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林先生学术研究简述

陈美林先生，1932年1月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南京一中，考入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因国家建设需要，此届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先生于1953年秋被分配工作。1958年，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名苏州大学）重办中文系，乃被调入该校任讲师。1969年又调入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改名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直至2002年退休，但仍在学林跋涉。七十余年，夙夜不懈，至今已经出版著作52种，发表文章350余篇。

小说领域的研究

七十年来，先生从未脱离教学和研究，并根据教学需要确立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涉及古代小说、戏曲和诗文，而以古典小说为重点，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

先生调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时，古代文学教研组仅有三位老师，院方任命钱仲联先生为教研组组长，先生则被任命为副组长兼系资料室主任。先生最初担任一年级新生的文选习作课教学，钱仲联先生声言不治小说、戏曲，因此元明清文学课程的教学任务也由先生承担。当年可以见及的文学史著作极少，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易借到，先生乃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讲义。1960年底，学校举办自编教材展览会，先生编写的部分教材被系选报上去公开展览。1961年3月22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江苏师院积极培养红专师资队伍》，还提到先生编写的教材。

20世纪70年代初，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整理《儒林外史》，先生也被列入整理小组。在完成“前言”初稿写作之后，被调离小组，但先生个人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研究并未间断，迄今，已出版相关研究专著19种，如《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吴敬梓和〈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人物论》以及四次批评的《儒林外史》（从新批到清凉布褐批再到陈批）等。

先生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是全方位、立体式的，举凡作者的家世、交游、出处及作品的版本源流、本事缘起、典型塑造、思想意涵、艺术特色、文化影响等，均曾论及，综合说来，可以划分为考证、论述和评点三类。

考证方面，《儒林外史》在20 世纪受到学人的高度重视，胡适、鲁迅都曾做过深入研究和评价，但限于当时条件，也留下可以推进之处。如胡适推断吴敬梓之父为吴霖起，陈老师经过细致钩稽爬梳，结合方志、家谱、笔记、诗文集等资料，先后发表《吴敬梓身世三考》《吴敬梓家世杂考》《关于吴敬梓家世的几点辨证》《吴敬梓的父亲究竟是谁》等多篇论文，考定吴霖起只是吴敬梓的嗣父，吴敬梓的生父是吴雯延。又如吴敬梓是否参加鸿博之试，辞却廷试是真病还是装病。陈老师发表论文《关于吴敬梓应征辟问题》，征引《词科掌录》《鹤征后录》《公车征士录》《听雨丛谈》《冷庐杂识》诸多典籍的记述，还考察了吴敬梓友人程廷祚、李葂等人被荐举鸿博的过程；继而又细研吴敬梓有关诗文，提出吴氏乃是因病未能参加廷试。再如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指出《儒林外史》中凤四老爹鸣岐之原型为甘凤池，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中也载有甘凤池事迹，并与凤四老爹的相关描写对照，但少有对于甘凤池与作者吴敬梓关系的考述，仅推论甘凤池“籍隶南京，恰与作者同时同地，可能直接有往来”，语焉不详。陈老师则撰写《吴敬梓与甘凤池》一文，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研，颇有参考价值。

研究作家要求“知人论世”，这就要将考据与义理相应配合。一般说来，义理主要是指学术层面上的文本内涵解读以及相应的人文批评与表达，是对于考据所得的材料做理论阐发和宏观研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陈老师发表了论述范进、严贡生、严监生的文章，还发表了《论〈儒林外史〉人物性格》，开始瞩目《儒林外史》艺术形象的研究。1989年，中华书局编辑胡友鸣、余喆两位先生登门约稿， 1990年《文史知识》第1 期先行发表“治学之道”栏目文章，题《学林寻步》，继而撰写《儒林外史》人物论专栏文章，从1991年第7 期开始发表第一篇《“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连续刊发十余篇后，于1993年汇成《〈儒林外史〉人物论》书稿，1998年正式出版。季羡林先生任名誉主编、段启明等先生主编的《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中在评价人物形象的研究时说：“陈美林的研究成果尤为引人注目。他从1991年以来，撰写了近20篇关于人物形象分析的文章，从而构成了《儒林外史》人物论的完整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力求从文化背景、作者际遇、时代特色、作品内涵等方面分析人物性格及其形成的内外因素和主客观条件，从而颇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和艺术特征。”

1988年，陈老师接受了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撰写《吴敬梓评传》的约稿，1990年上半年交稿，12月即付梓行世，成为《思想家评传》第一批出版的四种之一，在海内外学术界、文化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曾多次印行，并获得江苏省第四届（1990年7 月—1993年12月）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并应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所编《动态信息》第76期刊文说：“据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司公布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审结果，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陈美林教授撰著的《吴敬梓评传》荣获二等奖。据悉，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评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评对象的时间跨度和数量均不同于以往一般的评奖。《吴敬梓评传》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而名列其中，这对扩大丛书的影响，提高丛书的声誉，起到了积极作用。”吴组缃先生在收到先生寄赠的《吴敬梓评传》后，曾有信给先生说：“大作观点平正，取材翔实，诚为有分量的著作，读后得益不浅，不胜欣忎。”

《儒林外史》评点也是陈老师着力进行的一项工作。《儒林外史》成书以后，“人争传写”，但目前所见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之后总计产生了四种评点本，分别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咸丰同治年间完成的黄小田评本、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评本和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评者对于其书的创作原则、写作动机、情节本事、人物原型、艺术特征等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陈老师对这四个评本都曾着力研究，并发表论文5篇。陈老师认识到，“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评者审美观念的局限等因素”，前人的批评“已不能作为今日读者之导读”，在新时代应当以全新观念把握《儒林外史》的思想意旨和艺术特色，经过再三思考，决定“采用传统的评点形式，融进当代的审美观念，进行批评，可予欣赏此书之读者以多方面的提示”。陈批采用前言、夹批、回评三种形式，另加大量注释，构成一个完整的批评体系。

陈批《儒林外史》前后经过先生四次修订，至今已经在三家出版社印行过12次，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普及两个层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徐柏容在其专著《书评学》中说：“评点这种方式也渐被人弃而不用了”，“倘若以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审美意识来运用评点方式，它还不失为一种好的、有特色的书评方式”，言及《新批〈儒林外史〉》时又说，“但愿这是评点形式书评重新繁荣的一个好的开始”，认可此书的引领之功。《清代文学研究》卷中评论说：“陈美林在研究古人评本的同时，还借鉴这一传统形式，对《儒林外史》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新批’。该书于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一连再版六次，至今仍畅销不衰，可说是利用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新尝试和新收获。”香港《大公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联合早报》、《中国图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等十余种报刊先后发表书评，赞誉有加。但《新批〈儒林外史〉》的大量注释，未经作者同意，便全部删去，美林先生一再提出，但连印七次，均未补上。不得已，乃交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同样书出后，亦多有媒体报道，韩国《中国小说会报》51号（2002年9月）以《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出版，京城十家媒体发文评介》为题报道，并引用何满子先生在2002年3月27日《中华读书报》发的长篇书评中说该评本是作者“研治《儒林外史》的成绩的综合体现，也是他治学道路和他对小说所关注的方面的生动反映”，充分肯定回评“相当于一篇紧凑的论文”，而夹批则“表述评者的世态评论和文化评论”。何满子还说：“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在近几十年来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经典新版本，也是很见功力的。”商务印书馆又以套色本出版了第四次批本《陈批〈儒林外史〉》，古委会公布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版本目录中，包括古典小说6种及其整理本25个，在这25个版本中，有4个版本是采用评点形式整理的，即毛宗岗批的《三国演义》、金圣叹批的《水浒传》、李卓吾批的《西游记》，而当代学人亦有对此三部评点者，则无一本收入。《儒林外史》清人评点本有4个，并无一本收入，而当代学人批点的也仅收入《陈批〈儒林外史〉》一种。

在《儒林外史》研究之外，陈老师还对《水浒传》《后西游记》《西湖二集》《歧路灯》《镜花缘》等都曾发表过论文，也多有一己之见。1982年，刊登在《水浒争鸣》第一辑中的文章《〈《宋元春秋》序〉略评》，是陈老师在清初刘子壮文集中所发现的，并对之进行研究，分析其写作背景与思想主旨，指出《水浒传》刊刻史上，曾经使用过《汉宋奇书》《英雄谱》《宋元春秋》等不同名目，深化了《水浒传》传播史的研究。《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刊发的《〈后西游记〉的思想、艺术及其他》一文，综论学界对于《后西游记》思想倾向的认识，指出其书意在揭发“释之差”，讽刺佛经释徒，但对禅宗教义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还对其艺术特色和时代背景做了一些探考，拓展了对于《西游记》续书的研究，2008年10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西游记〉研究》一书，陈老师此文亦被录入。

陈老师的诸多研究结论被《中国大百科全书》、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手册》等著作采录，已为学界所熟知。先生亦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有过一番渊源，此事所知者无多。1978年，陈老师曾向教研室负责人提出编写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的课题，1984年5月，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有人再次提及，并安排陈老师做了周详的介绍，涉及《提要》收目原则、篇幅、体例、资料搜集及工作进度等内容，陈老师还建议成立5到7人的编纂委员会主持工作。后因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精力有限，陈老师便未继续介入此事，仅仅为其撰写了两篇文稿。

戏曲领域的研究

陈老师的戏曲研究，比他的小说研究起步还要早一些。在江苏师范学院承担元明清文学授课任务时，就曾着力进行。当年，由于古代戏曲作品很少印行，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陈老师想到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李渔的《风筝误》等传奇都曾被人改写为小说。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等世界闻名的剧作家的作品也曾被改写为小说发行，而且改写本也成为盛行一时的“名著”。陈老师也开始尝试改写杂剧、传奇为故事，陆陆续续积累了不少改写的文稿，原本是自己讲课所用，但在80年代初被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远鸿先生得悉，认为“改写”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完全可以刊发出书，于是联系陈老师，在1983年10月出版了《元杂剧故事集》，署名为凌嘉霨；1987年12月出版了《明杂剧故事集》，署名凌嘉昕；1988年9月出版了《清杂剧故事集》，署名凌嘉弘。徐朔方先生曾经打趣说“作者是三兄弟”。2021年，这三种书全部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刊本，署名恢复了陈老师的本名。当年，外文出版社的文教编辑室主任周奎杰在北京图书馆读到《元杂剧故事集》一书，认为可以出版外文版，便辗转联系到陈老师，先后翻译出版了法、英、德文本。周奎杰又进而约请陈老师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三部戏曲经典改写为中篇小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这个三种英文版又在2008年由美国纽约一家出版社合编成一册出版。

陈老师自称这些改写书稿是“另类”的创作，实为自谦之语，他为传统经典的新生开辟了新途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其意义显得尤其重大。近年来，文化界一直在大力倡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号召讲好中国故事，建立文化自信，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首先要研究要吸收，继往才能开来。陈老师的戏曲故事改写，切合时代潮流，行文优美，一经刊布，便畅行国内外，受到读者的喜爱。《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日）和《中国文化报》（2022年8月16日）等报纸均有书评予以肯定。

陈老师研究戏曲，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立论，提出一己见解。1990年2月，陈老师参加在河北召开的海峡两岸元曲讨论会，提交论文《“太平多暇”与董、王〈西厢〉的产生》，结合这两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金、元两朝世乱不断，战争频仍，却产生了这两部杰作，其根源在于“董西厢”诞生的金章宗朝与“王西厢”诞生的元成宗朝政局稳定，宇内小康，文教复兴，结论以为金元“大环境”不佳，但“小环境”不错，时代“太平”而作家“多暇”，故能产生如此杰作。此为通达之见，远远超越了“时代不幸诗人幸”之论，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然成为学界常识，但是陈老师当年的引领之功不可埋没。1993年，陈老师提交《试论元杂剧对明清杂剧的影响》一文，参加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文章针对当时学界大多局限于从水浒剧、三国剧、公案剧与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公案小说以及明清传奇来论析元杂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而忽略元杂剧对于明清杂剧的影响的状况，便从题材内容、体制结构、作者地位等几个层面探讨元杂剧与明清杂剧之间的承传与嬗变，理清了元代杂剧与明清杂剧之间发展流变的脉络，有拾遗补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