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世代更替与“四大名著”的文化品格

今天讲座的切入角度不是文学，而是文化，用的是长时段视角。“长时段”概念是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他把社会和自然状况分成几个时段，短的时段比如研究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研究社会、经济状况是中时段的；研究地理条件、文化状态的改变是长时段的。今天用长时段视野对中国文化史上几部重要的经典展开考察，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它们为什么被选作经典，被选作经典后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不是一个关于文学的题目，因为它不涉及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假如仅仅涉及文学，如果提到了四大名著，那么集部里的很多文学作品，如《楚辞》、李杜诗歌、宋词等也都应该被关注，但这不是关于文学史地位的评估，而是从长时段的角度关注中国文化史上的几部经典，“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就是从这样的角度被选出来的。

汉代“五经”地位的确立

“五经”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志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面上描述，背后的事实是，所有官员的选拔考试，主要考题都出自“五经”，国民教育尤其是官员培养也以“五经”为核心教材。每部经典都设有“博士”，是一种主管文化学术的官员，不是一种学位。换言之，“五经”构成了国民教育、官员选拔的主导意识形态。一个人如果想进入社会精英阶层，首先就要钻研“五经”。

这样的事为何会发生呢？当然是因为朝廷看重“五经”。有意思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其实看不起儒生和儒家学说。他身边有个叫陆贾的人，说《诗》《书》都是重要经典，要好好读，刘邦听了，不耐烦地说，我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的，跟《诗》《书》有什么相干。据说刘邦喜欢捉弄读书人，就因为他认为儒生无用。陆贾反问刘邦：马上能得天下，马上能治天下吗？凭借军队就可以把天下管理得有条不紊吗？秦始皇的军队够强大了，对社会的管理严苛之极，为什么二代而亡？是因为他没有用儒家的仁义理念管理社会，造成了巨大社会问题，所以垮掉了。刘邦于是让陆贾把反思秦王朝所以灭亡的想法写成文章，但不要写得太烦琐，要简明一些。陆贾一篇一篇地写，据说刘邦对每篇都说好。这就是我们所知的类似贾谊《过秦论》等文章兴盛一时的原因。刘邦建立汉朝后有个强烈的恐惧：秦王朝根底深厚，其天下居然被我这样一个平民夺得，我的天下岂不是更容易被人夺走？他的《大风歌》表达的就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忧虑。当然，他看重的还是猛士，虽然后来慢慢意识到儒家也有用处，但并不特别看重。

除了陆贾，当时还有一个叫叔孙通的，也希望刘邦重视儒家。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朝廷仪式，一切从简。贵族喜欢繁文缛节，因为他们要靠繁文缛节来区分等级，管理社会。老百姓则希望生活简单一点，礼节不要太繁琐。出身平民的刘邦，也是这样。因为刘邦忽视朝廷仪式，结果当年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将军们，还像从前一样跟他称兄道弟，极其随意。一次会议，他在上面讲话，将军们在下面聊天，甚至揎拳捋袖。刘邦对叔孙通感慨道：真没意思，一点当皇上的感觉都没有。叔孙通说：我能让你找到感觉。于是叔孙通派人到鲁国——现在的山东，招募了三十个精通礼节的儒生，用了几个月时间培训那些官员，效果相当不错。那些经过培训的高级官员，上朝的时候，都规规矩矩跪在指定位置，一点杂音都没有，在关键节点，还会异口同声朝着刘邦山呼“万岁”。刘邦挺得意，说我今天才找到了做皇上的感觉，做皇上真好。从此以后，叔孙通得到了刘邦的重用。从陆贾和叔孙通的例子可以看出，汉朝早期的那些皇上，他们之所以跟儒家打交道，是觉得儒家还有那么一点用处，不过他们终究还是认为，儒家在社会管理方面缺少行之有效的方略，不像法家，能把法、术、势说得头头是道。

社会管理既可以像法家那样，实行严密管控，也可以像黄老所主张的，尽量减少管控，让百姓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汉初的那些皇上，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理念，大乱之后，民不聊生，老百姓想过安宁生活，政府少管一些较好。老子说过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老是翻动，不要总是折腾。汉代初年，国家和百姓都饱经战乱，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所以采用了黄老之术。黄老之术用久了，也有弊端，它会造成社会管理的松弛和缺少向上的气象。补黄老之偏是儒家的强项，因为儒家可以用柔和的方式，把管理落实到位。所以，汉武帝前后，儒家的地位迅速上升，而以后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从汉武帝之后，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历代朝廷所奉行的。“五经”在国民教育和官员选拔中的核心地位，就是这样确立下来的。

从战国到汉代，法家一度在秦王朝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从汉武帝开始，儒家长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至于黄老之学等，只是在特殊过渡时期才被采用，其重要性远不能与儒、法两家相提并论。儒家和法家，之所以先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因为它们同属于建制派，是君权的维护者。而同属于君权的维护者，最终却是儒家胜出，法家只能作为私货塞进儒家之中。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其一，为什么儒家、法家都会成为建制派？其二，儒家、法家同属于建制派，儒家为什么会胜出？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儒家、法家都会成为建制派？

所谓建制派，从战国时期的情形看，就是拥护君主，认为国家权力应该掌握在君主手上，不应该掌握在大小贵族手上。儒、法两家的士人何以都有这种想法呢？武大一位老学者——已故的吴于廑副校长，以研究世界史著称，其实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集中探讨为什么战国土人多拥护君主集权，而反对贵族即大大小小的卿、大夫。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利于士人发展事业、飞黄腾达。

这里要对封建制做一个解释。人们习惯于把秦汉以降的社会称作封建社会，这是错误的用法，秦汉以降属于君主集权的帝制社会，或称郡县制社会。吴于廑先生的论文正是因为没有按流行的说法使用封建这一概念，所以他觉得自己做中国史研究可能碰壁，后来转而研究世界史。封建的本意是封邦建国，以中国古代的西周最为典型，其核心特点可以归纳为“任人唯亲”。今人所说的“任人唯亲”指的是不正之风、裙带关系，而西周的“任人唯亲”是一种社会制度。比方说，周天子君临天下，并不直接管理所有地盘，直接管理的只有王畿，据说长宽分别为两千里左右；另外的广阔领土交给诸侯管理，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公、侯的封地长宽各一百里左右，伯、子的封地长宽各七十里左右，男的封地长宽各五十里左右。这些诸侯都是从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中选出的，周天子的亲兄弟大概可以封为公、侯，堂兄弟可以封为伯、子，表兄弟可以封为男，关系更疏远的就属于附庸，封地长宽不到五十里。所以，那时的诸侯名为国家，其实相当狭小。周代号称有八百诸侯，大多数诸侯国还没有一个县大。

除了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外，还有少数诸侯如宋，是殷商贵族而归顺于周的。这些人也可以封为诸侯，但数量不大。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楚国，从偏远之地秭归打拼出来，占有的领土非常广阔，如今的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等都是楚国地盘。楚王见自己的地盘比周天子的王畿还大，也想封很高的爵位。周天子看不起他，认为他不过是南蛮，只封他为子爵，所以《左传》中楚国国君被称为“楚子”。楚王非常恼火，称“我南蛮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还要问一下周天子祖庙中的鼎到底多重，也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楚君始终没有得到更高的封爵，只好自封为王，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一样。

在西周时代，任人唯亲是一种制度，在贵族阶层中最受压抑的是士，多来自于“孤臣孽子”。孟子曾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所谓“孤臣孽子”，是指那些不能继承爵位的人。只有长子有继承权，长子之外的其他人是没有继承权的，必须自己努力，以谋取一官半职。这样的人为什么有本事呢？因为有爵位继承权的，坐享富贵，不需要奋斗，一两代后就退化了。没有继承权的，只能持续打拼，他们的能力就是在打拼中获得的。孔子、孟子等人周游天下，其实就是一路打拼。在这样的体制下，士的发展空间遭到卿、大夫的挤压，更倾向于与国君结成联盟。这是因为，一部分强势的卿、大夫，不仅挤压了士的发展空间，也对国君的权力形成了威胁。封建制鼎盛于西周，战国时代崩溃，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这些士。随着士的影响力的增强，一些有野心的卿、大夫，也试图把有本事的士积聚在自己身边，比如人们常说的战国四公子，就以不惜重金养士著称。我们熟悉的一个典故，“冯谖客孟尝君”，很能见出养士的成本之高。可以看一下冯谖的三次要求：第一次说“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要求伙食好；第二次说“长铗归来乎！出无车”，要“宝马”；第三次说“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说自己的收入还不能养活一家老小。也就是说，养一个士相当于养活一个家庭。冯谖等人凭什么向孟尝君要这样的待遇？就是因为他们有本事，已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所谓“百家争鸣”，说的就是士阶层的活跃状况。而朝秦暮楚，说的则是士阶层的生活常态，他们与各方诸侯联络，为的是施展他们的才能。从总体情形来看，虽然也有—部分士成了有野心的卿、大夫的支持者，但站在君主一边，则是大势所趋，不仅儒家是君权的拥戴者，包括法家在内的大部分士都是君权的拥戴者。他们希望天下的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上，资源不要被贵族分割。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建制派，都希望从君主一统的体制中得到发展空间，它们是推动中央集权的一股核心力量。

第二个问题：法家和儒家都是君主集权的拥护者，为什么胜出的是儒家而不是法家？

按照对君主的拥戴程度而言，法家也许比儒家更让君主开心，因为他们总是站在君主的立场，考虑如何控制天下臣民。秦始皇偏爱法家，可能就与这种心理有关。但一个君主，除了寻求开心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考量，即自身地位的稳固。从平均律来说，君主们对自身地位稳固的关心程度超过了仅仅寻求权力带来的愉悦。儒家最后的胜出，就得益于这种平均律。盖儒家在社会管理上比法家更有优势，更有利于权力永远保持在君主手上。儒家长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既约束自己，也约束君主，可以赢得广泛信赖。在儒家理念中，有三个最为重要。

第一是民本思想，管理国家的人必须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唐太宗说“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不能只想自己捞好处，也要给老百姓好处，财散则民聚，才能受到拥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智囊刘伯温写过《假仁义》一文，说仁义可以分为三种：—是真仁义，纯粹为善，没有个人目的；二是假仁义，目的是让得到了好处的百姓给予自己更多支持；三是不仁义，净做不仁不义的事，把老百姓的好处都夺到自己手上。刘伯温问，这三种仁义，哪一种好呢？一般人会说真仁义好，而刘伯温却说假仁义好。刘伯温的理由是，三皇五帝之下，就没有真仁义，真仁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假仁义的效果是好的，劳力者得到了利益，劳心者也得到了支持，上下之间良性互动，可以保持权力的顺畅运转；不仁义是不好的，掌握权力的人总是夺取百姓利益，其结果是短时间得到好处，最终必然被干掉，不利人也不利己。按刘伯温的说法，假仁义是好的国家管理方式，老百姓得到了好处，掌权者也得到了安全感。

第二是任人唯贤。任人唯贤是针对任人唯亲而言的。西周时代国家权力按照任人唯亲的方式分配；从汉代开始，权力分配的主要制度是任人唯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察举制。察举制类似现在的推荐选拔：官员做到一品、二品，就有资格推荐人品好、能力强的人，由朝廷考核后加以任用。这样的推荐选拔制在汉代发挥过重要作用，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如公孙弘、董仲舒等，都是这样被选拔出来的。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管理成本低，国家不需要花太多钱，因为每年被推荐上来的人不多，选拔出来的都被任命到重要位置上，与投入相比，产出极为可观。其弊端有二：一是容易淹没人才。一个人无论多有本事，假如没人推荐就会无人知晓。汉阳有座古琴台，据说是钟子期与伯牙知音相遇的地方。古人喜欢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韩愈后来也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见有本事的人被埋没的几率太高。二是容易作弊，因为推荐权掌握在推荐人手里。针对这种情况，朝廷制定了一些措施——如果被推荐人官做得好，推荐人可以连带提拔；如果被推荐人出了问题，推荐人一并受罚。这个措施看似严格，一般人却不在乎，因为那是未来的事。就概率而言，推荐选拔通常会和走后门连在一起。这倒不是说每个有推荐权的人都存心作弊，有时是万不得已。汉代有个大员，那一年可以推荐五人，有四人托了很强的关系找他。如果拒绝这四人，他的位置可能不稳。他感叹自己替朝廷办事，办成这样实在太不像话，于是拜托朋友一定帮忙物色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推荐上去，也不枉了朝廷给自己这样的权力。鉴于上面两个弊端，后来出现了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一是所有的读书人，只要觉得自己有本事都可以投考，无须他人推荐；二是改卷越来越规范，可以有效防止舞弊。其弊端是国家管理成本很高，每年那么多人投考，国家必须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而实际录取的比例很低，许多人的精力可能一辈子消磨在考试当中。科举制从唐代，或更准确地说从隋代开始，到宋代就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不论成本多高，朝廷还是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有利于社会公平。从察举制到科举制，都是对儒家任人唯贤理念的贯彻。当然，对皇帝的儿子还是“唯亲”，但任人唯亲的比例在汉代以后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