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微笑

人生有涯，而知却无涯。如何在有涯之生，尽可能多地获得无涯之知，良师益友的引领至关重要。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幸遇到很多指点迷津的师友，陶文鹏老师是影响至深的一位。

陶老师教我做学问

第一次见陶老师，是1998 年的金秋时节。当时我刚刚硕士毕业，留在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学院邀请陶老师来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学，在一间不大的阶梯教室，正值壮年的陶老师神采奕奕，妙语连珠。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特别强调了“中观研究”：即对一段时期、一个地区、一个群体、一个流派或一种思潮的研究。当时临近世纪之交，学术界盛行漫无边际的宏观研究，也有部分学者致力于琐碎至极的饾饤之学，陶老师对这两种研究方式都不太赞同，他说年轻人要选一块不大不小的研究领域，既可以联系前后时段进行同类纵向比较，也可以在同时代进行跨学科横向比较。陶老师很生动地做着手势说：“这么前后一联系一比较，左右再一联系一比较，多少题目可以做啊！”这段话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当时我正跟随硕士导师孙映逵、胡可先教授编撰《全唐诗流派品汇》一书，对其中的山水田园诗派充满了兴趣，硕士论文《从陶渊明到储光羲——试论晋唐田园诗文化内涵的衍变》正是以一段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为研究对象，陶老师的中观研究说更坚定了我的研究方向。之后二十年，我一直研究田园诗，从晋唐时期扩展到两宋；近年来又以范成大为中心，展开南宋乾淳文官群体的文学研究。这种中观研究的路数在我学术起步阶段就确定了，与陶老师的那场讲座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当时的我没有勇气和机会去向陶老师道一声谢。

2000 年，我考到南京师范大学，跟随钟振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1 年适逢师祖唐圭璋先生诞辰100 周年，学校举办了纪念大会，陶老师作为嘉宾出席了会议。当时我在读二年级，博士论文的选题已确定为宋代田园诗研究。在写开题报告时，我便按照陶老师当年讲座中提到的中观研究的联系和比较方法，把第二章定为“新变篇”，从历时性角度探讨宋代田园诗与晋唐相比有了哪些变化；第三章定为“融通篇”，从共时性角度考察宋代的政治、经济、理学等与田园诗的关联。当时我正在撰写最感兴趣的“宋代绘画与田园诗”一节，搜集了一堆资料，却不知道如何构思撰文，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论著时发现了陶老师的《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和《传神肖貌 诗画交融——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等大作，论文的观点、结构以及行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看到陶老师亲临大会，我非常激动，想当面请教，就趁着会议服务的空隙匆忙又小心地问：“陶老师，您研究过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我能不能写宋代田园诗与绘画的关系？”陶老师很肯定地说了一句：“可以啊！”我顿时信心大增，把他的论文复印下来，照虎画猫，很快写成了《宋代绘画与宋代田园诗》一文。尽管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我对这篇仿作已经很满意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博士论文最早完成的一节，因为定位较高，后面的章节就不敢马虎，每完成一部分都感觉学术水准上了一个台阶。

2003 年博士毕业后，我到《江海学刊》杂志社工作，担任文学编辑，有幸和陶老师成为同行。初秋时节，我到北京开会，去社科院文学所拜访陶老师。陶老师一再叮嘱我一定不要放松自己的科研，要编研结合，做一个学者型编辑，有自己的研究领域。那时通讯还不是很方便，过新年的时候我给陶老师寄明信片，他总是会在回信中鼓励我尽快把博士论文的成果发表、出版。偏偏我是慢手，再加上杂志社千头万绪的杂事，还有怀孕生子、照顾宝宝等家庭事务，我的博士论文在毕业后快十年才得以出版。十年磨一剑，有时间上的劣势，但也有厚积薄发的优势。最幸运的是，在这期间，我又陆续得到陶老师的指点，哪怕是不经意的几句话，都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2005 年，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后组织去富春江游览。路上闲聊，陶老师说起有些论文考证古人的行踪，从哪里坐船，经过了哪些码头、驿站，最后在哪里上岸，虽然搞得很清楚详细，但是如果和研究对象的创作没有丝毫关联，这样的考证又有多大意义？我听了之后，明白了要做“有意义的考证”，文学研究要落实到文本，回归文学本身，不能纯粹为了考证而考证，自己后来写文章时就格外注意这一点。

2011 年，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开封举办，那次聆听陶老师的大会发言，我感觉他更加强化政治、经济、科举、地域乃至军事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提倡文学研究要以文学为本位，但也要有多维视角，打通文史哲各学科，进行交叉立体研究。我那次提交的会议论文是《宋代田园诗的政治因缘》，陶老师的发言再次坚定了我的学术信心，以后撰写的几篇论文也越发注重跨学科的选题。对于陶老师之前一再强调的回归文本、用联系和比较的方法展开研究，把小题目做成大文章，我也做了一次尝试，撰写了《论石湖田园杂兴体的艺术渊源——兼论其诗体特征及其影响》一文，把范成大的田园诗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上溯源头，发现与杜甫杂兴诗、刘禹锡夔州竹枝体、民歌四时体组诗以及陆龟蒙、苏轼、贺铸、李之仪、李清照等人诗词的关联；同时又用发展的眼光，考察这种集大成式的田园杂兴体对宋元明清作品的示范作用。论文写好后寄给陶老师指正，一如既往地得到了肯定。

2014 年之后，我的学术研究遇到了瓶颈期。之前一直致力的宋代田园诗研究课题已结项，需要重新开辟领域。思考良久，我把目光转向相关的古代耕织图诗，用了两年的时间搜集整理资料，2017 年却接到省文脉工程的任务，要为江苏历史文化名人范成大立传。我把两项工作并在一起，同时展开，偶然有了新的发现——种种迹象表明，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和楼璹所作《耕织图诗》可能有着内在关联。于是查找了很多资料，但最核心的直接证据总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我很不甘心，一边继续找线索，一边写论文《〈四时田园杂兴〉与〈耕织图诗〉关系探赜——从范成大与楼氏家族的交游契入》，想通过考证范成大和楼氏家族的交游以及文本细读，探讨他接触楼梼《耕织图诗》并受其影响的可能性。因为论据不充分，又要自圆其说，写得很勉强和痛苦。2019 年秋天，在复旦召开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我把初稿提交上去，引起了一些师友的关注。2020 年元旦，陶老师发来微信说：“你有愿给我看的论文，请不客气寄来，我帮提点建议。”“因为联系少，对你帮助太少，趁我头脑还清醒，有论文或论题请发给我看，我尽力说出参考意见。”由于年终忙于各种考核，我没有顾上自己论文的事情。转眼到了春节，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只能居家办公。我突然想到陶老师的话，就把初稿用微信发给他，信中我对陶老师说出内心的困惑：“这篇论文写了一年多，改也改不动，实在不知道怎么办。”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陶老师打来的电话，他首先安慰我不要着急，写不下去时，不妨放下，调整一段时间，在放松的状态下或许能有新的启发和构思，他还不忘共情一下，说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情况。陶老师又帮我具体分析这篇论文，他说你的主标题和副标题完全可以各说各的，一个从文本的角度分析两组诗的内在关联，另一个就谈范成大和楼氏家族的交游，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前，没有必要硬把这两个论题牵扯在一起。那天陶老师给我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听完后我豁然开朗，说：“那就先把这篇文章放一放，将来如果能找到确证再接着写；如果实在找不到，以后就分成独立的两篇来写。”第二天，陶老师又发来微信，他说：“赞同你分成二文。前文要加上一些考证交游的文学史意义，除了杂兴与耕织图外，还有范对楼钥的影响。第二篇找异同，再找出一两个视角或体裁语言等分析，以免过于单薄。”

两三个月之后，我按照陶老师的建议，写成了两篇论文：《经典的互文——〈四时田园杂兴〉与〈耕织图诗〉关系探赜》和《范成大与楼钥交游考论》。我用微信向陶老师汇报：“那篇文章我拆成了两篇。《经典的互文》已经修改完毕，先请您过目。范成大和楼钥交游的这篇也按您的建议增加了二人交游的文学史意义，感觉的确不一样了。”陶老师表示认同，他回复微信说：“你现在改成二人的交游考与文学史意义，论述就很自由。既然范成大和楼氏家族交往如此深，自然相互有影响，于是就引出范的田园诗与楼的农事诗来论述。”在读过《经典的互文》之后，陶老师又给我发来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

我模糊地浏览了一遍，感到此文经过你精心修改，水平已大大提高，用了互文性理论比较分析，又具体、生动、细致，有说服力，已是一篇优秀论文。有几点意见：一、与耕织图诗的比较是研究范的这组田园诗集大成经典作品的一个崭新视角，不用十分肯定范读过楼诗，但也不要用“可能读过”的表述，太小心了。可以用“从以上分析使人感受到范细心阅读、学习、研究了楼诗，在写作中吸收扬弃，加工提升”等类似的话，可以见出耕织图诗对范这组经典之作所起的某种示范作用。二、经典总是在学习、借鉴、吸收前人养分的基础上而后来居上，范在写作中付出很多心血，在比较分析中要加强指出范在学习、吸取楼诗后的提高，尤其是对农村人情风俗、农民喜怒哀乐、劳动中的快乐与艰辛、饱受剥削压榨的悲苦，还有乡村生活情趣方面的抒写描绘，由此看出范氏的高明；范的文字也更精炼而活泼，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七绝形式取代楼诗较浅近的五言八句古体。三、文中两处引用外国文论，很好，也可引后多说几句并注明出处。

2020 年10 月16 日，我又把《范成大与楼钥交游考论》的定稿发给陶老师，陶老师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他很高兴地回复：“我刚才读完你的大作，很好！考证细密，资料丰富，文字流畅。我删去摘要中过多重复的范、楼二人之名。只将与汪‘会和’，改为‘会合’，把你所引的骈文对偶句间改逗号为分号。稍嫌结尾段有两三句话与前文全重复，但我感到加重强调也好，所以不删。你把一文分成两篇的做法很好。”这两篇论文后来在《人文杂志》和《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

2020 年居家办公那段时期，我还按照陶老师一贯教导的联系和比较的方法，细读了楼钥和范成大的使金行程录《北行日录》和《揽辔录》，不读不知道，一读又有许多新的发现。2 月23 日，我兴奋地在微信里向陶老师汇报：“范成大和楼钥相隔半年多先后出使金国，都留下使金行程录。这两部笔记放在一起比较，发现太有研究价值了。”我拟了标题——《〈北行日录〉与〈揽辔录〉淮燕行程的同异书写》，把内容提要也发给陶老师看。陶老师不久就回复：“好论题！既新颖，又有研究价值，从政治、从历史、从文学的层面都可以做比较研究。”我立刻着手撰写草稿，洋洋洒洒越写越多，4 月28日我向陶老师请示：“前段时间跟您说起的比较《北行日录》和《揽辔录》的论文，本打算写二者书写的同和异，可光是写二者的同一性就一万七千多字了。”陶老师在微信中面授机宜：“写得好！太长没有关系，只要留下两句话：因文章篇幅限制，二者的差异性另文再论即可。”于是这个题目也变成了两篇论文，一篇论析楼、范二录的共性书写，另一篇论析它们的差异性，陆续在《文史哲》和《复旦学报》发表。这四篇论文的撰成，使我顺利完成了学术转向。可以说正是在陶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幸运地度过了学术研究的瓶颈期。

2021 年之后，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江苏省文脉工程项目《范成大传》书稿的写作上。陶老师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研究进展，我也和以前一样，有一丁点收获都会在第一时间与他分享。1 月26 日，我从电脑上挑了几个比较轻松易读的片段拍照发给陶老师，他回复道：

因字小，我浏览了一下，但已感觉写得真好，像非虚构小说，生动细致，文学性强。但要注意一定以范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为主，细节想象虚构，情节事件一般不能捏造。你的大传似偏于文学性强的非虚构小说，而不像陈贻焮先生以学术为主的《杜甫传》。我是中国作家出版社那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的文史组专家成员，本来也可以写王维传的，但精力不够，不写了。但我是审稿最多、最认真并得到诸多作者感谢的，我逐字逐句修改，有时提的修改意见几十页之多。这套书是中央布置的任务，快写完了。我审过陈子昂、王维、杜牧、李商隐、秦观、李梦阳、管仲、李贺、刘禹锡、蒋士铨、温庭筠、柳永、严复、金圣叹、王士禛、张旭等，还有些记不清。最近我不想审，都推辞了。多是作家撰，学术性就差些。

我明白陶老师的良苦用心，是担心我的写作流于一般的传记文学，虽有可读性却缺失学术性。其实我在动笔之前思考了很久，准备做一次学术性传记写作的尝试，积累了两三年的资料，下了很多文史考证的功夫，我立刻给陶老师发微信，请他放心：

谢谢陶老师指点！我写的是学术性的传记，在考证人物生平、社会背景、作品系年的基础上，依据范成大自己的诗词文赋以及奏议、书札等内容来阐发。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处，不带有一点儿虚构性，试图从浩繁典籍中打捞出历史的碎片，从诗文集中读出作者的心灵，完成范成大的人物拼图，尽可能接近历史原貌。

接到微信消息后，陶老师又开始鼓励我：“相信你会很快写成一部优秀的范成大传的。到时我先睹为快！”5 月30 日，我写完了《范成大传》的初稿，激动地告知陶老师，他立刻回信：“祝贺大作初成，期盼早日出版面世！”我分享了电脑上几个章节的截图，陶老师鼓励道：“我看了几行，真是写得生动。”此后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陶老师时常给我提供关于范成大的讯息。2022 年9 月8 日，陶老师发来微信说：“刘蔚你好！今天《北京晚报》第18 与19 版《五色土》用两整版发表了署名叶梓的《范成大的中秋》和《寻找范成大》。作者说他住在苏州，寓所靠近石湖，他喜爱并研究范成大，决定沿着范为官之路重走一趟。”我刚巧也看到过这位作者的文章，就回复道：“谢谢陶老师告知！我昨天看到了他4 月份发表在《北京日报》的文章，写得挺好的。我这两天给我们江苏省委的党刊《群众》也写了一篇范成大在南京赈灾的小文章。”陶老师兴趣盎然地看完我发给他的三千字短文后说：“你这篇文章也很好，在今天仍然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在陶老师的关心下，2023 年初，33 万字的《范成大传》终于出版，前后历时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