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铸词魂：从沈祖棻看明清江南才女传统的延续与演变

沈祖棻先生集学者、诗人和词人于一身，而尤以词名。对沈祖棻诗词创作的成就，学界已从意蕴风格、声韵格律、锻字炼句等填词技巧层面进行了总结和高度评价。叶嘉莹评价沈先生的词是“学人之词”“诗人之词”“史家之词” a。也有人把沈祖棻的词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中，评价沈先生是“易安而后见斯人” b。本文以史家的视野回望沈词创作的历史背景，从江南地域史和女性史的角度观察沈祖棻的人生际遇和诗词创作，以沈祖棻为个案揭示明清江南才女传统在近现代的延续和演变。

历史悠久的江南才女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概念，它能伸能缩，可古可今，既有行政区划的江南，也有经济的江南、文化的江南。从地域范围上讲，江南“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乃至江西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者，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c 等，不一而足。虽然众说纷纭，大体上，可以将“江南”理解为以今天苏南、浙北为中心，以吴语方言为主要方言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一个可以伸缩的区域。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江南地域文化形成一些高峰和显著特点。因“衣冠南渡”，六朝时期江南地域文化产生了第一个高峰，江南的玄学、文学、绘画、书法、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其中“永明体”诗歌开启了诗歌声律化的新时代。唐宋时期，这一趋势得以延续和扩大：“唐宋诸贤以名士之咏歌，发山川之佳秀，乃大著于天下。”d 而江南地域文化进入全盛期则是在江南平原湖区得到充分开发、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由于城市和市镇的发达，江南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市民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明清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为文学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一时“词人才子，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卷盈乎缃帙” e。有学者注意到，“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共选录有明一代200 余年约2000 个诗人的代表作，经统计，扣除皇帝、藩王、僧道、香奁诗及外国人等332 人，在1668 人中，江南人共501 人，江南人占总数整整30%。乾、嘉时人舒位，撰有《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列举乾隆、嘉庆时期著名诗人108 人，其中江南地域多达61 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f。

江南地域文化在明清时期走向全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江南才女文化的成熟。从先秦吴越至盛唐两宋，江南才女虽然代不乏人，但中国历史上“才女”成为一个群体和一种文化现象，则非明清时期的江南莫属。江南文化事业的兴盛为女性受教育提供了文化氛围，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普及、书籍的大量印刷也在技术和物质上为女性受教育提供了保障，这些条件使得江南地区的文化普及程度较高，士大夫家庭也普遍比较重视教育，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比其他地区更多。现存文献表明，明清江南地区多才多艺、文化修养较高的女性占有很大的比例。许多女性“无金粉之好，所好作诗写字”，由此江南有大量女性诗词存世。如江苏的地方诗文总集大多设有“闺秀”一门，《江苏诗征》录存的女性作家有643 人之多。这些作品“以女性特有的细密观察力和心灵感悟性，写下了一首首描写细腻、语言清丽的诗篇，充分显示了特定文化背景和地域特色条件下的江苏女性的才华”g。

明清江南才女现象现已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海外一些做社会性别史和女性史的学者的著作。如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高彦颐（Dorothy 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化》《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曼素恩（Susan L.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张门才女》、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卢苇菁（Weijing Lu）的《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以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教授李惠仪（Wai-Yee Li）的《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等，这一批著作为我们描述了明清江南地区因社会经济发展和印刷、出版事业兴盛而出现的一个才女群体。

曼素恩以前人成果为基础对清代女性作家的地域分布做了定量统计。她发现“在3181 名籍贯有据可考的女作家中，有2258 名亦即70.9% 来自长江下游地区”。她列举了出现女作家最多的17个府，这些府按顺序分别是：杭州、嘉兴、苏州、松江、常州、太仓、湖州、安庆、江宁、扬州、徽州、镇江、通州、和州、绍兴、衢州、台州。同时，她将籍贯能精确到县一级的女性作家人数也做了统计，结果发现，排在最前面的九个县，即钱塘、常州、吴县、嘉兴、常熟、海宁、吴兴、吴江、松江，在整个清代，每个县都出现了86 名以上的女作家。“这九个核心的县都在18 世纪被学者称为‘浙西学派’所在的地区之内，也就是在江南紧挨着钱塘江西岸的那些县。作为清代女作家出现最多的地区，杭州和它的周边地区（钱塘县）是最值得骄傲的。紧随其后的是常州（由武进和阳湖等县组成），然后是吴县（以苏州为中心），再然后是嘉兴，等等。从这九个县和各县的中心城市中一共产生了1242 名女作家，占据清朝女作家总数的将近40%。”她指出，女性作家相对集中的地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科举中进士的比例较高等，她认为江南地区“在男子科举教育方面的投资和女性的学习之间有着一种强有力的联系”，“毫无疑问，在清代，江南是诞生女性文学的核心地区”。

沈祖棻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江南才女传统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才女的大量出现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时期，江南经济繁荣，文化兴盛，文人的数量增多，知识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而家庭教育成为女性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的推动再加之她们的天赋与勤奋，许多才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明清社会文化的一大亮点。当我们审视前述明清女性史的著作，关注每一位江南才女的遭遇、情感、交游和创作时，很容易发现她们身上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如都深受江南秀丽风光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与熏陶、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等。进一步考察她们的身世和境遇，还能发现江南才女在地缘和血缘方面的一些特征。一般而言，明清江南才女可分为“闺阁型”和“青楼型”两大类，撇开“青楼型”不论，“闺阁型”是明清江南才女的主体。综观“闺阁型”才女的身世，她们大多数为“名门闺秀”，才女常常围绕某些著名家族成批、成群地出现，这些家族成员中的男性或长辈很多是当时的名流文士，如文俶出自文征明家族，沈宜修出自“松陵沈氏”，是戏曲家沈璟的女侄，沈素瑛乃著名画家沈周之女。很多才女家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如沈修宜嫁给“分湖叶氏”家族的叶绍袁，松陵沈氏和分湖叶氏都是名重一时的文苑世家，培养出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三姊妹，叶家三姊妹与其表姊妹沈华蔓、沈宪英都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同时，叶绍袁的儿女亲家平望周氏也出了一位才女：周挹芬，这些互有姻亲关系的才女形成一个一个的“才女群”。由此可见，居住地、身世背景、家族荣誉感等都是江南才女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从明清江南才女身上很容易看出沈祖棻的影子，将沈祖棻的成长经历与前代才女们进行比较，也容易看到明清江南才女传统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沈祖棻的成长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吴志达先生的《沈祖棻评传》对沈祖棻的出生写得非常简洁：“先生字子苾，别号紫曼，笔名绛燕、苏珂。原籍浙江海盐，迁居苏州已有几代。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大石头巷本宅。这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世家。”i 据学者探访，沈祖棻出生的“大石头巷本宅”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大石头巷吴宅”，原先的花园和草萍已不复存在，两座精美的砖雕门楼却保存完好。其中第二道门楼便是苏州古建筑的精品“四时读书乐”门楼，其砖雕纹饰令人叹为观止。探访者皋玉清先生感叹：“在这样的祖屋中出生成长，也就不难理解沈先生为什么会落笔有神，出手不凡了。”j 从沈祖棻日后的诗词不难看出，出生于苏州，生长于江南，其实对她的文学生命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成年后的漂泊生涯中，沈祖棻时常会想起江南旧风景，不止一次在诗词中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和赞美。1937 年她避乱于安徽屯溪，写下了“熏香绣阁垂罗带，门前山色供眉黛。生小住江南，横塘春水蓝”的词句，抒发思乡之情。到重庆之后，又写下《浣溪沙》：“家近吴门饮马桥，远山如黛水加膏。妆楼零落凤皇翘。”这些词中的“横塘”“吴门饮马桥”皆是历代文人墨客时常咏及的苏州景物。此后，“江南旧梦”一直存留于她的词中：“肠断千山闻杜宇，梦中不识江南路。”“绿杨垂遍，不是江南旧树。”“欹屋树，上阶苔，昨宵梦到旧亭台。轻寒莫放重帷下，万一江南有雁来。”“一川烟草黄梅雨，不是江南更断肠。”而最直接的思乡表达，还是那首《徵招》：“还记。旧家时，疏帘静，轻漾素兰风细。瓷碗碧螺春，更香浮茉莉。别来飘泊久，总难忘故乡风味。”结合相关年谱和传记可知，沈先生在古风古韵的苏州庭院中生长，因深得祖父母的喜爱而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自幼即在家庭聚会中吟诗联句，见惯了“柳影画中楼”和“词客醉红吟翠”。同时，苏州的方言极具音乐体性，从音韵的演变看，元代以后，很多地方只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而苏州方言保留有七个乃至八个声调，丰富的声调为倚声填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历史上便有吴文柔等有名的女词人。可以说，苏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塑造了沈先生的“诗心”和“词意”。

有文化传统的家世和来自家族的自豪感也是沈祖棻继承的一项重要“江南遗产”。据光绪末年刊刻的《沈氏谱牒》记载，沈氏先祖于元末迁至浙江海盐，至其祖父沈守谦时已传二十世！1。沈先生的曾祖父沈炳垣是道光时的进士，咸丰七年（1857）在督学广西期间罹太平天国之乱，被朝廷追赠为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谥号“文节”，世袭骑都尉，在桂林建专祠祭祀，并获御赐碑文。沈炳垣的家乡海盐县亦建祠祭祀，称“文节祠”。“文节祠”俗称沈家祠堂，它和沈家宅院都是当地具有文化意义的标志性建筑。据称沈家宅院“是一座深宅大院，头门悬有蓝底金字‘内阁大学士’竖匾，二门门楣上方有‘翰林第’匾额。另有沈氏义庄在新洋桥”！2。沈祖棻祖父沈守谦曾任池州知府，补江苏徐州道，热心家乡公益，在当地德高望重。所以，晚清海盐沈氏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3 正因为如此，沈祖棻颇以海盐沈氏为荣，虽一生没有到过海盐，却常常自称“海盐沈祖棻子苾”。

沈祖棻祖父沈守谦晚年迁至苏州大石头巷定居。海盐沈氏的渊源和文化传承已经被学者们梳理得比较清晰，而沈守谦迁至苏州大石头巷后融入苏州地方社会的情形，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从目前掌握的少量资料可知，大石头巷沈氏在苏州也是高宅名门，他们在苏州上层社会的文化交游也是沈祖棻等沈氏后学知识增长和人格养成的重要因素。据称，沈祖棻祖父沈守谦“和侨居苏州的文士吴昌硕、朱孝臧等都有交往”，沈祖棻父亲“也知书明理，恪守规矩，淡泊明志”。！4 除此之外，在宗族、血缘关系非常发达的传统时代，同宗文化家族之间的联谊和交流活动必然是地域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所周知，历史上苏州沈氏是很有名的，苏州葑门外的官浦沈氏是明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东巡抚沈林的后人，他们的先祖从浙江湖州迁到苏州，明清时期一直是苏州望族。同时，迁居苏州的沈氏中，亦不乏文化名人，如在晚清词坛占据重要地位的“后吴中七子”中，有两位姓沈（沈传桂、沈彦曾），他们都来自江苏长洲。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沈氏之间有文化交流或文学唱和。但有研究表明，清代词学流派的发展与地缘、血缘关系非常密切，在清词复兴的过程中，苏州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苏州望族多，有才华的词人多，这些词人常在大族的支持下聚集，形成很多有名的词人家族或词学流派。在清代苏州词人群体中出现了两个“吴中七子”（“前吴中七子”：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和王昶。“后吴中七子”：戈载、朱授、沈传桂、沈彦曾、吴嘉淦、王嘉禄、陈彬华），他们都与苏州的潘氏关系密切，吴中词派的持续多赖潘氏家族的支持，潘氏家族也成为有名的词学家族。苏州世家大族竞相藏书读书，于诗词中联吟唱和，在仕进上提携互助，家族文化一时蔚然成风。！5既然地缘、血缘关系在清代词学发展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后吴中七子”中的这两位沈氏，还有葑门外的官浦沈氏，他们和大石头巷的沈氏会不会有什么交往？会不会有什么诗词和文学的交流？目前这个问题只能是一种大胆的猜想。不过，这些沈氏共同营建了晚清苏州的文化背景，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沈祖棻的成长经历与明清江南才女在环境、家庭和早期教育等方面均有着相似之处。但沈祖棻毕竟是跨越“五四”的一代女性，在她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又有很多新的特点。囿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明清江南才女的学习与文学活动基本限于闺中，即便有时以“才女群”的形式出现，也多限于家族或姻亲之间。沈祖棻的教育经历则与前代才女截然不同。据张春晓教授介绍，沈祖棻童年曾在家中上过私塾，但在私塾中学习的并不限于传统的幼学内容，已经有了算术、英文等新知识。1925 年以后，沈祖棻随家人避居上海，此时她已经开始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先后进入上海坤范中学、苏州女子职业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6 沈祖棻在私塾和中学求学的具体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张允和对在苏州私塾和苏州女子职业中学的学习有简短的回忆：“四年后（1917）搬家去苏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孟子》《史记》《文选》和杂七拉八的五四运动的白话文。我们三个女学生（大姐元和、我、三妹兆和）很阔气，有三位老师……有一位吴天然女教师，是教我们英文、数学、跳舞、唱歌的。……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了一年，我们又同时留级，因为除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都不及格。”！7 张允和姐妹在私塾和苏州女子职业中学学习的情形可视为沈祖棻早年教育经历的一个“复本”，至少，在女子中学上学期间，沈祖棻的交游圈已经完全突破了家族、姻亲的限制，而有机会结交更多的朋友，接触更多的新思想。此时的沈祖棻已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学时期就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使不同朝代江南才女的经历略有差异，沈祖棻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还面对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变革，这也使得她的文学创作既保留了古典的风雅，又融入了近代的思考与表达。这些方面已经与明清江南才女的成长环境有了明显的不同，体现了明清江南才女传统在新时代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