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老常州

苏轼一生没有在常州做过官，但常州对苏轼来说，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这不仅仅体现在其许多诗文之中，而且苏轼心心念念要来常州，据初步统计，苏轼一生居然十多次到过常州。更重要的是，常州成为苏轼的终老之地，苏轼生命的归宿在常州，可见他与常州之间的关系，和他与其他地方多因政治原因牵涉在一起不同，常州纯粹是一个情感的安顿之地，苏轼与常州之间也纯粹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在黄州接到了移任汝州之命，苏轼只能从已经安居的黄州转到下一个贬谪之地，依然是本州安置，依然是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换一个地方继续被剥夺行政权力，继续被限制居住。苏轼有什么办法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只能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黄州，一路颠沛流离，当年七月经过金陵的时候，苏轼幼子病亡，年底到泗州（大概在今天的安徽凤阳一带）。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本来就对仕途没了信心，现在家人都生病，幼子去世，船到泗州，盘缠也用尽，离汝州还很远。既无法走陆地，也没房屋可住，没有田地可支撑生活，真的到了饥寒交迫、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万般无奈之下，苏轼想到了常州，他觉得只有回常州，才能让生活继续下去。苏轼第一次上了《乞常州居住表》，其中说：

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重念臣受性刚褊，赋命奇穷，既获罪于天，又无助于下。怨仇交积，罪恶横生。群言或起于爱憎，孤忠遂陷于疑似。中虽无愧，不敢自明。

苏轼一方面表达了生活的困难，回常州是为了生活，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孤忠耿耿，却遭受怀疑与排挤，苏轼知道是自己性格过于刚正，不会见风使舵，所以命运注定坎坷。你看这就是苏轼，他可以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说一点违心的话，但一旦有机会，他还是要表白自己的刚正人格，无愧于天地人生。这就是苏轼性格中的另外一种倔强与执着。

苏轼把船停在扬州一个月，也未等到皇帝的回复，后来才知道负责投送朝廷奏章的居然把他的“上表”扣押下来，没有上报。在扬州，苏轼再次上《乞常州居住表》，理由与第一次上表差不多，只是增加了在汝州也无田产、无法维持生活的意思。苏轼曾记述两次上表的原因说：

某往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进。已别作一状，遣人入京投下。（《与王定国》十六）

一事而上两表，可见苏轼当时的困厄之形。苏轼选择常州，主要是因为在常州买了一小庄子，据说每年能得百余顷，大体可以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问题。第二次上表终于到了宋神宗那里，当时宋神宗病危，朝廷大赦天下，苏轼这点小小的愿望当然没有问题。这样苏轼在到达河南商丘之后，终于被恩准可以回常州居住了。苏轼掉转船头，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常州。他立马写了一首《满庭芳》表达自己急迫的心情。词前有一篇小序云：

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临汝就是汝州了，南都是河南商丘。这序说我当年离开的时候写了一阕《满庭芳》，现在接到“放归阳羡”的指示，再作一阕《满庭芳》。词的上半阕云：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我倒着说这几句，什么叫“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就是回归常州的船，借着风势，如快马加鞭，疾速驶向常州。你看他真是一刻也不想停留，恨不得一下飞到常州。中间三句说，年龄大了，也没机会报答皇帝的恩遇——其实这是客套话，苏轼到现在享受到了什么真正的恩遇呢？但自己也曾像战国时期的孟尝君门客冯谖一样，一无所能而被接受；也曾经像冯谖一样抱怨吃饭没有鱼，出门没有车，没钱养家，孟尝君顶着周边人讥笑冯谖的压力，一一满足了冯谖的要求。后来冯谖去薛地帮孟尝君收债，他知道孟尝君什么也不缺，这点钱收不收回来，其实没什么区别，但他知道孟尝君如果要有更大的政治追求，他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义”必不可少，这个“义”平时看不到有什么效果，但关键时刻，它的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所以冯谖擅自做主，假托是孟尝君的意思，将老百姓的债券一把火烧掉，老百姓对孟尝君感恩戴德。后来孟尝君遇到政治挫折，正是薛地的百姓对孟尝君的热爱惊动了齐王，于是重新召回孟尝君。冯谖的政治智慧和先见之明，为孟尝君的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苏轼在这里用了这个典故要表达什么呢？我也未尝没有冯谖的智慧，只是世无孟尝君，空有政治抱负，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没有机会像冯谖报答孟尝君一样来报答皇帝了。苏轼的意思看出来了吧？他其实不是在为自己深感遗憾，而是在为朝廷担心呢！

再回到开头几句，什么意思呢？我没法为朝廷效力，但我有了新的生活空间，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山高水清——其实江南的山并不高，主要是丘陵，水当然是清澈无比的。苏轼说，我在画楼的东边，看天空辽阔，看大片的夕阳洒落在大地上，我即将要沉醉的地方和日子是这样的。苏轼在想象中完成了对未来生活的完美设想。

小船继续南下，苏轼的心情继续放飞。

元丰八年（1085）五月，途径扬州时，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诗，表达了回到常州，彻底做个庄稼汉的快乐心情。其中有这么四句：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十年前买田阳羡就想在这里安居，整整过了十年，归居常州的梦才终于实现，这次真的要做一个本色的老农了。现在在扬州的蜀冈，要把里面的清泉带到常州去。苏轼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他有一种把余生放在常州的想法了。你看他回到常州下辖的宜兴买田后所写的《菩萨蛮》：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 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阳羡就是现在的宜兴，在北宋时属于常州管辖。苏轼明确说“买田阳羡吾将老”，当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但已经准备在阳羡终老了，因为阳羡境内的荆溪、西山风景优美，在阳羡就真正过上了远离人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了。他也不想写书了，天天行走在山水之间，该有多少诗兴，但在风雨交加时，写出来的诗歌才能穿透人心。

从上面的“买田阳羡”，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苏轼的一生，很容易发现，苏轼对投资田产一直很有兴趣。他在杭州通判任上就在阳羡买了田，在黄州的时候，也有去黄州附近的沙湖买田的经历，似乎最终没买成，但路上淋了一场暴雨，催生了一首著名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他与王安石彻底和解之后，曾计划在金陵买田，想陪着王安石一起终老在钟山之下。他也曾打算在丹阳、京口买田，好像都没有成功。金山寺长老佛印禅师，曾建议苏轼在丹阳蒜山买田，但因价格偏高而未能买成。

熙宁七年（1074），在杭州通判任上，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外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这一块田成为苏轼要求不去汝州回到常州的重要理由之一。元丰七年（1084）九月十日后苏轼在从黄州赴汝州任上，绕道常州，从常州再到宜兴，又买下一块田地。苏轼稍后在给王定国的信中说：

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顷，似可足食。

同一时期，他给秦观的信中也说“某宜兴已得少田”，说明这次买田大概可以彻底解决苏轼一家的生活问题了。宋代士人买田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苏轼在仕途陷于低谷时，更想买田，也是因为薪水如果不可靠，只有买田才能作为一种持续的生活保证，所以他买田的愿望比一般人更强烈更急迫的原因正在这里。

但正是应了一句好景不常在的老话，回到常州不过一个多月， 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了。

不用大家问，我都知道各位的疑问在哪里了。宋朝江山，可以买的田到处都是，苏轼何以总盯着常州，总盯着常州下面阳羡这个地方呢？这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儿子苏轼、苏辙进京参加礼部秋试，结果不出意外，兄弟二人皆榜上有名。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题目怎么可能难住苏轼，苏轼用六百多字就把自己主张以仁治国的思想表达得清清楚楚，当然是顺利通过。再接着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苏轼的表现同样深得仁宗欣赏，年方二十岁的苏轼志得意满，被钦点为进士。

在皇帝召集的进士琼林宴上，意气风发的苏轼与来自常州宜兴的蒋之奇、单锡（苏轼后来的外甥女婿）以及武进的胡宗愈等一见如故，他们谈笑风生，不亦乐乎，在论及各自家乡时，苏轼被常州这“江南三杰”口中的善卷洞、太湖风光以及山间氤氲迷离的秀美风光和小桥流水人家、炊烟袅袅的诗情画意所深深吸引，加之江南自古多风流才俊，苏轼当时就有了以后要卜居常州宜兴的想法，相订鸡黍之约。二十七年后，苏轼在《次韵蒋之奇》中还对这次琼林宴印象深刻：

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苏轼说我记得琼林宴上，听了你们的话，就总想着以后要到常州去。我哪里是随随便便与你们说什么鸡黍之约呢？所谓“鸡黍之约”，就是用《后汉书》中范式和张劭相约守信的故事来说明苏轼当初与他们也是郑重许下了诺言的，现在苏轼在阳羡买田，就是履行当初的诺言。只是在相约十四年后，苏轼才来到常州。

熙宁四年（1071），在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中，苏轼因为政见不和，觉得在朝中注定备受折磨，不如眼不见心不烦，到地方上去看看，此请得到了宋神宗的批准，这样他就来到杭州担任通判，上任途中第一次路经常州。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当时江南很多地方灾荒严重，民不聊生，苏轼奉命到常州、润州一带赈灾。他抵达常州时正值除夕之夜，苏轼不忍心上岸惊动百姓，就把船停靠在城东运河岸边，在天寒地冻之中，他怀着复杂的心绪，在船上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晚。他用诗歌记录当时的心情云：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之一）

沿途听闻，歌哭无端，令人心事沉重，深夜，灯光渐渐暗下来，连天上的星星也难见其形。我眼睛不好睡不着，并不是想守夜，想着家乡却听不到乡音。我在船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依然觉得脚冷，刚洗的头发，感觉越来越稀疏了。真是感谢一盏忽明忽暗的残灯，陪着我在船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苏轼浓重的漂泊感、无力感在这首诗里表露无遗。

苏轼在第二首诗里感觉自己这一生“直恐终身走道途”，或许流浪一生，事实上，苏轼的预感果然成为此后的现实。苏轼在这种终生流浪中，唯一的愿望就是“但把穷愁博长健”，但事实上，苏轼的穷愁并没有换来身体的健康和长寿。

元符三年（1100 ），宋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向太后一度摄政，大批元祐党人得以赦免和升迁，苏轼也从海南被赦北归，但北归的路程其实也很曲折，先是量移廉州（广西合浦）安置，继而又被移舒州（安徽潜山）团练副使，永州居住，结果还没到永州（湖南零陵），新的诏书来了，授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这些官职，大家看着可能有点懵，但你可以不管它。换句话来说，苏轼从海南北归，先是只能居住在廉州，接着只能居住在永州，然后才是自由选择居住之地。苏轼的自由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折腾了几次才到位。托好友钱世雄在常州城找一个临时住处，他写信给钱世雄说：“你帮我看看常州是否有房子可以租住，如果没有的话，我住在真州（江苏仪征）或者舒州也行。”真州有好朋友米芾在，舒州境内的天柱山，当时是道教名山，苏轼觉得在那里终老也堪称良计。他对钱世雄说，常州有房出租就租住，有房卖就买房。他说：

若遂此事，与公杖履往来，乐此余年，践《哀词》中始愿也。

“哀词”即《钱君倚哀词》，1074 年，苏轼老友钱君倚去世，钱君倚就是钱世雄的父亲。苏轼当时在常州，为钱君倚写了这篇哀词。里面说：

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