学组织起来，而组织科学又必须先组织起科学人才。

抗战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在这个新阶段的起始，我们审查过去的一切行动，我们深切地感到不但没有能够力学地运用民族的力量，而且有很多力量还没有运用。新阶段中的中心工作就是要完成民众的组织，国防工业的建设，近代化国防军的成立和普遍全国，深入民间的青年组织的建立。而为这些工作的锁钥的，就是科学动员，因此而科学动员就是新阶段的中心工作的中心，新阶段就是科学动员。

在消极的一方面，现在各级的国家服务人员中，还不免有贪污舞弊的现象，要消灭这些现象并不难，需要的只是对于组织加改善，对于人员加更换。可是，如何改善组织，用什么人作代替，这就又必须在科学动员的工作完成之后，才可成为简而易举，水到渠成的事情。反过来说如不行科学动员，则尽管谴责贪污，揭发舞弊，也终是多说几句空话，而无补于实际。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动员科学，动员科学的人才，动员原则科学的人才，技术科学的人才和国防科学的人才。

十一，十八。

在为《高长虹年谱》作序时，廖久明先生对“该如何概括高长虹的一生”的问题犹疑许久，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较为中性的短语——“一个赤诚爱国又特立独行的人”。就廖先生的观点来源而言，他的概括主要是为了整合学术界两级分化的评价，但无形之中，他也点出了高长虹一生的贡献所在：“特立独行”偏向于对文学家高长虹的概括，而“赤诚爱国”则倾向于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后期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的高长虹的概括。事实确乎如此，1938年归国以后的高长虹，在政论文章方面付出的心血要远高于文学创作，这在《高长虹全集》之第4卷触目皆是，而《科学动员》即为此一时期的典型产物。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始，国民党军队就在抗战主战场上节节失利。1938年6月，武汉会战全面爆发，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可以说，此时的中国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战争要想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必须考虑进行“全民总动员”，但究竟该如何动员？这对人口众多且局势复杂的中国而言，确非易事。国外考察归来之后的高长虹，在充分研究西方战争学与军事学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所得。在此文中，他先是开宗明义地宣布：“科学动员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他论述了科学动员应该包括的内容，即有三种科学必须动员起来：“原则的科学解决为什么对日作战的实际问题，技术的科学解决如何作战的实际问题，国防科学解决实际的作战。”至于该如何具体动员这三种科学，他认为首先应该实行科学的人才登记制度，只有经由人才登记，才可知晓“已有的是些什么人才，我们所缺乏的又是那几项人才”。而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科学人才的作用，一者可以“力学地运用民族的力量”，再者可以消灭贪污舞弊的现象，对各级国家服务人员进行全面更换。高长虹的主张在当时是否具有实行的可能性，我们暂且不论，但他关于科学动员的重要性的呼唤、关于科学动员方法的诚恳建议，以及关于科学动员过程中对科学人才的充分重视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实施依据与学理性基础，这是无可讳言的。作为一名饱含真切情怀的爱国主义者，高长虹走访日本与西欧的主要目的何尝不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由此看来，此时他的谏言纳策无疑皆为爱国主义的真诚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