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耿云志先生

2024 年8 月2 日下午2 点19 分，敬爱的耿云志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欧阳哲生教授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深感震惊，恍如晴天霹雳，呆坐半晌不能言语。因为就在一个月前，彭姗姗博士邀请我参加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与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姗姗特意告诉我，是耿先生点名邀请我参加的。由于去年学校派我来援疆，要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工作3 年，暑假里校区安排我带学生实习，时间正好冲突，我只好遗憾地告诉姗姗，这次我无法回去参会。姗姗说耿先生病了，目前住在燕园养病。据我所知，耿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几年前住进了京郊一所高级养老院，在那里读书写作，完成他多年来念兹在兹的《胡适传》。姗姗没有讲耿先生的病情，而我也疏忽大意，觉得以耿先生85 岁的高龄，有点小病小痛也很正常，养老院条件再好，医疗水平毕竟不如医院，如果是大病，应该住进协和或北医三院，而耿先生住在燕园养病，附近似乎只有北大校医院医疗条件尚可，因此我想当然地以为耿先生病情应该不甚严重。况且我来新疆后，多次跟耿先生通电话，有时通话长达一个多小时，老人家很健谈，一直说自己身体很好，电话里也丝毫听不出疲惫的样子。没想到耿先生今年6 月检查出胰腺癌，他不愿让学生担忧，除身边几个弟子外，别人均不知情。所以当我得知耿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也为没能回京参加他最后一次点名要我参加的学术会议而深感自责。

刚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姗姗所说的耿先生住在燕园养病，也许不是北大燕园，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也叫“燕园”？于是连忙向姗姗求证，果然，耿先生住的养老院就叫北京泰康燕园养老社区，位于昌平南邵镇。那里设施齐全，生活起居都有人服务，先生可以安心写作。原来我完全搞错了，错把昌平的燕园社区当成了北大燕园。姗姗说耿先生5 月底回了一趟海城老家，返京不久就感到身体不适，一开始社区医院诊断为胰腺炎，经过几天治疗不见起色，于是两个女儿和弟子们便赶紧联系了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很快被确诊为胰腺癌。姗姗还联系了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耿先生起初答应先把病历发过去看看，但6 月中旬协和确诊后，耿先生便拒绝把病历发去上海的医院，并拒绝手术和放化疗，他不愿把有限的宝贵时间抛掷在医院里，执意要住回燕园社区。耿先生自己和弟子们都以为还能有一年到一年半左右时间，先生可能是想抓紧时间完成手头的工作。胰腺癌会带来剧烈疼痛，先生便靠吃止痛药镇痛，可是止痛药又容易使人嗜睡。等到7 月中旬姗姗再次去燕园社区看他，先生谈话就已经比较吃力了。

我和耿先生相识也晚，但他的《胡适研究论稿》《胡适新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等著作我很早就读过，而他的《胡适年谱》多年以来一直是我的案头书，他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胡适论争集》（上中下册）等更是胡适研究领域的富矿。大约是2013 年12 月上旬，我忽然接到胡适研究会秘书长宋广波先生的电话，邀请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当月17 日举行的胡适研究会学术年会，那时候我才发表过一两篇胡适研究的相关论文，广波先生说他打电话到我们学院才找到我的电话，时间很紧，我来不及准备年会的论文，广波先生嘱我介绍一下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即可。于是我在那次年会上初次见到景仰已久的耿先生和正在跟他做博士后研究的彭姗姗博士，我介绍了自己近年来搜集整理胡适英文佚文的情况，耿先生对我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胡适的学者，最大的局限就是不懂英文，因为耿先生念大学时学的是俄文。

后来我和耿先生的交往便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广波先生和姗姗博士约我在太阳宫耿先生家附近小聚，那时候耿先生还没住进养老院，姗姗已经留所工作。席间，先生问起我胡适英文论著搜集整理的进展，他说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44 卷）漏收了很多文章，主要的原因是这套全集基本上是出版社组织编辑的，专家参与比较少。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耿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安徽教育出版社领导找到他，希望出版《胡适全集》，而耿先生也久已有此愿望，但出版社派人从近代史所复印去大批资料之后，可能是由于工作量太大，组织专家编撰需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出版社预算有限，便只好自行组织编辑。编撰44 卷本《胡适全集》，其难度可想而知，安徽教育出版社也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虽然各卷都邀请了专家审稿，但由于并非全部由专家直接参与编撰，出版社的编辑很难做到比专家更熟悉胡适著作和文章，因此各种遗漏和差错在所难免。尤其是胡适的英文文章，除周质平先生主编的《胡适英文文存》（三册）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收录的文章，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档案里收藏的少量英文手稿外，一直没有人专门去搜集整理胡适的英文佚文，所以耿先生听说我搜集了两百多篇胡适的英文佚文，他感到非常高兴。遗憾的是，直到耿先生去世，我编的这套《胡适英文文集》尚未能出版。

那天耿先生还提到，二十多年前有人送给他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胡适的德文文章，是写斯宾诺莎的，可是年长日久，那张报纸再也找不到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我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胡适的英文佚文，但我不懂德文，没有意识到查找德文文章并不比查找英文文章更困难。2020 年3 月27 日晚上，我跟陈通造博士说起此事，没想到他很快就从网上找到了这份报纸，原来是一份在华发行的Deutsch-Chinesische Nachrichten（《德华日报》），该报1932 年11 月24 日出版了一期纪念斯宾诺莎诞辰300 周年的专号，胡适写了一篇《斯宾诺莎与庄子》，该报第10 版刊登了胡适的中文原文，第6版刊登了Von John Hefter（冯·约翰·赫夫特）的德文翻译，此文英译文在斯宾诺莎逝世300 周年时又被收进了Siegfried Hessing（齐格弗里德·黑森）编辑的Speculum Spinozanum 1677—1977（《斯宾诺莎纪念文集1677—1977》）。但海峡两岸公开出版的各种胡适文集中均未收录这篇文章。胡适在文中比较了斯宾诺莎与庄子思想的异同，认为二人最大的相同点是泛神论和绝对命定论，不同点则是他们的方法论。找到这份报纸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转给耿先生，他托我转达对陈通造博士的感谢，并说：“因时间久了，加之，我又不懂德文，所以，不能十分准确地判定。以印象论，德文本的版面情形与记忆颇符合。”

三年疫情期间，防疫管控对养老院尤为严格，外人无法前去探视，耿先生也无法出来跟朋友和学生相聚，但他仍不时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传来他的新作，我总能在第一时间拜读、学习。2022 年6 月29 日上午，姗姗打电话给我，说耿先生的《重新发现胡适》一书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增加了不少2000 年以后的文章，想让欧阳哲生教授和我分别写个审读意见。听说耿先生著作修订再版，我非常高兴；但提到写审读意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连忙说使不得，只有耿先生给我们的书写审读意见，哪有晚辈给耿先生的书写审读意见的道理？

姗姗再三解释，出版社需要有两位专家的审读意见，书稿方能付印。了解到审读意见只是出版备案，我只好答应下来。读完耿先生的修订书稿，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耿先生不改旧文。耿先生常说，他对胡适和胡适思想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很多问题并非一开始就能认清的，而是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慢慢才想明白的。《重新发现胡适》修订本收录了耿先生自1979 年至2019 年的文章，时间贯穿了整整40 年，而这个认识的过程也完整地呈现在这部书稿里。对于几十年前的观点，耿先生都忠实地予以保留，有的则以“附记”的形式加以说明，但并未直接修改。他这样做，一方面是要给历史留下真实记录，对于过去的一些不够全面的看法，有“立此存照”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后辈能了解到，他这一代学者对胡适的认识是如何逐步深入的，让后辈明白思想解放之不易。

我给《重新发现胡适》修订本写的审读意见，本来并未打算公开，但其中涉及对耿先生及其书稿的评价，今天看来并未“过时”，因照录如下：

耿云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当代胡适研究的奠基人和胡适史料整理的集大成者，耿先生潜心研究胡适四十余年，他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初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修订再版）、《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初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年修订再版）、《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 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修订再版）、《重新发现胡适》（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版）、《胡适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以及他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 册，黄山书社1994 年版）、《胡适论争集》（上中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他参与主编的《胡适书信集》（上中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和《胡适全集》（44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等，都是胡适研究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著作，泽被了无数后学。

本书是在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版《重新发现胡适》的基础上修订再版，删减了4 篇并非直接研究胡适或与其他论文内容略有重合的文章，又增加了18 篇2000 年以后的文章，涵盖了作者1979 年至2019 年间重要的和最新的胡适研究成果。虽然名为修订，其实有近半内容均为新增，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本新书。我个人认为，本书至少有5 个方面的特点或优点，足以体现其出版价值。

一、内容的丰富性。本书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从《新青年》的思想及“新青年”群体的合作与分歧，到胡适本人的思想及其与各界的关联，如胡适的文化观与价值观，他在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的思想与活动，他与蔡元培、陈独秀、梅光迪、梁启超的关系及思想、学术与政治态度的比较；作为外交家的胡适，他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抗战争取支援，作为学者与教育者，他又有哪些观点……本书都一一给出了解答。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恰恰在多个方面、多个层面都是开新风气者，本书论述了他的多重身份，构成了观察他的多重视角。

二、史料的可靠性。胡适留在大陆的报刊、文稿、书信等资料绝大部分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对这些史料做过系统的整理，出版了多种大型胡适资料集，这些材料都是本书的研究基础。此外，本书也运用了大量《胡适日记全集》、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以及其他各种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材料。史料是研究的基础，耿先生占有大量第一手的史料，论从史出，因此本书的观点具有充分的可信性。

三、方法的科学性。耿先生长期研究胡适，他的研究方法严格遵循胡适所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原则，在“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基础上提出合理怀疑并展开论证，观点严格地建立在充分可信的证据之上。例如有关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近年来学界虽然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又有过很多讨论，耿先生文末以“附记”形式交代了学界的讨论进展，但由于有一个关键证据至今未能发现，因此耿先生未改变他四十年前提出的合理怀疑。而旧版中《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一文，由于“此文材料不够全面，后来有学者写出更全面的论述，这一篇就没有保存的价值了”，该文则被从本书中删除。这充分体现了耿先生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态度的严谨性。

四、观点的客观性。建立在充分可信的材料基础上的研究，观点自然具有客观性，这一点毋庸赘述。耿先生书中的绝大部分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客观、非常中肯的，三四十年前的文章至今并不显得过时，这种扎实的研究，极为难得。

五、历史线索的清晰性。四十多年来，耿先生一直坚持不改旧作，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种坚持。对胡适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多少都会带上时代的印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人们对胡适的认识也会变得更加全面。耿先生的做法是，旧文的材料和观点照旧保留，发现了足以更新观点的新材料，就根据新材料重新写文章。本书收录的2010 年以前的文章，除《胡适一生的五个阶段》一篇是作者2018 年的扩写版外，其余均未作修改，修订和删减的篇目，作者也在“再版序”中做了说明。但这次修订，改为编年编排，这不仅可以使读者充分了解胡适研究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而且，正如作者所说，“对胡适的认识的改变和深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开放社会条件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