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文章首先要好看

张涛，文学博士。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争鸣》兼职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

读书、教学、科研、陪娃，自得其乐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2016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2021年入选《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作为吉林大学的老师，又是《文艺争鸣》的兼职编辑，你个人是如何看待外部推力对年轻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助推作用的？或者进一步说，你认为什么样的路径才是年轻批评家成长的有效路径？

张涛（以下简称张）：谢谢明全兄的邀请，把我列为访谈对象。我曾经读书和现在工作的单位吉林大学，地处东北，经济发展并不具有优势，文化交流也不算活跃。因此，对于一位从事文学批评的青年而言，这样的条件并不是一个有优势的发展环境。幸好有网络，有朋友圈，可以及时了解文学创作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同道们的研究动态。这种“虚拟”的、“隔空”的沟通与交流，虽然“便捷”，不用长途奔波，大家就可以在“云端”见面，但在“云端”的相聚终归不像“面对面”交流那样充分深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对于从事文学批评的青年人，尤其是象我这样来自文化发展并不那么活跃的地区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平台。我是在2016年，与11位青年批评家一起受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12人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就一个话题与一些前辈学者、作家、往届的客座研究员一起研讨。在这个过程中，我受益匪浅，除了学术、思想的交流之外，还对同代人的研究有了更多的、直观的了解，也结识了新的同代人，收获了新的友谊。这一年的时光，美好而短暂，但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却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在白杨教授的介绍下，到《文艺争鸣》杂志做兼职编辑的。《文艺争鸣》杂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这个平台上，我能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青年才俊进行较为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了解他们研究的最新动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掌握了当前学界研究的前沿与热点。这些经历，为我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有形与无形的帮助。

周：我看了你的博导王学谦教授对你的评价文章《功底扎实的本色派——张涛的当代文学研究》，他对你颇多偏爱。后来你留校，和王学谦教授又成了同事，能谈谈博导对你学术、为人处世的影响吗？

张：我和我的导师王学谦教授之间，在我看来，应该是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读硕士的时候，王学谦老师给我们上鲁迅研究的课，那时与王老师也并无多少深入的交流。与王老师逐渐开始有深入交流是在哲学系姚大志教授的课堂上。我本科的时候，就常去听哲学系的课。学谦老师在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后没几年，又跟着姚大志教授读了哲学博士。凑巧，我那个时候也去听姚大志教授的课，几乎每周都会与学谦老师在课堂上见面，下课了也常一起在校园里散散步，聊聊天。这样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就多了起来，我们也熟悉起来了。

学谦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性情的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随遇而安，不是那么“积极进取”。在这些方面，我与学谦老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学谦老师喜欢钓鱼，我刚读博士的时候，每逢夏日来临，尤其是暑假的时候，他开车外出钓鱼，总是带上我，有的时候一钓就是两三天。这些年，虽然我钓鱼的技术没有什么长进，但每次和学谦老师出去钓鱼，都是一次精神的漫游。在水库边烈日的暴晒下，在一场暴雨带来的清凉中，在凝视着竿头抖动的同时，我们俩也漫无边际地闲聊。闲聊的内容涉及学术、人生以及各自的经历。在这些看似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闲谈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同。在前些年，我热衷于户外运动，那时候每周三晚上，我都会去净月潭环潭徒步，全程近18.8 公里。后来，学谦老师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记得有一次，环潭徒步前就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学谦老师兴致很高，我们俩照例环潭。行至一半路程的时候，便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中间有一辆车从我们身边停下来，要搭我们一程。我们谢过了那位好心司机的美意，继续前行。尽管有防雨的冲锋衣，我和学谦老师依然是从头到脚浑身湿透。大雨中的净月潭，没有其他人，尽管大雨如注，整个净月潭里却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我们的闲谈声和来自东北虎园的几声虎啸。

在日常的生活之余，我只要去学校，也常会约上学谦老师一起到食堂吃个午饭，饭后我们就在校园的湖边、林荫处散步闲谈。虽未散出“美感”，但也能自得其乐。我和学谦老师的相处，都是在这些日复一日的日常之中，学谦老师对我的教诲与影响，或许就在这些坚实的脚步中。从做学生到成为同事，我们至今仍然保持着我所认为的“理想的”师生关系。至于为人处世，我以为，学谦老师和我都不是那种“游刃有余”型的，面对一些事情，我们也都表现得拘谨，有的时候处理得“磕磕绊绊”。

周：王学谦教授说你是“职业的读书”人，张福贵教授在你的印象记中也说，“张涛是世纪之交进入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的，在没有和张涛谋面之前，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对于他评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书真多’”。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量阅读？阅读主要偏重于哪些门类？

张：其实，无论是学谦老师还是福贵老师的评价，都可当作长辈对后学的“鼓励”与“褒奖”。就我个人来说，大量的阅读是从大学开始的。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也没有“家学”，初高中之前的童年，主要就是和小伙伴们玩耍了。初高中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课外的阅读，主要是忙于课业。到了大学后，才开始大量地读书，那个时候读得比较杂，并没有在某一方面做系统的阅读，主要还是偏于思想文化。大二之前，痴迷于理论法学，读了不少法理学的书，也听了一些课。大二开始，转向对文学和思想文化类书籍的阅读。在求学十年的过程中，还是充分享受到了读书的乐趣。等到博士毕业工作后，因为教学、科研的原因必须“职业”地读书，读书真的成了一个“职业”。当读书成为“职业”后，好处是可能在某一方面更专深了，但也可能少了些许做学生时漫无边际读书的自由感与愉悦感。

周：在这个时代，能安静地读书，总归是好事。看你朋友圈，除了工作，其他时间几乎都在陪伴你闺女，真是一个好父亲。在教学、自己的科研和陪伴孩子、照顾家庭之间，你是如何平衡有限的时间的？

张：明全兄过奖了，我只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好父亲的印象，这主要是我常在朋友圈里“宣传”自己带孩子的点点滴滴，逐渐“建构”起了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和我一样，都是好父亲，只是大家没晒而已。

时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教学、科研和家庭之间做好平衡，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自从有了孩子，很多时间都放在她身上，这样自然要重新分配有限的时间。身在高校之中，教学是刚性任务。能够调整的只有阅读与科研的时间，这样放在两者身上的时间就被压缩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读书的时候是最好的阅读时光，那时没有什么“责任”和“负担”，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那种自由的感觉，在工作之后就少了许多。

周：你最早发文章是哪年？你的成名作是哪篇，哪年发的？从事文学研究这些年，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 篇？

张：我发文章比较晚。最早的文章是《贾平凹创作年表简编》，是发在《文艺争鸣》2012 年第10期上的。是程光炜老师主持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专栏，黄平兄组的稿。开始写的是关于《废都》的，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调整为创作年表简编。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没有写出让自己太满意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算是《错位的批评与重构——重评“废都”现象》，大学的时候就读过《废都》，后来又陆续读了一些贾平凹的作品，还是觉得《废都》写得好。此后，也一直关注贾平凹的创作。我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比较感兴趣，正好关于“废都”现象的争论在此范围之内。另一篇是《理论贡献与立场偏狭——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夏志清个人的学术构成、思想立场等方面来讨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成就与局限。

周：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张：近十年来，我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与变化。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在做兼职编辑之后，开始关注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场。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也只是在研究范围上的拓展，在研究的实质上并无什么大的突破。

需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预设的研究立场进行反思

周：你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海外汉学研究；二是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场批评；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你如何理解这三个方面研究的关系？

张：在我看来，这三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海外汉学可算作“视野”，当代文学史研究是“背景”，以作品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场批评是建立在“视野”与“背景”之上的一个结果。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文学研究的议题、文学研究的理论路径到文学研究的文体等方面，均可见这些影响的存在，以至于有学者把这种向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简单“模仿”称为“汉学心态”。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首先非常注重理论方法的运用与更新。理论方法就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与视野，特定的问题只有在特定的理论观照之下才会呈现出来。其次，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视对文本的“细读”，当然，有时候这种“细读”也会因为一定要读出文本中的“微言大义”而牵强附会，但这种对于“细读”的训练与重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果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给我带来了新的“视野”，那么文学史研究则为我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种批评方式，总是习惯将作家或作品放置在文学史的秩序与脉络中来衡量，常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看待当下的文学创作。这种方式的优长总是试图要给当下的文学创作一个文学史定位，在“批评结论”之余，还有着一些“历史化”的追求。但是，在优长之余，这种“历史化”的批评方式的文学标准难免会有些“苛刻”。我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中也在尝试着调整批评的标准，努力在“经典”与“现场”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与张力。

周：王学谦教授说：“我以为，要理解张涛，首先应该重视他的海外汉学研究即对夏志清、王德威和李欧梵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内容，也是他学术的起点，同时，还是他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领域。”博士期间的研究，给你整个学术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张：读博的时候，我的阅读范围也比较杂，到最后论文选题的时候，还颇有些为难，在几个选题中，最后确定了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研究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在博士论文完成后，我还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情况，一些重要学者新发表的论文、新出版的著作我也都会跟踪阅读，了解他们的研究动态。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之研究”，带有一定的学术史性质。

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写作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的话，那就是在我的研究中，能有一些学术史意识或者比较重视研究中的“历史感”。

周：至今你仍很关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据你多年的研究和观察，你个人是如何评价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可以借鉴的？

张：如何评价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问题有些庞大，我有些难以驾驭。仅就我阅读过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来说，对于理论的重视是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或者也是他们的一个优长。可能是因为身处海外的原因，很容易及时接触到各种理论资源，同时在求学的过程中，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或者是自觉的理论训练。他们在研究中对于理论的重视与运用，还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对于理论的重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文本可能就变成了理论“演练”的对象，文本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理论的正确与有效。因此，在借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理论重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有些问题只是在特定“理论”视野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可能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没有关系，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着自身的“立场”，这个“立场”的形成与确立，有着复杂的历史语境和个体原因。我们在借鉴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时，需要对他们预设的研究立场进行反思。因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语境，与我们有着差异。他们的生存经验与生命体验，在有些方面与我们是“隔膜”的。这也是一些学者对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认为他们的有些研究是有些“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