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杭州

作为南宋的首都，杭州近年一直在大力推广和研究宋韵文化，上上下下都在参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以此来作为中国文化和浙江文化的典范，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是很好的。杭州虽然是到南宋才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其实主要延续的还是北宋的模式。换句话说，两宋文化具有相当的一体性。也正是在这种两宋一体的背景之下，苏轼才能成为宋韵文化最好的样本。苏轼一生辗转多地任职，而停留时间最长的正是杭州；以地域而论，创作诗文最多的也是杭州。这么说来，苏轼与杭州的关系也就不能不说了。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元丰与元祐年间，苏轼在朝廷政治生涯曾一度达到巅峰，还是乌台诗案之后，苏轼沉沦在黄州、惠州和儋州，仕途到了最低谷，这种个人命运的极盛和极衰，或许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两任杭州则从状态上而言，似乎恰居其中，也就是介于巅峰与低谷之间。你说得意，他就不用自请外任了；你说不得意，但显然比乌台诗案后在黄州、惠州和儋州的境遇要好。如果我们也采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考量模式，那么杭州的五年时光，或许是评估苏轼一生行事风格和精神风貌的最好样本。简单来说，杭州的五年应该是最接近苏轼本色和底色的五年。苏轼曾感慨自己与杭州不解的缘分说：

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苏轼：《答陈师仲主簿书》）

这足以说明，苏轼与杭州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有的时候确实有一种神奇的缘分在。

苏轼两任杭州的具体时间：第一次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七年（1074）九月任杭州通判，历时两年零十个月；第二次从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六年（1091）三月任杭州知州，历时一年零八个月。两任杭州的时间总计四年零六个月，苏轼自己说“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苏轼：《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所谓居杭五岁，只是四舍五入，说的是约数。即便在这四年半中，苏轼还经常因工作关系要到周边的湖州、常州、润州、苏州等地或巡察或赈灾，实际在杭的时间满打满算大概也就四年左右。

苏轼在第一次去杭州之前，原本仕途还是顺利的，但似乎顺利之中总夹杂着一些不顺利。如苏轼刚刚考中进士，在朝中掀起一股“苏旋风”的时候，母亲去世，他只能按下仕途的暂停键，回川守丧。守丧期满，回到京城，苏轼又考中了制科考试，接着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期满四年后还朝，不久又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按这个节奏，苏轼的仕途简直是一片光明，结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再次按下了仕途暂停键回乡守丧。三年后回到京城，面对的就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了。苏轼授官告院，而苏辙在制置司。苏轼已经隐约感到“主上求治太切”的问题，为了保障财利之法，专门设置了制置司，苏辙虽在其中工作，但“诸事措置”还是在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参见苏轼：《与子明》一）王安石变法得到的制度保障简直是全方位的，这意味着抵抗或者反对的空间十分有限。

从1069年到1071年，苏轼不断通过多种方法表达了对变法的担忧甚至反对，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以他对宋神宗说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三句话为核心。宋神宗一开始也大体听进去了苏轼的话，表示要慎重考虑苏轼的意见，但王安石以及同党生怕被苏轼的这一番话惹出事端，所以想尽办法来排挤苏轼，更有人借此诬告苏轼。苏轼看来势汹汹，自己已经努力了两年，希望能把变法拉回到一种理性而有序的状态，但基本没有效果。而且在王安石同党的排挤下，他在朝廷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才自己要求暂时离开变法的政治旋涡，去杭州避一避，也借此看一看变法在基层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后果。这是苏轼第一次去杭州的政治背景。

1079年，苏轼在政敌近十年蓄谋已久的收集材料和罗织罪名后，遭遇了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锒铛入狱，后九死一生便被贬谪黄州。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因才8岁，无法管理朝政，所以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太后的政治态度与宋神宗截然不同，她大力恢复旧法，一度被贬谪各地的旧党陆续回京，重获重用，司马光、苏轼等纷纷回到京城担任要职，司马光更是一度为相，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随后升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等，堪称一路飙升。但这个时候旧党内部的矛盾也逐渐趋于公开化，司马光有意尽废新法，而苏轼认为新法问题虽然很多，但并非一无是处，有些被证明还是合理可行的，应该继续执行。如此苏轼又得罪了司马光以及诸多旧党成员。司马光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曾想驱逐苏轼出京城，只是很快司马光就因病去世了。但苏轼在京城的日子从此也不好过了。以前新党排挤，现在旧党对自己也有看法，两边都在压制他，苏轼想想为了清静，不如再请外任算了，这样就有了元祐年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这件事。

虽然苏轼两任杭州都被称为自请外任，似乎是主动要求到地方上去的。其实在苏轼而言，这种“自请”，也与“他请”差不多，只是程序上，自请显得更有风骨一些。“小器易盈，宜处不争之地”（苏轼：《杭州谢执政启》），虽自称“小器”，但不希望身处过于复杂之地，大概也是苏轼的基本立场。因为彼此相争之地，尽是无情，他领教过多次了。“为求闲散以避其锋”（苏轼：《与张君子》二），就成为苏轼的主动选择。更重要的是，他综合研判朝中形势，似乎因为政治立场与王安石的对立而导致其处境日趋逼仄，他也担心早晚会被罗织罪名。他在《与子明》之四中说：

轼近迁居宜秋门外，宅子稍得厅前颇有野趣，可葺作一小园。但自揣必不久在都下，无心作此也。近日事体颇新，兄弟蠢拙，颇为当权者所忿。孤远恐不自全，日虞罪戾耳。

这才是苏轼要自请外任的真实背景，他已经预料到在朝廷难以立足的处境，甚至担心被无端加罪，以至于对这个颇有野趣的小园也无心打理，在“自揣必不久在都下”的心理驱动下，当然是自请外任为上策了。

按照苏轼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外任去杭州当个知州应该也没问题，而结果只是当了个通判。为什么不让苏轼当杭州的一把手呢？苏轼自己的分析是这样：

轼久怀坟墓亲友，深欲一归，但奏状中不敢指乞去处，一任陶铸，故得此也。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初除颍倅，拟入，上又批出，故改倅杭。杭倅亦知州资历，但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耳。此来若非圣主保全，则齑粉久矣。知幸知幸！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但倅老冗耳。（苏轼：《与堂兄》四）

这一封信实在是太重要了，好像还不大为苏轼研究学人所关注。苏轼虽然是自请外任，所谓“故求外补，以尽余年”（苏轼：《杭州谢上表》一），但任地与任职却是一波三折，其中背后的政治斗争真有点刀光剑影的味道。很显然，苏轼自请外任，一开始并未说明要去哪里。宋神宗一开始批示的职务是知州，结果中书反对。中书的建议是颍州通判，结果宋神宗下诏是杭州通判。杭州通判的地位与知州差不多，为什么不让苏轼当杭州的一把手呢？就是担心苏轼到了杭州带头不推行新法。苏轼大概是了解这个过程的，所以特别感谢神宗的保护之意，若按照王安石等人的意见，苏轼的下场可能就更惨了。苏轼当然知道杭州的风物之美，所以上表说“乞越得杭，又过平生之望”（苏轼：《杭州谢上表》一），但也深刻地知道通判是要具体干事的，有点担心被杂事困扰住。

什么叫“乞越得杭”？似乎苏轼原来希望的是外任四明（宁波）或淮浙一郡（参见苏轼：《与范子丰》一），似乎也想过去会稽（绍兴），其《与钱穆父》之四云：“会稽平日欲乞，岂易得哉？”《与钱穆父》之五云：“旦夕入文字乞郡。江湖之东，行亦得之，但恨会稽为君家所夺耳。”目标大致在今浙江境内，而结果是通判杭州，这是苏轼没有预料到的。

再补充一句，苏轼要求外任，也是多年努力的结果，并非只是偶一提出便达成目的。苏轼在《与家退翁》之三中说：“轼连岁乞补外，请越得杭，恩出望外。”《与范子丰》之二中又说：“轼百凡如昨，然方求郡，累削不允，终当坚请，以息烦言耳。”苏轼已经不能忍受朝中的“烦言”了，所以，连年要求补外，似乎至少有八次上章乞郡。（参见苏轼：《与孙正孺》一）他最开始想去的是绍兴，没想到到了地理位置更优越的杭州，所以才有“恩出望外”的惊喜感。

苏轼第一次去杭州前，其实想的是“深欲一归”。杭州通判任上，他想着去宣城或干脆入一宫观——如果去了宣城，则与我的家乡溧阳就近在咫尺了。杭州任满，苏轼依旧想的是回到家乡，只是因为与苏辙的兄弟情义，才去了密州。他在杭州通判任上即将结束之时致信友人说：

某此安健。官满本欲还乡，又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已乞得密州。（苏轼：《与杨济甫》七）

显然苏轼本心无意在不同的地方外任太久，而且外任的种种制约，其实也没有给苏轼留下多少施展政治拳脚的机会，故一再想回乡安居。但兄弟情义确实让苏轼左右为难，最后当然是兄弟之情决定了苏轼的人生方向，他去了密州。而在密州任上，苏轼也一再希望任满后能西还蜀中，归老家乡。（参见苏轼：《与程彝仲》二）

苏轼第二次到任杭州，他的心态究竟如何？我们可以看他写给友人的一封信：

在内实无丝毫补报，而为郡粗可及民。又自顾衰老，岂能复与人计较长短是非，招怒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苏轼：《与张君子》五）

如果是给朝廷的公文，苏轼也许不得不夹杂一些场面应酬之语，这封给朋友的信其实写得清清楚楚。在朝廷已经没有多少做事的空间，到杭州还能切实地为百姓做点实事。自己年纪离花甲已经不远了，这么大的年纪还与人争什么长短，辨什么是非呢？让人生气甚至诋毁自己就更没有必要了。若要我天天见到不合心意的事，却闭口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更重要的是我在京城，那些小人会视我为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反复考虑，我还是离开京城到外地更自在一点。苏轼从熙宁年间自请外任开始，他的人生已经介乎进退之间了。他在路经镇江所作的《游金山寺》诗，就有“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之句，这也说明苏轼多少带了一点归隐心态而奔赴杭州。还要赘上一句的是，苏轼希望到杭州，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相识的僧人比较多。他在翰林任上致信辩才禅师说：“日望东南一郡，庶几临老复闻法音。”（苏轼：《与辩才禅师》一）无论如何，到杭州还是切合苏轼心愿的。

很久以来，民间一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苏轼去杭州，原是为了回避政治矛盾和斗争，但没想到杭州的山水真是太有治愈功能了，他初到杭州就情不自禁地写诗：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苏轼：《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

这个诗你要说写得有多好，倒真的未必了，你看前两句三个“到”字就觉得琢磨的工夫还是少了，但来杭州的人为什么对苏轼这首诗特别喜欢呢？我觉得就好像来了太开心，以至于把这种开心表达得结结巴巴，但在这种情境下，结结巴巴也是一种美。苏轼说，怎么感觉我前生就好像来过杭州，到处看着似曾相识，我想就留在这里当个“隐吏”，像隐士一样的官员，找一块清静的地方好好修行自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过？有的地方你明明没去过，但第一次去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就好像林妹妹怯生生地走进贾府，第一次见到林黛玉的贾宝玉居然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被祖母呛了几句话之后，贾宝玉退而求其次，说：“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红楼梦》第三回）杭州与苏轼是有前缘的地方，换句话来说，杭州天然与苏轼有着独特的缘分。一见如故，亲切感无处不在。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杭州的山水好像就是为苏轼量身定做一般，他有一千一万种爱要交给杭州，他对杭州的感觉，就是既霸气又温柔。

熙宁七年（1074）秋，当时的杭州太守陈襄即将离任，在有美堂宴请群聊。作为下属的杭州通判，感于陈襄与自己的友情，即席赋词云：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苏轼：《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