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自信与国际汉语文学的文化品性

在中国人被外国人看不起的时代，汉语和汉字的尊严从没真正倒下。目不识丁的外国人即便再浅薄，也无法否认与五千年象形文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字的悠久与神秘、繁难与优美。至于到了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之后，至少在西方的知识精英那里，汉语和汉字已成为一种须持普遍的敬畏之心对待的语言文字了。2001 年冬天，在“9·11”的愁云惨雾尚未完全褪去的一个微雪的早晨，我应约去访问住在哈佛校园近边的丹尼尔·贝尔教授，这位影响全世界的政治学、社会学家，堪称美国民主党文胆的智者，一点也不掩饰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无知，不过他说这完全是知识和语言的限制。丝毫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轻慢，正好相反，他说他真的不敢触碰历史悠久、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化，就像当年的欧文·白璧德一样。“一个连所写的字都可以成为纯艺术的文化，是无法让外人近亵的。”他说，用的英文是Near profanity，嗣后查字典才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他所指的当然是中国书法。韩国汉语文学家许世旭对汉语的认知非常准确：“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标志。所以当作书面文字者，取其保留记忆之作用，又所以当作艺术文字者，取其绘画性、整齐性、和谐性、简洁性等。”因此，他从他所擅长的写诗的角度这样来评价汉语（“华文”）：“华文是宜于写诗宜于抒写东方情怀的工具……东方的仁爱的、无为的、伦理的、耕读的情怀，便宜于形象的、含糊的、客观的、内向的、单独的，又是短小的、不抽象的、往往是不很逻辑的不很系统的方法。当然这种情怀与方法，是以华文为主，而且是传统诗歌为主，但她的范围，也可以应用到韩日等儒家文化圈，以及华文现代诗。最后笔者希望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诗人，包括非华人，不妨试试用华文写诗，尤其是汉字文化圈的诗人。”

外人这么敬重汉字汉语，华人更不在话下。海外华文文学家，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国际汉语文学家，尽管都是“‘五四’之子”，尽管都以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作为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但他们厕身海外，栖居异乡，天然的文化情感决定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认同，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这时的中华文化已经是一种相对于外国文化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化的整体性呈现，已经是无问传统与现代，不论国粹与新知，都一概视为自己的文化故乡甚至是精神寄托之所，这就是中华文化自信在海外汉语文学家乃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呈现的一种文化逻辑和文化形态。

汉语文学的国际创作体现汉语运作的文化惯性

尽管“五四”时代就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检讨，甚至时常出现“废灭汉字”之论，但中国人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还是习惯于写汉字，说汉语，用汉文进行写作以表达自己的中国情怀，抒写自己的中国文化体验。这是一种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文化习惯，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文化情结。如果说一个人做梦的时候都会说自己从小最熟悉的母语甚至方言，那么，每个中国人无论走多远，都会在实现自己的文学梦的时候操弄并亲近自己的母语——汉语。因此，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华人和与中华历史文化休戚相关的其他人用汉语进行文学写作，是一种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的体现，并不是单纯来自理念上的中华文化自信，而恰恰是这样的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体现着深层的中华文化自信。

国际汉语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是因各种原因流散于海外的中国文人和酷爱汉语的国际人士。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特殊的关系，由中国流散到国际社会的人士，除了特定的年代如美加修筑太平洋铁路的“金山时期”，一般都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居多，而这样的人群都习惯于用他们熟悉并依赖的汉语表现他们漂流在外的“胸臆”，于是，流散海外的中国人中，文学人口所占的比例应该远远大过中国境内。汉语文学创作者无论在欧洲、北美、澳洲，还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显得特别密集，每一个时代也都会呈现出人才辈出、繁星点点的局面，每一个地区都会出现汉语文学社团纷起、刊物频出的景象，在世界任何一个移民社会，唯有华人移民会如此热衷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书写与交流。其他民族在异国他乡也每每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社群，但很少像华人这样体现出对本民族语言文学如此浓厚的创作激情和运作热忱。这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习惯，更是他们对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的一种依赖、一种自信的体现。

长期旅居加拿大的老作家痖弦，于21 世纪初到美国，考察了美国汉语文学发展的盛大局面，响亮地提出“构建世界上最大华文文坛”的倡议。他认为，进入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努力建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之应有地位，“以华文文学参与人口之多、中文及汉学出版之广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热烈交流激荡等现象来看，华文文坛大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这是一位在汉语文学创作方面长期耕耘并卓有收获，对汉语文学特别有感情的汉语文学家的觉醒，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汉语文字工作者充满文化自信的呼吁，其中有文化的体验，有精神的品咂，有情感的回味。

的确，汉语是目前全世界母语人数最多的语言，有14 亿多的母语使用者，比排列第二位的拥有6亿母语使用者的印地- 乌尔都语的两倍还要多。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加大，汉语已经成为除英语外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在这样的意义上，汉语的文化自信在所有汉语使用者那里都能得到充分体现。澳洲虽然是以英语为主的国度，但中文与德、希（腊）、法、日等语言也一同列入该国的第二语言教育，而中文使用更为普遍，这同样也调动起了旅澳华人的文学热忱。进入新世纪之后，澳洲华人总数已超200万人（占澳洲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海外“汉语热”的不断升温，华文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强，多数中文报刊长期坚守阵地，各种中文网站相继建立，微信平台广泛普及，澳华文学的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开拓和扩展，澳华汉语诗人、作家有两三百位，经常有作品问世的活跃分子不下数十位，其中涌现出了何与怀、汪应果、庄伟杰等杰出的作家、诗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汉语使用者中的文学人口无疑最为密集。

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说，汉语文学一直是该地区最主要的文学形态。这一多民族地区虽然官方语言多不以汉语为主，一些地方有时候还对汉语进行有意识的打压，但在这一地区华人无疑是最有文化也最热衷于文化与书写的族群，汉语文学在这里一直是最活跃也最有成就的文学形态。这里的汉语文学通过大量“南来”作家以及“途经”文人，与中国本土的现代文学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当年飞机还不能成为中国文人国际交通的基本工具，出亚如欧赴美皆须乘风破浪假道太平洋，于是途经马六甲海峡然后东巡西航，或者通过马六甲海峡回归祖国，成为大多数出访西方的中国文学家的基本路径，这就有了大量文学家途经或逗留东南亚的足迹与史迹。在这样的意义上，徐志摩、刘半农、老舍、巴金、洪灵菲、艾芜、聂绀弩、钱锺书等都于东南亚汉语文学书写留下了各自的印记，而秦牧、陈残云等在新加坡驻留过相当长的时间，更有郁达夫、胡愈之等“高调”“南来”的作家，他们在东南亚各地都为汉语文学的积累与开拓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根据郭惠芬的收集和统计，中国现代文学家“南来”东南亚的至少有159 位。

又由于地理地缘和一定时代政治地缘相近的关系，相当一段时间东南亚的文学期刊与中国台湾、香港文坛的关系至为密切，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汉语文学刊物《蕉风》上，来自中国台湾作家或学者的评论与作品畅行无阻，如同在中国台湾一般，在这里发表作品的台湾诗人有覃子豪、罗门、夏菁、瘂弦、余光中、林泠、杨牧、戴天、张错、杨平等，台湾小说家则有朱西宁、司马中原、陈映真、郭良蕙、林海音、高阳、苏雪林、王文兴、张系国、黄春明、袁琼琼、李昂、廖辉英、陈若曦、苏伟贞等，包括梁实秋、琦君、罗兰、柏杨等重要的台湾当代散文家也在这个刊物上频频现身。可以说东南亚文学刊物囊括了台湾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汉语文学写作者，在一定意义上它已与台湾文学界融为一体。正因如此，敏感的马来西亚汉语文坛才提出与中国文学“断奶”的问题，不过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到了20世纪末。其实“断奶”论者使用的仍然是纯熟的汉语，甚至，他们都摆脱不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诚如理性的批判者所说，马来西亚的汉语文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既然马华文学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又以华文作为表达方式，它如何能变呢？马华文学是很难脱离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渊源关系。因此中华文化对马华文学存在滋养关系，是自然之事。如果我们把其他东西方文学当作学习对象，又为何要放弃已经和马华文学拥有历史、血缘和文化关系的中国文学呢？”f欧洲汉语文学以运作悠久、社团众多为特征。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创会会长赵淑侠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半世纪来，欧洲华文文坛，已从荒凉的沙漠变成绿洲，郁郁成林，繁花满树，别具一番风景。”在欧洲汉语文学的发展中，成立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欧华文学会（前身为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前身为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捷克华文作家协会、斯洛伐克华文作家协会、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欧洲华文诗歌会、奥地利华文笔会、西班牙伊比利亚诗社、瑞士零零诗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欧华作协），最富有生气的则是梦娜主持的欧洲新移民华文作家协会。至于以美国、加拿大所构成的北美汉语文坛，从来就是海外汉语文学的盛产地。1950年代，胡适就曾将周策纵等创建的白马文学社以及他们的汉语文学运作称为中国文学的“第三个中心”。进入20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是因为愈来愈多的留学生走进了“新移民”文学的行列，另一方面有不少来自国内的专业性作家开始旅居海外，北美汉语文学甚至对整个汉语文坛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强心效应。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上海姑娘》、少君的《人生自白》、张慈的《浪迹美国》、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还有纪实文学的推涌，如老作家赵浩生的《中国学人在美国》系列作品、沈宁的《美国十五年》、钱宁的《留学美国》、阙维杭的《美国写真》、张敬民的《美国孤旅》、穆京虹的《在美国屏风上》等佳作，其他尚有严力、冰凌、林燕妮、李舫舫、程宝林等作家的作品，以及陈瑞琳的文学评论，这些都对整个汉语文学的世界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各种离散或者流散身份的华人以如此巨大的热忱、如此长久的毅力和如此全面的成就，投入自己母语文学的创作和运作之中，从而真正形成了痖弦所构想的“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这是汉语文化全球视野中的一个奇迹。其他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别国区域也会有人群的聚集，如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白俄人俄国革命之后在中国上海、哈尔滨等地的漂流，甚至今天东亚各地麇集着的欧洲种群，以及越来越多在中国求学、谋生的非洲裔族群，都没有产生有一定质量有一定规模的本民族语言文学创作与运作“文坛”，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学现象了。而国际汉语文学不仅自20 世纪下半叶起的确在全世界形成了“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而且自20 世纪初期在北美，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在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区块，都形成了具有一定内涵的历史，甚至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敏感的汉语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并总结各国各地汉语文学的历史与传统，陆续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方修所著的《马华新文学简史》h，吴奕铸、赵顺宏合著的《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罗杰·丹尼尔斯所著的《美国华裔文学史》，张国培所著的《泰国华文文学简史》等。梁丽芳、马佳等著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加拿大卷）》则从更加宽阔的角度总结了加拿大汉语文学的历史与传统。这样的学术总结还在不断进行中，《国际汉语新文学主流》一书应该是对全球汉语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进行全覆盖研究的成果。

将通常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国际汉语文学视为一种具有特别质量和“最可观”的特别“文坛”，这应该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景观；“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内地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所构成的“汉语文学”，应该是世界文坛最具“质量”、最大规模和最为活跃的区块，这是一种以汉字文化为基本思想内涵，以汉民族文化思维为基本精神特性，以汉语为基本承载机制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是整体的，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体现着汉语文化的魅力、风采与成就，因而不应以国家、地域做人为的区隔、割裂，故而应被统一称作汉语文学。

就国际汉语文学而言，以某一国度某一地区的“华文文学”进行命名和概括的可能性越来越薄弱，这是因为随着“地球村”效应的形成，跨国度旅行和移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便捷，被杨炼称为“世界性漂流”的族群越来越庞大，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定位这些“漂流”文学家早已不切实际。例如当代杰出的小说家白先勇，原籍中国内地，在中国台湾接受教育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在美国读书任教时创作事业得到辉煌发展，但他的主要作品却是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产生影响，他自己后来也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投放在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文坛，虽然他仍然是美籍华人。这个将当代汉语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的文学家，何以能以某一国度和地域进行界定？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汉语文学家。类似的“世界性漂流者”还有小说家严歌苓、汉语诗人傅天虹等。杨炼出生于瑞士，在中国大陆成名后流浪于新西兰、美国、德国、英国等地，后主要居住在德国。北岛于1980 年代后期在北欧各国流动，后到美国，最后选择定居中国香港。多多1980 年代旅居荷兰，十几年后返回中国大陆。欧华作协创会会长赵淑侠在瑞士成名，21 世纪后始移居美国继续创作。欧华作协创会元老吕大明来自中国台湾，长期在英国、法国旅居，又曾旅居德国、瑞士。曾是湖北作协副主席的祖慰旅居法国多年，后又回到了中国。女作家虹影出生于四川，1990 年代初移居英国，后又长期居住于中国北京。如此等等，无论是流浪还是定居，超国界、超地域的人生状态使得他们脱离了某一国界或者地区的文学定位，而成为国际汉语文学的操盘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漂流”进行相对自由的文学生产，同时也通过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践行自身的文学理念，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运作所构成的汉语文学的国际生产，不仅在空间概念上拓展了汉语文学的疆域，而且与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几个重要的汉语文化区域一起，为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贡献了光辉灿烂、活力四射的汉语文学空间板块和质量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