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蒙楼边的鸟鸣

丁帆先生有两副笔墨，一副从事文学学术研究，一副从事散文随笔写作，均取得了丰富的收获。他的学术研究以乡土文学为中心，辐射到新时期小说、西部文学、知识分子与文学制度等广泛领域；散文随笔则由切身经历出发，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结合，从南京地方到江南文化，从古代士子到现代文人，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两副笔墨之间彼此渗透，相互援奥，学术著作中浸润着人文关怀与浓郁的情感，散文创作中蕴含着史家的见识与学理的思辨。晚近出版的散文集《消逝的风景》，正体现了这种学人散文的特点。

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大家，丁帆先生曾对乡土文学有一个精彩概括，即“三画”（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和“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如今这个论述已经成为后来者几乎绕不过去的经典论述。在《消逝的风景》中可以看到，“三画四彩”的理论潜在地融化在行文的字里行间。他以身体的感受与体认为中心，结合了书籍记载、口耳相传的故事、图片、绘画、电影等阅读与观赏经验，不仅仅是写自然风景，同样观照人工介入后的城市景观，而更多注目于化合在风景与景观里的人文与历史内涵。

丁帆先生说：“我只想把我童年、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目击到的南京各地风景，尽力用‘电影眼睛’中性客观的笔触呈现出来，再将当下我所看到的此地风景勾连起来，形成‘叠印’效果，如此比对，或者更能读出历史的沧桑与况味来。好在历史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缘，因为见证了南京从一个‘半城半乡’走向大都市的历史过程……我写的不仅是‘风景’，更是‘风景史’。”这是一个极具创作自觉与自我阐释能力的写作者，他有意识地主客合一，将空间灌注进了时间与文化的要素，从而使得所着墨的地理、处所、建筑、道路不再是均质化的存在，也不仅仅靠外在的景观特异性取胜，而是充盈着历史记忆、时代痕迹、社会烙印和心理无意识的综合体。南京因而成了一个时间、空间与性情、人文交织的地方——一座风光之城、历史之城和悲情之城。

如果要讨论这部散文集，我想至少可以有三个切入点：知识、生命体验和文化哲思。

首先，它是普遍知识与默会的体验性知识的结合。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于北京地理也耳熟能详，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朱棣迁都北京时是按照南京内城的图纸蓝本建立的皇宫，无怪乎建筑、形制、结构甚至许多地名的叫法都一模一样。也通过这本书，我才了解了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之间的渊源，以及已经消逝的豁蒙楼的来历与意涵。在这些篇章中，南京地理处所的转移，伴随着时代齿轮的流转，呈现出厚重的历史积淀。

在博闻广识之外，知识性更内在的层面在于，由作者个人经历给予南京空间场所的立此存照，为城市赋予了当下表象背后更为久远的面目，从而更新了对于当下的认识。作者回眸少年时代去往栖霞寺时，“无知又愚昧，没有发忧愁的知识储备；面对白莲青霭，我们没有信仰的意识；唯有面对六朝的枯松，我们才有资格做一个浑浑噩噩的时代‘逍遥派’”——记忆底片中的那一丝愧疚与羞赧，表明认识与视野本身能够打开层深的境界，发现风景内部的人与人的文化。“每隔十年看一次夫子庙的风景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光源于外在事物的日新月异，更多也来自观察者、欣赏者主体自身认识的加深，因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到了老年，才有资格在回眸历史生活风景时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人生观”。新街口、鼓楼、栖霞寺、鸡鸣寺的今昔变化和往古对比，以个人记忆弥补了集体记忆所不及的幽微感性的层面，在正史之外留存下了质感的经验。

其次，是生命体验带来的同情共感。毕竟知识的教益也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就文学而言，最动人的地方在于那些直击人心的生命感受和人生情意。从饱蘸温馨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丁帆先生在童家巷、夫子庙、黄瓜园的孩童片段，在光华门、石门坎渡过的青少年时光，以及成年后的感喟体悟，阅读过程仿佛跟随着他的笔触经历了一次时空之旅。城市的变迁附着了个体生命的印迹，或者说个人的成长和成熟与城市变迁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也因此带来了一种观光客、旅行者所无法抵达的常居者的情感维度。风景超越了客体化的审美对象层面，成为一种生存的背景、环境和氛围，连接着趣味与感慨、温情与感伤。

中山陵植物园小溪中，孩童们赤脚顺流而上，翻开光滑圆润的石头，捕捉小螃蟹；春游玄武湖，少年们在《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中疯狂地划动单桨；高桥镇支农时候，学生们在河里用篙撑船，“不知不觉来到了孤鹜落霞时分，远处白帆点点，落日的余晖把岸边的男女身影勾勒出金色的轮廓，看着站在桥头坡畈上的同学正在用大木桶盛着晚饭粥”……这些渐行渐远的片段，经过记忆流水的冲刷与淘洗，反而愈加闪闪发光。

这个时候，时间抻展出其疏密不均的密度，那些浓缩了的瞬间得以焕发出璀璨的光芒，足以照亮更多均质化的庸常时光。这一点对于读者而言是共通性的，尽管出身与经历未必相似，所处的地方不尽相同，那些生命体验的瞬间，都如同人生风景中一个个的节点与路灯，照亮了此后或明或暗的路途，在百无聊赖或穷愁无聊时回味，提供继续前行的动力与源泉。

很多时候，作者是“从城市风物历史年轮中显影曝光出风景与人、风景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消解自己胸中的块垒”。像鸡笼山上已经成为遗址的豁蒙楼，作者访古寻迹，不唯要向读者揭橥张之洞为因变法而牺牲的杨锐建造豁蒙楼的来历，更意在抒发衷肠，念兹在兹的是近代转型之中，士大夫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担当、风骨与道义，正是风骨与道义闪现出来的人性光芒才是历史中最醒目的风景。

最后，文化哲思。如果说知识与生命体验是一般作品都可以达到的，那超越于风景表象，进入超越性的思考则并不是人人都有此种能力，这一点恰显示出《消逝的风景》作为学者散文的特质——他能够跃出常居者“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拘囿，在人所共见的驳杂万象中，窥见纷纭现象背后的根骨与脉络。他原创性地提出了“四叠纪”的说法，就是原始自然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并置于一种时空的文化格局，“原始的丘陵山谷、自然的湖泊湿地、成群的飞鸟和踽踽独行的野兽；梯田、菜畦和养殖场；倒伏的烟囱和废弃生锈机器；整齐的街道两旁名贵的树木，以及周边建造的一个个公园；没有烟囱寂静无声的电子生产的流水线……统统集中在这一块尴尬的文化叠加土地上”，它们呈现为充满悖论的城市风景线，“我不敢说这种‘四叠纪’的文明形态已经覆盖全球，但是，在大多数的国家，这种文明形态都会叠印在广袤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里”。

这个确实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与问题，丁帆先生敏锐地发现“消逝的风景”的同时也出现了“增生的风景”，如何面对这种身在其中的新的风景，是每一个人都要直面的境遇。在书写这样的风景时，书写者实际上是在书写自我，他如何看待风景，风景便会呈现出如何的风貌。我在《消逝的风景》诸篇章中，看到的是一个一边悠游，一边忧思，一边徜徉在历史长河之中上下求索，一边广览宇内海外进行横向比照的欣赏者、感受者与思考者叠加的形象。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悠久而绵延的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传统，这给文学书写带来了堪称集体性的历史文化积淀，从而影响到从形式技巧到美学趣味的方方面面。从发生学上来看，今日我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都脱胎于农业文明，即便它们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新兴电子文明的改变，农业文明中的一系列遗产，时至今日依然在文学表达中发挥着至为重要的影响。比如怀旧的乡愁、对于田园牧歌的依恋、对于城市文明的厌倦，或隐或现、多多少少渗透在各类作品之中。更有如同雷蒙德·威廉斯所说，将乡村塑造为天人合一、温情脉脉的共同体，从而将其作为一根棍子，用以敲打陌生人麇集、冷漠而疏离的城市。

然而，时代与社会毕竟发生了转型，人们不能对复杂的现实闭上眼睛，躲进心造的审美小屋之中，也“不能一边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给予的恩惠，一边又诅咒它的历史进步”——需要重新认识风景的叠加态，重建一种美学的平衡。丁帆先生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现代人的情感与理性乃至伦理的困境：“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作家和艺术家的风景画旁驻足观赏，回到浪漫理想的乌托邦的梦境之中，完成一场温柔梦乡的‘画境游’。然而，当你从梦中醒来，面对现实生活困境的时刻，你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自然生态主义理念，因为它会阻遏你在现实生态环境中的现代文明生活秩序。”因此，他不由得发出叩问：“我们究竟要活在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文化语境中。”

他是一个心胸开放的作者，没有将自己限定于某种特定的观念窠臼之中。他既吸收梭罗《瓦尔登湖》的甜蜜畅想，也理解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深重忧患，更主要的是，还在不断地同古今中西不同的思想进行对话。在许多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卡尔维诺、塞缪尔·约翰逊、马蒂斯、西蒙·沙玛、马尔科姆·安德鲁斯、温迪·J. 达比、若昂·德让、特林佩纳等人的言论，与正文构成互文。对于整部作品而言，这些引文所显示出来的，是形成了一种对话结构，让不同的声音和视角平等地呈现出来，同他自己的发言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文本场域。

文学作品忌讳单一的腔调主导，那会形成观念的独断，也封锁了多样性阐释的可能。《消逝的风景》在这一点上是敞开的，丁帆先生自己也并没有给不断叩问的风景问题一个明确的答案，毋宁说，他也处在困惑和探求之中。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倾向，隐含在行文中的是他对于浪漫主义的向往、对于知识分子使命的坚守、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对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诉求，这一切都形成了叙述与议论中哈姆雷特式的犹疑。

“在这个‘四叠纪’的交汇文明时空点上彷徨，文明与人性的交锋由此而徘徊在犹豫与抉择中”，而书写者的宿命可能如同作者所写到的“豁蒙楼边柳树上鸣叫的小鸟”，以自己的鸣叫抒发情感、表达愁思、提出问题、唤起注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也许历史与文化总是这样，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向前行走，知识分子则如同豁蒙楼边的小鸟、深山中的鹧鸪，在不尽的流逝中发出执拗的低音。就此而言，《消逝的风景》就是那韶华流水中的微声空啼、人迹罕至处的旷谷足音，鸣响了关于自然、社会与文明的醒世钟，为风景存影，也为风俗与风情留照，更为想象它们更好的未来发声。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教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