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探寻者

楔子

么书仪老师说：“从1978 年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我的专业即是中国古代戏曲，毕业后在文学所古代室工作，也一直从事戏曲研究。”a 早在1994 年，么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丛书：戏曲》的自序部分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给本书确定的观察和论述原则是：以戏曲文学的文体作为分析的对象，而舞台实践将作为制约推动这种文体发展变化的重要条件来看待。”b 这本“小书”是么老师对“戏曲史”的一次完整的梳理，以及对“戏曲文体”观念的系统阐述，如今看来，这段话可以看成是她对自己二十五年间（1981 年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2006 年退休）所致力的研究对象“戏曲”所确立的一个基本准则。她说：“当我们开始进入中国戏曲文体的特点及其演化过程这一正题时，有两个问题是不能不先做些讨论的：第一是中国戏曲起源的问题；第二是与对中国传统诗词文赋、与对西方戏剧的考察相比，对戏曲的‘文体’特征的考察在角度和侧重点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涉及对史实材料的分析和我们分析的起点，后一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论述方法。”

我以为，在么老师的系列戏曲研究成果中，这部写作初衷为“普及性质”的著作可以视为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分界点。在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 年版）和《中国文学通史》“元代卷”（1987 年完成，1991 年出版）等集体项目的“训练”和“协助工作”之后，么老师在这部独立完成的著作中，通过对“戏曲史”的整体论述与对“戏曲文体”观念的把握，回顾和总结了上一阶段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本方法，也为自己日后的研究路径指明了方向。

在她此前所从事的元代文学研究和其后的晚清、民国戏曲研究中，都展现出了对“史料”和“方法”的同等重视。如果要为她的研究成果中这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追溯渊源，一则是1963 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汉语两门课给了我最基本也是最扎实的古典文学修养，一生之中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的职业是教中学还是做研究，我的所有本领都是从这两门课生发出来的。那些教科书和注释详明的参考资料我一直都带在身边：陈旧而永不过时，古朴而不事张扬，不抄袭不臆测不胡说八道……你可以永远相信它们。”d 二则是么老师对如何选择研究“问题”的自我总结：“我的研究遵循着两个原则：一是不去碰理论研究，因为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是比较用功，多看材料，寻找新的问题；二是不去碰研究热门和前辈研究者很关注的问题，于是就寻找一些别人还没有关注的问题来研究。”

一

1981 年，么老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系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古代室工作。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集体工作，就是《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纂。《古本戏曲丛刊》是自1953 年文学所建所以来由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亲自设计并投入大量心血的大型戏曲古籍影印项目，“期之三四年，当可有1000 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作为“古往今来的一部最大的我国传统戏曲作品的结集”（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其意义不言而喻。1958 年，在四集出版前夕，郑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之后，吴晓铃先生主持了第九集“宫廷大戏”的刊印，而原本应该延续四集刊印的五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才重新提上议程。1982 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重启《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新组建的编委会包括吴晓铃、邓绍基、刘世德、吕薇芬和么书仪。关于这一段经历，在吕薇芬老师口述的回忆《我的学术生涯》和么老师的回忆文章《忆念〈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和考订》中都有过详细的记录。f 吕薇芬和么书仪两位老师先后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自幼都喜欢戏曲，会唱戏，研究领域都是元杂剧，况且，两人性格中都具有一股子认真，或者说认死理的劲儿，所以，虽然在此之前交往不多，却很快在《古本戏曲丛刊》的共同工作中结成了“姐们儿”，友谊持续了一生。么老师说吕老师“头脑清楚，记忆力不错，沉得住气，有涵养，会说话却从不抢话说”；吕老师说么老师参加《古本戏曲丛刊》的工作，是她向邓绍基先生“点的将”，么老师做事“很认真”，那时住在北大蔚秀园，离单位远，但“早上她比我到得早”。

新一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中，吴晓铃先生年事已高，起到的主要是提供资料和整体把关的关键作用，邓绍基、刘世德两位先生担任着所、室和项目的领导，吕、么两位老师实际上是第五集的主力承担者，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访查、著录和考证类等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从1982 年至1986 年5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五集，这期间时间紧、任务重，不仅需要奔赴山东、上海、广州等地的各图书馆查访资料，还需要为经眼的每部戏曲写作“书牌子”，考证作者、版本，并为五集最后确定收录的85 种戏曲编订先后次序。

吕老师曾记录下一段关于《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编纂的轶闻，也是么老师在聊天时乐于一再分享的：在前数集的参与者中，有多位“寞寞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的前辈，如文学所（后调入中华书局）的周妙中先生、商务印书馆的伊见思先生、丁英桂先生等，他们的姓名不在编委会中，往往在前言、后记中被“参加工作的还有……”中的一个“还有”一笔带过。所以，参加过五集重启后第一次工作会议的栾贵明先生就对吕老师说，年轻人加入《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要做的是大量实际工作，下的是笨功夫，断言吕老师就将成为五集后记中的那个“还有”。

吕老师在五集出版之后调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后期的研究集中在散曲领域，相对来说，参与《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对么老师个人的学术影响显得更为深远：一则是对清代的传奇杂剧的整体状况有了具体而微的认识；二则是古文献研究一向讲究板凳坐得十年冷，两位老师在全国各大图书馆调查访书的过程中，填写了几百份《古本戏曲丛刊作品调查表》，对书的行款进行详尽的著录。调查表中的调查项目非常详细：书名、撰人、时代、藏家、书号、刻家、版式、种数、卷数、出数、叶数、函册、序跋与批注、残缺与污损。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这无异于为每一部戏曲古籍做了一篇详尽的提要，相关的考证问题自然也就呼之欲出。如同吕、么老师作为五集“编辑外记”所共同撰写的《关于〈通玄记〉和〈传奇八种〉》，讨论的版本、作者等问题就是在访查、著录和编纂中实际要面对和解决的。此外的收获，有与志同道合的友朋一同访书、论学的快乐，譬如孔传鋕的《软羊脂》和《软邮筒》，著录的是“抄本”，在上海图书馆看到的却是“稿本”，“高兴之情真是难以言表”。与此同时，也有图书馆因藏有“海内孤本”临时要求“收费加倍”，导致所有公私款项凑在一起仍不够，最后把交给食堂的碗筷押金取出才凑齐。两位老师连吃饭的钱都没剩下，只能在大明湖畔的小摊上吃烤白薯，这样的窘迫非有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者确实难以感同身受。

二

1993 年出版的《元代文人心态》，是么老师出版的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g 写作这部书的起因，是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黄克先生在1987 年向文学所古代文学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约稿，么老师在1989年完成了全书文稿的写作。在此之前，么老师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元代作家白朴的《白朴研究》，并已经就元代戏曲的相关问题，发表过《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戏》《山川满目泪沾衣——白朴〈梧桐雨〉的时代特征》《谈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从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看元人杂剧中“吏”的形象》等多篇论文h，总体来说，研究范围集中在元代戏曲，兼及金元词i。

么老师说她进入研究生阶段后，选择元代戏曲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喜欢戏曲专业，而且元杂剧的剧本数量，相对于明清两朝来说比较少，写好论文是力所能及的。文学所的培养方法是研究作家和作品，“读剧本，看前人的学术论文，写读后感，提出问题……”j 从么老师早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来看，大体是沿着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和路径进行的，而“元代文人心态”却和以上的研究选题不太一样。这个题目，是接到黄克先生约稿后，么老师和洪老师共同商量确定的，写作这部著作，在“资料”上，需要大量地积累元代的史料，在元曲的基础上阅读大量的史籍、笔记和别集；在“方法”上，在当时自有其特殊意义和开拓性。

《元代文人心态》产生的大环境，是20 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在“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期”k，对时代思潮和个体情感的重视与审视，反映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上，是作家和研究者对“心灵史”的关注和探寻。如么老师自序中所言，“近些年来，‘心态’是个很流行的词儿”，而么老师所擅长的，就是利用她对“多看资料”和“寻找新问题”的优势，在潮流中独辟蹊径。元代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士”这个阶层相对来说面临较大变故的时代，政治的风云变幻、命运的不可预测，使得“元代文人面对蒙族君主和动乱年代，所需选择的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就更激烈，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普遍。我希望能初步接触这个问题，试图描述一下这百年间的文人所遭遇的环境和内心的痛苦”l。

如果考虑到么老师自己从大三开始受到各种运动的波及，辗转经过了北京郊区小红门公社龙爪树大队、新疆奇台县解放军农场、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子女中学、河北隆化县存瑞中学等地的社会熔炉锻炼，再重新回到北京、考上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这些或多或少影响了她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态度。她在书中寻找、讨论那些在元代政治生态下来自各个阶层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极为重视“典型性”，对耶律楚材、元好问、杨维桢等不同身份、经历与选择的文人，“了解他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遇到的基本矛盾，尤其是文人与政治、与儒家传统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在面对思想危机时所做出的对策和反应”m。再结合她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描述过政治风云中北大各位老师的不同际遇，与她本人上山下乡的各种经历，“理想与现实”“憧憬与幻灭”，古往今来，面对社会的巨变和人生的矛盾，“心态”又何尝不是一致的呢？

宁宗一先生认为么老师是“我国文人心态史研究行列中的先行者之一”，将《元代文人心态》高度评价为“特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他在专为这部书撰写的《探寻心灵的辩证法》一文中说，“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应是人类的心灵史”，而么老师的这部著作，则是“深入地描述元代文人群体心灵发展轨迹和复杂游移心态的长篇力作”。宁先生认为：“社会的剧变而牵动着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社会等多种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并以此透视出人文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化的动律。”

在这部书中，么老师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煎熬”，尤其对于“那些怀有拯物济世志向的人，也不能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某一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表现出深切的理解之同情，身世飘摇雨打萍，读来自然有“异代知己”之感，令读者也不免心有戚戚焉；一方面特别突出了“心态”的“游移”，心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选择不同的出处之道，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宁先生说，这是“双向交流”和“相互观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人的相对恒定和流动的心态观照，写出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又从个人命运与心灵历程的走向，反射出时代的变迁。

从具体个案来说，如对耶律楚材“看重将来”、审时度势后的选择，对元好问“真挚而软弱”“真正的儒生”的论断，非从“操守”“名节”给予盖棺论定，在当时无疑是别开生面的。从总体来说，论元代文人与文学，“耽于享乐，可以采取隐逸的方式，换言之，隐逸之风也并不拒绝物质追求。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和环境的压抑，既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生命悲剧性质的深刻认知，也可以使精神体验反而趋于停滞与萎缩”，也令人耳目一新。这部著作跳脱出讨论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时过度强调民族矛盾和“九儒十丐”等问题而形成的固定套路，摒弃了元代文学就是民族矛盾的反映，是对元代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抨击的既定程式，而展现出文人心理和历史情境更加复杂的面貌。正视文化的冲突，却不强化民族的情绪，今时今日，读来又有一番知古鉴今的启发。徐朔方先生在给么老师的信中说，这部著作的行文，很像文学所的老所长何其芳先生的风格，“说理透彻谨严”。文学所有注重文献和长于思辨的研究传统，已然渗透到么老师的著作之中；而她个人最大的特点，对具体的“人”的关注，对不同时代“心灵”的探寻，也由此一直延伸到她其后对晚清民国戏曲和伶人的研究之中。

三

2006 年出版的《晚清戏曲的变革》是么书仪老师另一部备受赞誉、影响深远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将史实材料和论述方法结合得堪称完美的著作。在“元代文学”这一领域耕耘十数年之后，她一头扎入晚清，个中缘由，据她自陈：一方面是晚清已经成了研究者瞩目的时段，似乎有了说不尽的话题，研究者对“晚清戏曲”涉及的还不是很多，有可能在这方面开疆拓土，牵连着诸多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对它的深入考察确有它的重要性。！6 在“晚清”这个复杂的时代之外，戏曲本身与诗文不同，是文学、艺术，也是娱乐、消遣，从而提供了无数可供挖掘的“别人还没有关注的问题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