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而生：灰娃现象

对于灰娃，1972年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在这一年，长期受抑郁症折磨的她，身不由己地写下许多奇异的文句，一边写一边撕，然后冲入马桶。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被她延安时代的艺术导师、画家张仃看见，张仃说这是诗，劝她不要再撕，还对她说：“你心里有许多的美，写诗就是给美一个出口。”那年灰娃四十五岁。

时过境迁，这些自发而成的处女诗作依然熠熠生辉，尽管艺术技巧显得稚嫩。它们不仅与当时流行的诗风截然不同，与异类的“白洋淀诗派”也大异其趣，宛如天外来客。比如《端午的信息》：“是什么照亮了我们艰难岁月/叫沉重的日子展翅飞翔？/幻想于深心处开放/银艾红梅点染五月光华/穿透劳苦麻木，去唤醒/一日丰采一日温馨/端午的信息在秋千高高的支架含笑/飞上女人眉梢兴奋了唇角……”

再比如《出嫁》，将童年记忆中一场普通的乡村迎亲仪式演绎得轰轰烈烈、美轮美奂：四月一个梅李子花开、春气浮动的早晨，少女梅香与她的发辫永别，挽起妇人的发髻：“生命哟/谁能说清你在我们心上/薰香的温馨/谁能吐尽你对我们心灵/幽伤的慰藉之情/谁又能抗拒而不套上你用/少许花香酸果成串缀成的链环！//给人间梦幻挡上一道门坎/在生命征程造出一道标界……”诗人惊叹于这个神圣而凄美的成人仪式，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达到诗中有画、诗中有乐的境界。

多年前笔者曾撰文，称之为“灰娃现象”——一种与“郭沫若现象”“何其芳现象”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现象，之后每每觉得罕异，难得其解，直至读了灰娃自述《我额头青枝绿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一段话，如醍醐灌顶，豁然开窍——

我们生而为人，为自己，为世界，创造出多么精致、多么考究、多么文气、贵气而美好的生活样式！在漫长的苦斗、牺牲之后，又毁灭了它。人，又是怎样地蔑视与践踏摧残人自身呀！又归罪于谁呀？

这一段质疑“人”的话，宛如天问，令人悚然。笔者以为：“灰娃现象”的发生及其深层内涵，包含在这个悲怆的大追问中。

追溯起来，灰娃1972的这次大释放并非突如其来，而是长达数十年酝酿蓄势的结果。

灰娃1927年出生于八百里秦川一个绿萌掩映、泉水琤琮的庄园，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虽不识字，却心灵手巧，有胡人血统。在灰娃朦胧的幼年记忆中，庄园生活的一切质朴而高贵，犹如那扇大门：“厚实笨重，多个铁钉已锈迹斑斑。我们一群小孩合力齐推，它才缓缓地，艰难地、吃力地开启少许。一面发出吱——痛感的声音。在乡村的静谧中，门轴转动的那一声，沉入人的心底，升向旷朗野空，永恒的寂寞……”（《我额头青枝绿叶》）——这段描写，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世人已久违的贵族情怀与怅然。

大家族解体后，年幼的灰娃随父母搬迁到古都西安，一直长到十岁。在灰娃的记忆中，古都的民国风情及文化氛围，在在令人怀恋。后来上小学，她的音乐天赋和作文得到老师赏识，比如第一次见到乐谱，不待老师教，自己就能唱出来，而且分毫不差。那时她的梦想是：长大了做一名音乐家，写很多曲子，宁愿穷些，买不起蜡烛，夜里上屋顶去，借着月光作曲——因为屋顶高，离月亮近。国文课上，一次老师以《雪》为题让大家作文，灰娃将上学途中所见，大雪后一家三口乞丐蜷缩在一个门檐下的情景写了下来。后来老师当着全班朗读了这篇作文，还给她写下批语：你是未来的小作家。作文后来刊登在当地的《儿童报》上。

“七七事变”后，为避战火，灰娃随母亲迁到距长安五十公里的一个村庄，住了一年多。这段生活，灰娃晚年喻之为“在我幼小的心灵唤醒了难以意会、难以言传的一束灵光”（灰娃：《我与诗》，见诗集《野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评价之高，令人肃然，耐人思索。或许，是严酷的生存状态与天人合一的诗意栖居，两者对比所产生的沉郁之美，才会成为那“一束灵光”的根源所在吧，随着光阴推移，时空翻转，它在灰娃心里不断发酵，到1972年，终于不可遏制，喷涌而出。

1939年春，十二岁的灰娃被左翼青年的表姐带到延安，人生翻开新的一页。灰娃的延安记忆是浪漫的、玫瑰色的，正如她自述的那样：“在延安1939年底到1946，正是我的成长期。生活在集体中，不谙世事。加之我的智力、身体发育迟缓，整天整年，一心想着些有趣的事，滑冰、游泳、种菜、纺纱、唱歌，到处看看走走。开会、下乡扫盲、练兵、排练等事情，对于我都大有兴味。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下来，每天有如节日一般快乐。”——细细分析起来，这种美好的记忆与周围的革命文艺家（如赛克、艾青、杜矢甲、李又然等）对她格外的关爱、平易近人的首长军人对她的呵护有很大的关系。因容貌姣好，天真活泼，加上秉性聪慧，灰娃成了人见人爱的“八路军公主”，大人们纷纷向她展示各自的善意、喜爱与美德，使她如沐春风，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桃花源中。然而，这种特殊的顺境，在滋养灰娃精神的同时，也局限了她的视野，使她对革命的严酷性、人性的复杂性缺乏认知，由此造成日后对新的生活环境的严重不适。

1945年秋，日本投降时，灰娃情窦初开，与年轻有为的连级军官武昭峰相恋。后听从组织安排，闪婚，婚后没几天，就各自东西。此时到处战火弥漫，生灵涂炭，灰娃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在颠沛流离、险象环生的环境里，灰娃生下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产后第二天，就在猛烈的山风中转移，虚弱的身体受到伤害，从此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到1948年，终于病倒，被送到南京陆军医院。经诊断，灰娃患上了肺结核，属于不治之症。所幸一位阎姓参谋长当机立断，勇于担当，医院破格给灰娃注射进口链霉素，将她从死神手中拉回。尚未痊愈，一个噩耗传来：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丈夫武昭峰英勇牺牲，灰娃闻之大口吐血，病情迅速恶化。

1948年冬至1953年春，灰娃是在死神威胁的病床上度过的。这四年多与世隔绝的生活，使灰娃的人生历程发生断裂，犹如一条无形的沟壑，横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中间缺少一个自然的过渡。1953年夏，灰娃出院，面对陌生的新世界，陷于心理危机。

在灰娃的自述中，“过去”与“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难理解：那时，她是人见人爱的“八路军公主”，生活在革命的桃花源中；如今，这个桃花源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此时灰娃已成年，必须以一个成年女性、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份和心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然而，多年的病床生活，使她与外界隔绝，一心活在往昔岁月的美好记忆中；也就是说，在心理上，她仍停驻“八路军公主”阶段，而与新的时代、新的社会脱节。

灰娃找到王近山司令员，提出要求回延安。王司令员说：“现在形势发展了，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只有从延安到北京，从杨家岭到中南海，哪有倒回去的呢？”要她说出理由，灰娃说：“北京我不习惯，这里人的脸不行。”王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劝她好好养病，不必注意人家的脸，等身体好了，就在北京好好工作。灰娃听不进去，仍执意要回去，王司令员就说：“那好，我也说服不了你。明天中央领导有人要去一趟延安，把你带去好了。”听了这话，灰娃以为得到了批准，转身就走，王司令员马上叫住她，说：“延安山里有狼，你不是不知道。延安的人都离开了，分散到全国各地，那里窑洞都空了，你要回去喂狼吃吗？”灰娃一下子愣住了，只好作罢。（参见《我额头青枝绿叶》）

于是，灰娃进了北大俄语系。据她自述：北大求学时，在众人眼里，她的一举一动，如走路、讲话、穿衣，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有人甚至扬言：“难道我们拿灰娃这股子劲儿就没有办法吗？！”平心而论，灰娃与众不同的个性化表现受到众人诟病与纠正，是极其自然的事。但这给灰娃造成了莫大的精神刺激，导致她旧病复发，大口吐血。毕业后，灰娃被分配到外文编译局工作。在一次学习会上，一个参会同志严肃地向她指出：“你是一个大贵族！”灰娃听了吓一大跳，她开始感到恐慌。随着恐慌不断加剧，到1966年夏，精神濒临崩溃，脑子里出现各种奇异的幻觉——

疑惑和焦虑日夜困扰着，任何声音、形象，都引起我的恐慌不安，风吹、鸟飞、叫卖声、车声……我都认为是有人布置的阴谋，看见许多奇形怪状的脸孔，死去的人站在自己棺材旁边，活着的人到阴间和死人会面……觉得冥冥之中预示着什么。似乎无尽的时光打通了，大江大河在流，冰冷地、凄凉地向冥界迅速奔流，水面漂满了亿万年以来人类的尸骨和灵魂……（灰娃访谈：《记忆敲响那命运的铜环》，《诗网络》2002年第2期）

在家人陪同下，灰娃去了协和医院，医师一句和颜悦色的询问，竟使她放声大哭，泣不成声。经诊断，灰娃得了“轻度精神分裂症”，但她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坚决不肯去精神病院。后来，安定门精神病院为她开设家庭病床，定期派医生上门诊治，心理疏导与药物控制相结合，治了几年，毫无效果。这不难解释：灰娃得的是一种特殊的心病，须有特殊的心药，而医院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药。其实，灰娃自己就有这种药，只是她不知而已。时光演进到1972年，这种药突然显灵——遂有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除《端午的信息》《出嫁》《路》，灰娃1972年的诗作还有《乡村墓地》《大地的恩情》《水井》《午间的村庄》《神奇的打扮》《人与神故事》《天下黄河》《故土》《纺车》《季歌》等，题材绝大部分取自十岁那年（1938）随母避战乱于秦岭村庄时的生活经验。通过这些诗作，灰娃的恐惧和焦虑得到宣泄，“轻度精神分裂症”不治自愈。

评论家谢冕认为，灰娃自发的诗创作是“缪斯的神启”，可谓精当。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宗教观念的淡薄，这种“神启”现象十分罕见，而发生在灰娃身上，却显得合情合理。作为一位秉承贵族情怀的审美理想主义者，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生经历，使她的灵魂沉浸漫游于诗性的乌托邦。在那里，艺术神明与自然神明合而为一，在那里，她能听到上天的声音，能从“那只南来的黑燕”的低声絮语中，得知“上帝安顿我灵魂的一番苦心”（《寂静何其深沉》，1981），能看见那无处不在、无边无形的“苍凉忧郁的幻影”“万古不散的幽灵”，还有“悄没声息的猫精”在夜色弥漫的村庄里神秘出没，“徒乱人意暖人心房”（《我怎么能说清》，1975），甚至能看见自己的灵魂得救，如《我额头青枝绿叶》（1974）抒写的那样：受尽愚昧专制酷刑的“我”，额头青枝绿叶，身披麻缕长袍，在音乐的大气波动中缓缓升起，直抵美的极乐世界……

笔者以为，灰娃天生就是诗人，直到生命的黄昏才开始写诗，是人为的压抑自我解放的结果。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灰娃早早写诗并公开发表，结果会怎么样？是否还会有后来的“灰娃现象”？这很难说。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人为的压抑使灰娃的诗性长期蛰伏，未尝又不是一种自我保护，使艺术质地不受时流污染，使艺术能量蓄势待发，最后在“神启”之下，成就一道奇异的文学风景，不亦宜乎？

2024年5月改定

作者：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在日本研究、中国现代留学生研究领域，均留下足迹，唯张仃艺术的研究，三十年一贯，方兴未艾。著作及编著有《暧昧的日本人》《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大家谈张仃》《它山画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