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寿桐对汉语文学的学术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面貌革新，世界文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何在多元融合的文学局面中打开中国文学的新天地，同时守住汉语文学的独特性，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都会思考的话题。朱寿桐先生自1970 年代升入大学，便投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他一方面对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做出独特阐释，另一方面又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教训和经验，为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未来世界文学的建构做出了贡献。

在朱寿桐先生的文学研究过程中，淬炼出独到的眼光与见解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从最初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到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格局的思考、“汉语新文学”学术概念的提出，再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精神的总结研究，以及对澳门文化、文学的开拓，体现出他对汉语文化的本质思考和汉语美学实质的探索，都是他具有前瞻性学术成就的标志。

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学术理路

朱寿桐先生在《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中提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以来习惯于以作家为单位开展自己的研究，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流派概念的把握总体上还是显得宽泛、模糊……许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常出现以流派研究取代社团的现象。”在1980 年代，朱寿桐先生的创造社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此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朱寿桐先生以超人的学术胆识和广阔的学术眼光，聚焦于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在朱寿桐先生创造社的系列研究之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出版了关于文学社团的专书，但内容上基本是文学社团资料的整合，并没有对文学社团的内涵进行专门的学术论述，例如范伯群、曾华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钱谷融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陈永志、陈青生等所著的《创造社历程》，这些关于文学社团的著作都偏向于文学资料、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未对文学社团做深刻的理论性阐释。朱寿桐先生出版于1991 年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一个文学社团的特性，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朱寿桐先生随后于1993 年出版的《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1999 年与武继平联合主编的《创造社作家研究》，更是让人看到了文学社团研究的活力性和优越性。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关于新月派、学衡派、左联等社团的专著，将文学社团的研究提升到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应该具有的地位，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学科领域。

1932 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回忆了与友人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创造社的经历。1918 年夏天，郭沫若同张资平谈到创办云南 李骞文学杂志的想法，张资平感叹：“我看中国现在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从一开始，创造社的创办者们就关注到中国缺少“纯粹的文学杂志”，反对功利性的文学观，关注到了表现自我情绪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在《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中，朱寿桐先生牢牢把握住了创造社创办者们的办社初衷，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情绪说”，以情绪表达为视角，解释了创造社的文学创作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文学创作视为心灵感性的活动，而把文学批评视作理性逻辑的推演。殊不知，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实际发生过程中，理性和感性往往是互动的，文学批评从理性表现与情绪表现的视角切入可能更能契合创作实际。”作者以充分的史料证明“情绪说”对解释创造社创作特性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创造社从张扬自我表现，到倡导革命文学，走的是一条情绪表现之路；在这一短暂的文学发展之路上，创造社的文学观念不断有所转换，文学创作的题材不断有所变更，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断有所深化，唯独人类“意识机能”意义上的情绪贯穿文学始终，成为创造社文学发展道路上唯一常青不衰的“标志之树”——“标志”着创造社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个性。

以整体的眼光把握一个文学社团的创作特征，并做出科学的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于创造社这样一个充满个性、复杂、丰富的文学社团，况且创造社前后期转变较大，更是为找到一个合适的概括视角增添了困难，这也是大部分文学研究者不敢轻易碰触创造社的原因。而在《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中，作者以“情绪说”贯穿创作社的前后期，将创造社的“情绪表现”作为创作社作品的灵魂，为创造社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把“情绪说”作为分析创造社的方法论，将文化背景作为参考，可以更全面地解释创造社作家们一些创造风格的形成原因，他们将情绪和自身的现实体验相互融合，又呼唤着理性的加入。可以说，这样的方法论为文学批评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评价体系，拓宽了创作社的评价视野；将一些远离学界眼光的作家重新拉回来，最大程度还原了文学的历史。朱寿桐先生后续出版的《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创造社作家研究》也都是从“情绪”把握创造社，以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作为理论依据，突破了传统“主义”式把握文学社团的理论模式，将文学社团研究推向更深广的文学研究天地。提出“情绪说”以后，朱寿桐先生注意到了文化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淬炼在学术追寻的途中——朱寿桐教授访谈》中，朱寿桐先生提到：“从单纯的文学角度去把握一个作家的群体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文学团体的形成势必超越文学团体，哪怕是再纯粹不过的文学团体，它既然结合成了文学团体，并以文学团体的方式存在于文学史上，必然带有更多除了文学之外，包括文化的甚至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因素。如此我觉得从文化视野来审视一个文学社团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朱寿桐先生并没有使自己成为某一专门文学流派的作家，他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文学格局，转向新月社的研究，但是现有的文学视角和文化视角并不能完全支撑起后续其他流派，例如新月社的研究。对于新月派这样人员组成更加复杂的文学社团，仅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是不够的，还需加入人文视角，朱寿桐先生在自己的《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明确表示：“新月派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偏偏没有划一的主义和统一的主张，所有的仅是同一的志趣和相近的精神，这种志趣和精神支配着新月派同人的文学趣味和政治、文化、生活观念，发挥着使他们在不断的变衍动荡中能长期聚合的深刻作用。” 因此，在文学的理性研究中投入人文的关怀是有必要的。

郑择魁的《试论“新月派”》侧重于介绍新月派形成的时代条件，他看到了左翼文学时期新月派中积极的一面，在论文最后，郑择魁仍然将新月派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王强的《关于“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论述了新月派的形成过程，基调基本上和上一篇论文一致，认为新月派“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团体”。彭耀春的《“新月”三剧作家论》肯定了余上沅、丁西林、陈楚淮三位剧作家的创作成就，但在论文最后，彭耀春认为三人的戏剧作品受到了他们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在过去的新月社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依然将它视为资产阶级的文学阵地，而朱寿桐先生在《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再一次结合了作家们的背景经验，在平民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加入了绅士文化，抛开了“主义论”“阶级论”，直接指向新月派这个文学社团的“文化学”背景，重新分类了文化学的构成理论，如此别出心裁的理论建构，超越了文学社团本身的研究，打破又重新建构了文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研究的本源在于文学作品。在现代文学的浪潮中，往往是身处风口浪尖的作家作品，以及主流文学文体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对文学社团的特征概括，也大多是从这些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文体中提炼风格关键词，忽视了因这些社团的影响而产生的其他文体。领袖作家自身的文学成就固然耀眼，但对于文学社团的研究，还应注意到整个社团的创作。新月社早期以戏剧活动为主，中期和后期以诗歌革新、创办杂志为主要活动内容，而学者们多从新月派的新诗格律和戏剧贡献方面进行研究，“主义”式的概括作为最常见的定义总结，虽有一定的道理，但缺少了对新月派整体文学创作文体的把握。在《新月派的绅士风情》的第四编“‘新月’绅士的文学世界”中，朱寿桐先生采用了一个整体的视角，分别从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个方面论述，一方面回归了文学作品本身，另一方面提出了“绅士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分类领域，整体的文体分析也会增强这一定义的文学学术说服力。

文学社团研究的方法论不同于演算公式，相同的推演方法可以解决多种问题，对于文学社团研究而言，需要在美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理论的基础上探索突破，结合文学社团的时代背景和当下的科学世界观以及审美需求，才能从宏观的审视中对文学史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做出客观、合理、新颖的学术见解。朱寿桐先生的一系列文学社团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要求下由情绪表现理论开始，逐渐深入文化理论，再到“新人文主义”下的学衡派研究，表现出极富魅力的理性化文学学术命题。《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表面上是运用“新人文主义”研究学衡派，但是在这本书中，朱寿桐先生追溯了新人文主义的西方渊源，理清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走向轨迹，还原了这一主义在中国文化场中的新的精神内核，拂开学衡派的负面评价，从“思想林壑理论”和意念理性的概念正视了这个文学社团对于新人文主义的信仰和坚守，“当朱寿桐先生站在历史价值性层面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判断时，他对同情就十分节制，并没有借此遮蔽研究对象在历史的帷幕下露出的羊脚”。朱寿桐先生以广阔的学术视野给予历史人物评价，避免了褊狭意气之见。

至此，朱寿桐先生的文学社团研究还未结束。在创造社、新月社、学衡派等几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社团整体性研究之后，朱寿桐先生在《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中尝试对因文学社团和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冲击效应而产生的其他文学社团进行了研究，例如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南国社，注重个人经验和艺术感悟的湖畔诗社、弥洒社、浅草- 沉钟社等，探索冲击效应下的文学社团，可以还原这些社团的历史贡献，是一种重新建立文学史评价体系的努力。“人们总说应该揭开历史的面纱看取历史的真实，浮现在时代潮流之表层的各种文学现象正是以其扑朔迷离、动荡不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构成了这样一种历史的面纱，研究者要勇敢地揭开这层面纱，就必须沉下心来去考察那些被历史的烟尘暗昧了的种种文学现象，去研究那些掩身在时代潮流的后面，拒绝时尚的引诱，为现代文学的厚重积累默默奉献的文学主体。”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格局的探讨

进入1990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有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以来，外国的各种思想和方法论涌入中国，学科上的拨乱反正，使得这一学科内部更加活跃，学术上的拓展显著，成果涌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的学术名词——中国当代文学被提出并运用，成为最为流行的学术热点，以“五四”为精神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再一次面临“边缘化”的危机。此时的朱寿桐先生并未跟随潮流追逐最新的学术方向，而是重新思考了中国现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中国现代文学正在逐渐被“推出当代”“剥离于当代”，那么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边界又在哪里？

朱寿桐先生出版于2001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较为先锋地尝试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格，将“现代”分别与“传统”“近代”“当代”区别开来；又从文学史观与史识的角度厘清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朱寿桐先生以创造社和左联为例证，阐释了社团研究的基本方法，探究了文学社团的内部关系。在本书最后，朱寿桐先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做出总结：“方法的讲求往往也是十分关键的，但是这种方法论和方法并不应该主要来自理论的空谈，而应是蕴含着相当的操作经验和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的东西。”接受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固然是好的，但是就此抛弃在古典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考证和推论是一种失误。总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是一部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字典”，它不仅界定了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而且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研究，史学研究，社团、流派研究，品味、风格研究以及考证、推论研究等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文学找回了学术自信与学术价值。

朱寿桐先生对于文学社团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沿着文学社团的研究道路，他又注意到了以共同的文学目标而形成的文学流派。之后，朱寿桐先生的研究由文学社团扩大至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