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心学与鲁迅“立人”思想之生成

关键词：近代 心学 鲁迅 “立人” 生成

鲁迅在早期所写《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赞扬了“摩罗诗人”“新神思宗”所代表的具有强大意志力量、强烈爱憎情感的人格，高度评价他们对推动西方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一形象谱系无疑成为其“立人”思想中理想的“人”之具象化范本。既有研究对鲁迅与意志论（“意力主义”）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辨析和探究，厘清了鲁迅早期思想观念生成的一个源头。如北冈正子在《鲁迅的“进化论”》中指出：鲁迅认为人的进化、发展过程不是被动地适应的过程，而是用意志去反抗“必然”以达到“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些论断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但如将鲁迅对意志力的高扬放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重新加以审视，则不难发现与其有相近主张者不乏其人，且不难发现心学、意志论二者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缠绕关系，或可说二者发生了视域融合。因此可以说，早期鲁迅思想观念的形成确实与近代心学存在一定关联，而这又与他对意志论的理解是杂糅在一起的，二者在某种意义上相辅相成，促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生成。

目前学界对鲁迅早期思想与近代心学之关系所做的梳理与考察工作已有一些，举其要者，约有如下观点（以发表时间为序）：

（1）任访秋认为：鲁迅与龚自珍“在对宋以后学术思想，程朱与陆王两派的态度上”“极相近”，“可以说他们都是反对程朱，而倾向陆王的思想家”。

（2）郜元宝在《鲁迅六讲》中对此问题多有揭示、细究，认为从鲁迅少年时的文章中，便可看出他对心学的喜好。鲁迅将文学、文化问题都归结到“心”，其1907—1908年间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心学’时代”。同时，心学与西方的意志论又在鲁迅那里发生了“视界融合”。

（3）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认为：“鲁迅的意志型个人主义部分来自意志自主、天命自造的阳明学，部分与魏晋时代嵇康式的抗议传统密切相关。”

（4）孙海军指出：鲁迅对“自性”“自省”等概念的使用、对尼采等人的介绍，“无意中激活了本土语境中以儒家心学与大乘佛学为中心的传统思想资源”。他还指出：“晚清以降逐渐复兴的陆王心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心力’说对主观精神的推崇，对鲁迅影响尤巨。”

（5）赵黎明《“摩罗诗力”与宋明心学传统——留日时期鲁迅诗学的本土资源》认为鲁迅提出的“摩罗诗力”，其“底子”是“中国近世的心学思想传统”。

（6）王德威2017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做“鲁迅，新儒家，‘幽暗意识’：论‘文’与‘心’”演讲，梳理了“撄人心”“抉心自食”以及竹内好的“回心”等概念，强调应重视研究鲁迅与心学的关系。

（7）蔡洞峰《阳明心学传统的现代转换与鲁迅文学的生成》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是对阳明心学在现代性历史背景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是阳明心学的内在精神在现代社会的重新激活”。

以上各家观点均敏锐且富有洞察力地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并提出了极具启发性、可供进一步深度开掘的观点。此外还有夏烈《百年焦虑与当代心学》认为：“鲁迅的重视文化与文学中‘心的尺度’、人的‘灵明’”，“在学理上对当代心学的内涵有所涉及和阐发。”本文沿此思路，将鲁迅早期的思想观念放置于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中，并对二者的关系做更进一步的细致梳理与考察，从而更为准确地定位鲁迅“立人”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位置和意义。

心学之渊源，一般会追溯到孔子，但他并未专门论及。孟子关于“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等概念的阐说，则被视为起源性论述。康有为所说“孟子之学，心学也。宋儒陆象山与明儒王阳明之学，皆出自孟子”和荀子能“通心学之本”，可谓思想史公认之事实。宋代理学之“新”，即在于其吸收了阴阳、禅宗等思想，试图建构本体论，这已与绍述六经以经世的孔孟之学相去甚远。但若细究理学观点，则不难发现在何为万物之本体这一问题上，呈现出言人人殊的情形。朱熹认为“理”是本体，自称受到《孟子》影响的陆九渊则强调“心即是理”“吾心即是宇宙”，从而开启了心学思潮。王阳明提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和“身之主宰便是心”等观点，与陆九渊并称“陆王”。心学强调心的主体地位，认为人的本心是圆融、本自具足而又无所不包的；所以人应该时时反省，认识自己的本心。心学的出现本就是为了反拨理学思潮，带有思想解放的因素，因而在思想观念剧烈转变的时期，言说者自然以之为除旧布新的武器。

在心学发展史上，泰州学派对王阳明“注重意志作用的思想做了片面的发展”，提出“造命却由我”“意为心之主宰”的观点，由此发展成为心学中的一个非主流流派。明朝陈献章认为“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强调“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将心的力量无限放大，凸显自我的作用和意义。孙应鳌也说：“独立不惧，真是在我，天下非之而不顾者也。遁也无闷，真得在我，世不见知而不悔者也。”这种高举意志力量的思想观点在心学流派体系中本非主流，在近代却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近代哲学的一个主潮。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以王门后学的异端化倾向重新泛滥为重要背景”，它“以绝对的‘自我’和同样绝对的‘心力’为其本体论依据铺成主体自由之路”；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儒家天命论、理世界观的坍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这，也是鲁迅接受意志论的思想史语境。

同时，国家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使得很多言说者借重心学搭建起“成人”（“立人”）——“救国”的桥梁。而勾连起这二者的关系，也是鲁迅着力思考的话题，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近代思想史上，“经世派”最早开启这一进程，“心力”等词语大量出现于其笔下。魏源认为：“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人知心在身中，不知身在心中也。”他写有多篇关于心学人物的文章，如《孟子赞》《朱陆异同赞》《杨子慈湖赞》《明儒高刘二子赞》等。针对当时的现实危机，以及儒生沉迷于科举、不为经世致用之学等现象，言说者开始强调“心”的重要性，认为人心出现了问题。魏源指出：“力之大小，由于心之翕散，天地人之所同也。”

有论者指出：在近代流行的“心力”这一概念源自龚自珍。其所言“心力”包含人的情感，但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指人的意志力量。龚自珍认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自尊其心”。他批评当时的现实是“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面对此种现实，他在诗中表示“颓波难挽挽颓心”。可见，近代言说者从一始便将“心”的概念和意志论联系了起来，彰显“心”所包含的意志能动力量。

到了维新时期，言说者仍对心学抱有不小的兴趣，不断对其进行阐发。有论者指出：维新变法与革命的阻力使得他们“不能不更多地强调以心力抵御外力”，从而认同泰州学派的观点。从梁启超的回忆文字不难看出：康有为非常重视心学，将其视为新学问的方针。他将《礼记·中庸》中的“困勉”解释为非常有“心力”的人，强调：“凡能办大事、复大仇、成大业者，皆有热力为之”，因此，救国只有靠“激厉其心力，增长其心力”。他还认为：“进化之道，全赖人心之竞，乃臻文明；御侮之道，尤赖人心之竞，乃能图自存。”值得注意的是，读过严译《天演论》的康有为将心学、进化论糅合在了一起，而这在当时也并非个案。

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自然环境对生物进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赫胥黎《天演论》一书本意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即使“适者生存”是合理的，为了避免弱肉强食的出现，有必要用伦理学加以约束。严复则在翻译过程中强调人的作用，他在按语中引用斯宾塞《生学天演》中第十三章《论人类究竟》的话：人想要“图存”，必须使用他的“才力心思”和危害其生存的人和物做斗争。失败者日益退化、胜利者日益昌盛。斯宾塞认为人也要受自然法则、规律的约束这一观点并没被严复吸收。而且，严复还在文本后引用了丁尼孙的诗，大意为航行于大海之上，应该“吾奋吾力”，不害怕、不畏难，是“丈夫之必”。有论者指出：虽然严复凭借“即物实测”的原理来批评心学，但他同样推崇“心”的力量，这一点与心学并无二致。还有论者指出：严复在翻译倾向上显示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同，他以斯宾塞的一些观点为支撑，主张依靠人的意志力量来达到“天演”所设想的目标。#4受其影响，当时的言说者也大多倾向于从进化论中演绎出发挥个人主观意志、“与天争胜”、提高竞争生存能力的思想，而心学高扬意志力的倾向，自然成为合适的思想资源。

谭嗣同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心学主张，并将“心力”抬到极高的地位。他强调：“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心之力“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他以物理学上的“凹凸力”形容其形状，认为“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大……虽千万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唐才常在观点和用语上与其较为相似：“今夫太空中而有全世界焉，惟心力之所成耳。”人之心力，可析淡养轻炭，可周地球，可察无尽界地球。”梁启超视王阳明为“千古大师”，认为“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并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非有得于王学，即有得于禅宗”。针对当时的现实危机，他强调要养成尚武的精神，必须具备三种力即心力、体力和胆力，号召国人要“奋其雄心”。他还指出：“盖心力涣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梁后来将“心力”这一概念运用到其历史学中，强调“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并提出“民族意力”的概念。有论者指出，谭嗣同“强调心力的自主品格”，梁启超则“强化了意志努力的作用”。

在革命派那里，心学同样被高度重视。孙中山认为：“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章太炎称赞阳明心学能使人“自尊无畏”，他认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从中不难发现意志论的成分。他还认为应该不畏生死、“布衣麻鞋”“径行独往”，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希望。有论者认为章太炎“对肯定主体意愿的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注重个体价值的观念作了会通”，“从而开始向意志主义迈出了一步”。

由上可见，近代言说者强调“心”的本体地位，并由此生发出对人的意志力之肯定、高扬。在进化论被引入中国后，这一思想更加被言说者所着力阐发。或可说，进化论传入后，言说者更自觉地从西方文明发展史中吸取相关思想资源，在中西思想资源互为印证的基础上展开立论。

由此思想史情境回溯鲁迅早年思想发展脉络，多处可见与近代心学观念相契合之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出国留学之前，同学胡韵仙曾有诗相赠，题记中以“壮哉大志”赞扬鲁迅东行日本，诗中“英雄大志总难侔”“乘风破浪气豪哉”等语，可见当时二人以英雄、豪杰自许。鲁迅在早期文章中大量使用“心”这一概念，有论者指出：在与文学相关的论述中，鲁迅在“心”这一概念之下，提出了“四个重要的子概念”：神思、白心、心声、撄人心。鲁迅认为人心本来就具备“内曜”，只是被遮蔽了，需要经由自觉才能意识到其存在。强调心的本自具足、圆融无缺，需要靠人的自觉去领悟它、认知它，鲁迅在这一点上和心学观点基本一致。他在早期翻译文本中经常使用“人定胜天”一词，而“心力”“意力”等词也常出现于其笔下。《摩罗诗力说》指出“摩罗诗人”靠着强大意志力完成对社会观念的反抗，“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拜伦《海贼》中主人公康拉德“内秉高尚纯洁之想，尝欲尽其心力，以致益于人间”。《科学史教篇》中说1792年欧洲联军攻打法国时，面对武器、粮食短缺等多重困难，法国科学家“无不尽其心力，竭其智能……补以发明”，真正起到了振作国民的作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多次出现“意力”一词，用以介绍西方19世纪末的“新神思宗”，他们“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当时“明哲之士”有感于古人眼中理想的“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转而认为“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鲁迅指出：“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新深思宗”“于是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为将来之柱石”。文中还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鲁迅从西方文明史发展脉络中，择取那些具有强大意志力量的人作为构建“立人”思想的现实参照系。他虽未言及自己与心学有无关联，但在强调意志力这一点上，他确实是和近代心学思潮达成了“态度的统一”。有论者认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主要从自力（心力）与外力的关系上强调以前者抗御后者”。而这一点，恰与鲁迅所推崇的“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相一致，他们的共性是“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