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与进出

感谢赵勇老师的邀请，趁这个机会，我到北师大讲讲童庆炳老师的教学之道。在北师大，我讲这个题目就是班门弄斧，但我肯定不是抱着班门弄斧的姿态坐在这里，而是在这里向童老师致敬，对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育范式的缅怀。当然很多有北师大教育背景的学者更有资格谈这个话题，也肯定比我说得精彩，理解比我深刻，更能贴近童老师作为教育家的实际。有两个事要声明一下：第一个事，理解是初步的；第二个事，理解是粗浅的。所以说得不对、不好，请师友同学批评，也欢迎大家批评。

收和放的含义、价值特征

我先来说收和放的含义。收和放各有几个层面的意思。

收的第一个层次是童老师收了你。

收包括琢磨你这个人的长处和短处。哪怕我是来做一个访问学者，他也是琢磨着要不要。他要挤干你的水分——你不是填了很多表，还有自我简介吗？他要把你的水分挤干。凡是到童门来的，可以说都是那个年龄层次的精英。他要评估你的资质，寻找你的根基——这个根基不是讲你的出身，不是讲你哪个学校毕业的，都不是。而是看你的底子如何，就是学术素养、可能的学术前景，这叫寻找你的根基。

还不是到这里为止，他还要展望你的智慧所能及。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当然都有智慧，但是他还要展望一下你的智慧到底能达到哪一步，而不是你当前的智慧。智慧也是可以提升的，也是可以发展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在第一个层次，童老师要做多少事情。

很少有人知道童老师的琢磨。童老师给人的印象是不琢磨。我也是在若干年以后到他家去跟他聊天，才知道他在琢磨。比如说他收了李圣传——李圣传你们都知道吧？现在在首都师大（赵勇插话：去社科院了）。我往他家一坐，保姆小郭把茶倒了，然后他立即讲：“方锡球我告诉你，我今年收了一个好学生。”我问好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他就讲李圣传。他强调这是他自己找的。他用“找”这个词。以李圣传作为例子，我知道他在琢磨，他在寻找。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不琢磨的，是不是？童老师就是那种比较率真、随性而发、想笑就笑、想发脾气也会训人的这样一个老师，是吧？

除了与学术有关的琢磨，他平时也确实不怎么琢磨人和事。他随性而发，比如说对谁不满了，他就把你喊来告诉你。1999 年下半年，我就遇到过，他把中文系的一位领导喊出来，批评他在自己不在的时候不合理地评教授。当时中文系没给文艺学学科的老师评教授。童老师是不琢磨人事的。即使有善的琢磨——善是指有用，美学上不是有用就叫善吗？——也使有的学生一时非常难受。跟童老师后面读书没有心情愉快的，但当时心情不愉快，后来却受益终生了。

这是收的第一个含义。收了你，他要做这些工作。大家想想看，就我刚才表述的这些内容，一个教授、老师要做多少事？比如说他要评估你的资质，寻找你的根基——他要看你的论文，要看你发表的文章。他至少要看一篇，是细看。就连我来当访问学者，他都告诉我，他看了我三篇古代文论论文。

第二个层次就是琢磨以后，他就开始收缩你的学术取向。一个硕士毕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什么方向的，比如说你写一篇硕士论文，写一个谁或写一个话题，其实也算不上是方向，当年算不上，现在的硕士比当年更散了。那么他收缩学术取向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层次的现实存在。就是来自第一层次的琢磨。他根据这个琢磨指导你扬长避短，确定你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比如说我来的时候，带着安徽省教育厅的一个项目。我当时也只有20 多岁啊——当年项目不像现在这么多，安徽省教育厅的项目，文学类的也很少，带了一个什么项目呢？叫“艺术形态的人文精神研究”。结果到童老师家里去，童老师问：“你来访学，准备做什么？”我说我想做这个。他首先就问：“你懂俄语吗？”大家知道艺术形态当年研究得比较好的，到现在研究得还比较好的是俄国人。我说我不懂俄语。“你懂意大利语吗？”我说我也不懂意大利语。因为你要谈人文精神，谈人文那就会涉及文艺复兴的一些话题。然后他问我懂不懂德语，我说我也不懂，然后再追问法语，我也不懂。他问我懂什么外语，我表示我只懂得一点点英语。他非常严肃地说：“我看你只懂汉语。这个问题你研究不了，因为你掌握不了第一手研究资料，你全靠看翻译的。你全凭二手资料去做‘艺术形态的人文精神研究’，这样子就不能贴近研究对象，就不能做出高质量的有效的研究成果。”这就是在收缩我的研究领域。这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在当年是如雷贯耳的。我就发晕了，蒙了，因为人家都可以用翻译的那些书、那些材料文献去做研究，是不是？——当年钱中文先生已经开始翻译很多艺术形态系列的书。最后童老师说：“你还是去搞古代文论。我看你古代文论的研究底子很好，文章写得很扎实。”然后我很胆怯地说：“童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古代文论研究得好，我还有很多基础理论的文章，你没看。”他说：“我扫了两眼，也就那样。但你的古代文论吸引了我，我看下去了。基础理论那十几篇文章，我就扫了两眼。”他一点都不客气，你们看这个故事里面就包含着前面的琢磨——我是一个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来进修的，讲的好听点叫高级访问学者，实实在在地说就是来进修一年。他都这么琢磨我。他说：“我看了你三篇古代文论的文章，这个是完全有发展前途的。” 然后我就问他我该做古代文论的什么方向。他说：“你前面研究的都是意象、意境，都是中国那些带有范畴性质的文艺美学。现在你不要研究这个了。你去做明清诗学。因为你前面那些范畴研究是纯理论研究，你做明清诗学，明清诗学更感性化一点。”所谓感性化一点就是明清主要是诗话，诗话不是要结合作品再说话吗？一旦结合文本，结合作品，理论也就感性化了，理论也就生动起来了。童老师是想把理论搞得更生动一点。这就叫收缩，扬长避短，确定你的研究领域。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最不熟悉的就是明清，不仅明清诗学，明清文学也不熟悉。我们本科的时候，明清也只关注小说，明代的戏曲、诗歌、话本，还有那些小品文等，我们都不熟。明清诗学、明清理论更不用说了。我就跟童老师讲，我对先秦和唐宋更熟悉，明清我是空白。他说：“空白没关系。北师大有很好的图书馆，你先去翻一个月再说，你每天都去翻。翻一个月，你总会发现一些问题。不是乱翻，翻的过程要发现问题，你在翻的过程当中要有问题意识，不能在那里瞎翻。”我翻了整整三个月，从9 月份翻到年底，三个月过去了。结果翻到了明代的一个人，198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这位明人著作的点校本，即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后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去，跟当时的《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聊。陶老师觉得确实可以做，还说杜维沫先生那个点校本也是精品。陶老师是北大出身，对文献点校得怎么样非常清楚。他说你就搞这个，人家还缺少研究。然后回来我把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左看右看，看了一个月，然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了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了他讲的跟前后七子讲的不一样，和明代的其他那些流派，公安派、竟陵派讲唐诗——从《诗经》到唐诗到宋诗，讲的都不一样。我就精读了这一本书，看了好几遍。

到了年底，童老师就问我找到问题了没有。我说我找到许学夷了。他说你先研究，然后找个时间我们来聊一次许学夷。他不是让你看完了就自己去搞。童老师对许学夷也是不熟的，但是他愿意聊。

收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在童老师眼里一个人的长短也是可以转化的。刚才不是讲他要琢磨你，他要限制你的研究领域吗？你要收缩学术方向，就是为了扬长避短，但是这个长短也是可以转化的，他也在观察你转化的时机，究竟能不能转化。有的人不能转化，他就那样了，有的人是可以转化的，这个转化不是把前面那个领域放掉。如果有机可乘，童老师就推动你转化，若是无机可乘，他不强求。

举一个例子，就是从1999 年到2003 年、2004年期间，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次论争，论争范围比较大，也比较深刻，叫“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争”。1999 年5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开了一次会，赵勇老师也去了，在会上陆贵山教授和童老师发生了争论。由于这个争论，那一年大概11 月份又在安徽大学开了第二次会，仍然还是相同的议题。5 月份的时候还在会议上争，等到年底的时候都已经争到《光明日报》上去了。陆贵山先生紧紧地抓住历史理性，意思是只要社会能发展，什么事都可以干。童老师的意思是，如果只要社会的发展，污染怎么办？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工厂，我们也要葡萄园，要青青芳草地，要秋千架。也就是说童老师是站在人文关怀这一面。然后慢慢地他自己在变化，他觉得历史理性也是要的，因为社会要进步。再到后来，童老师就提出了三个方面都要：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的统一。审美升华就是艺术地表达出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统一。所以在2000 年春天，大概刚刚开学，他就跟我讲：“方锡球，我们都在争历史理性、人文关怀，你为什么不加入？”我说：“我在研究明代诗学呢。”他讲：“你不是做过基础理论吗？”他还说：“我看你可以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我说：“在哪发表？”他说：“你先写出来，然后你自己随便在哪发表。”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人文关怀在文学中的维度与要义》，在《光明日报》2000 年8 月某期的理论版发了。童老师讲的果然不错，我是能写这方面文章的。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段历史。所以他也不是不推动你转化。后来他就总结了一下，他跟我讲：“你一方面可以在明代诗学站稳脚跟，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赶时髦。”这个争论不就是赶时髦吗，是不是？赶时髦，不是瞎赶，就是说要有学理性，这其实就是研究领域扩展了一点，研究方向也变化了一些。所以这是他收的第三层意思。

“收”的第四层意思是限制枝蔓生长。这里面包含几个方面。童老师限制你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文献材料和观点阐释的深广度。就是说你收集多少材料——普通的说法，就是你材料越多越好，最好是竭泽而渔。要占有全部材料，即使不能竭泽而渔，退而求其次也要一网打尽。但童老师并不是这样，他认为你了解它有多少材料，你这个材料够用就行了。比如他举例子讲，明代的很多东西，许多人讲的都差不多，你不能看了胡应麟的，再去看王世贞的，其实讲的都差不多。后来我一翻果然就是这样，他们重复的太多了，你把胡应麟看了就行。当然你要有时间、有需要的话，王世贞也要认真地看。

第二个方面就是写文章也是要有一种收劲，好文章是“有意思”和“精彩”的统一。他讲的有意思，就是要有自己的体会心得，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跟人家不一样。当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有自己的创造性。精彩你们都懂，哪怕观点好，有的人可以把这个观点写得非常精要鲜活，有的人也表达了，但是很枯燥或很模糊。就像中小学生写作文一样，都是一样的题目，有的学生写九十多分，有的学生写六七十分，不是这样吗？题目是一样的，九十多分的当然写得精彩一些，所以这也是他收的意思。其实他是告诉你，或者说是培养你发现问题和精彩回答问题的能力。童老师有的时候他很注重才华，但从本质上来说，你们看他的文章，他的才气不是很外露。他比较重视技进于道。宋代苏门，就是苏轼那一门，他们是注重技进于道的，他们都比较自然，其实这种自然跟李白的自然是不一样的，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技巧，只不过这个技巧已经进入道了，看不出来有技巧。李白没技巧，他就那么写。童老师比较轻才华之技，而重视技进于道——我这里讲的就是写文章他也要收你，限制你——或者是扎根现实文化建构。他一再强调的就是学术研究要扎根现实，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个方面，“收”是为了纠正无效研究。什么叫无效研究？就是现在大家讲的学术垃圾——我写过，赵勇老师可能没写过。讲别人我也不好意思，我还是讲自己。我才来一个学期，一边翻着许学夷那本《诗源辩体》，一边就写文章。童老师要我做古代文论，不允许我做西方文论，是不是？你们要注意，当年北师大校园里面盛行的是西方文论，你要做古代文论的话都有点不好意思——童老师没有因为我做古代文论就让我不好意思。但在校园里你跟人家一道，你要讲你是做古代文论的，你有点胆怯，有点不大好意思。比如我那时候住在塔2 楼，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博士生，他跑到我房间跟我聊天，我正在看兰色姆。他说：“老方，你在恶补西方文论啊！”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懂西方文论，在恶补。我一边看着许学夷，一边也在看西方文论。那是瞒着童老师在看。我听这话就有点不高兴了。他比我小不少。我说：“我会背《文心雕龙》，你会不会？”他马上脸就红了，他表示一篇不会。他比我只不过更熟悉西方文论。包括王一川老师跟我们聊天，先讲汉语，然后稍不注意一段英语就出来了。当然王老师很亲和，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时候，他会找我要一本软面抄，把那一段英语或者一个英语词组给我写下来，然后再写成汉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古代文论，我就要用功去写文章，我就在三个月之内写了五六篇文章，也就是三个月之内我找了童老师五六次交文章。当然古代文论的这些文章我是一篇文章一个话题，五六篇文章就五六个话题。每篇童老师都打回来了，他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全部都是在逻辑推理。”——刚才我不是提到文献吗——他讲你要用文献说话，用材料说话，有多少文献说多少话，你有7 分文献只能说7 分话，你不能说7.1 分话。直到秋天，大概11 月底，我们到香山去，赵勇老师也去了。童老师带着我们坐公交，在北太平庄那地方坐，中间大概一直到换乘，有40 分钟，他就趴在公交栏杆上面跟我讲我的问题。我以为他会跟我聊点香山红叶什么的，他往那一趴就讲我写的这些文章。他说：“你知道问题在哪吗？”我说我都认真写了。他讲“你是到处挖坑，你这个星期在这里挖个坑，你第二个星期在另外一个地方挖个坑，都没看到水，你挖个坑就放掉，挖个坑就放掉，你挖了很多坑，一篇文章一个坑，都没见到水。你要去打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