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文化与家庭文化

关键词：鲁迅 《伤逝》 两性文化 家庭文化

在揭示鲁迅小说《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婚姻悲剧根源时，以往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对青年男女主人公拘囿于自我封闭狭小的生活圈子而在革命道路上脱离群众、迷恋个人奋斗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也有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视角重点论证涓生失业丧失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就失去赓续爱情婚姻关系的最重要条件。a 重新阅读《伤逝》时却发现，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爱情婚姻悲剧问题的被提出，甚或来源于男女有别的两性文化立场以及男女融合在一起所提供的家庭文化的基本视角，《伤逝》创作中的这一文化背景、文化知识的引进是细微切实、清晰无奇的，或许它正是鲁迅创作《伤逝》的初衷及其深邃内涵之所在，而这一研究视角与内容却恰恰是以往研究所缺乏的。

“男性中心文化意识”横行霸道的语码依稀可见

《伤逝》所隐含的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对于女性的压迫性因素和氛围以及其性别歧视形象最不易于察觉，其中沉重的压抑的生活面貌恰如其分地烘托出涓生“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横行霸道的语码，只是鲁迅没有直截了当地表现男性怎样残暴和女性怎样悲苦。

《伤逝》着重揭示了女性子君的处境，涓生从凝聚着彼此青春心灵向往的外国文人作品入手，渴望与子君的感情相互交融，子君却长久沉默，没有回应，最终突然遭到子君的当面揭露：“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儿》。称扬诺拉的果决——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续地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是的。’她又沉默了一会，说，‘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我觉得这似乎给了我当头一击，但也立即定了神……”b 子君此处展露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c 恰恰反映出“女人不了解她的丈夫，她以为看到他真正的面目，因为她在他日常的偶然性中把握他”d，“女人发现，男人身上的纯粹本质衰退了，但男人仍然是世界的真理、主人”e。这正是新旧转型时期的青年女性崇尚理想化生活中遭受压抑的具体的历史面貌：男性（涓生）其实充满偏见，他早就认定，一旦进入婚姻，女性（子君）即会丧失恋爱之中的敏锐聪慧、果决无畏的特征，而如今子君竟然对眼前的真实人生（“涓生近来很两样了”）能够敏锐感应并直截了当地揭发，实在令男性（丈夫）遭受“当头一击”，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妻子）怎么也会有如此勇敢无畏的清醒（当面质问与揭露丈夫专断无理的真相）？！男权主体“立即定了神”的凄怆之景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性别歧视的真相做掩护，而妻子（子君）在婚姻关系中低落的处境依旧没有改变，在男性（涓生）看来，女性一旦从恋爱进入婚姻，无论怎样安分守己，爱恋家亲，终将成为智力已经衰落、麻木不仁的角色。

另外一次令丈夫涓生遭受一击的，是来源于妻子子君突然劈开自我婚姻的这一片阴霾，接受她父亲的召唤，率先离开了这一风沙之狱的小家庭：“这是冬春之交的事，风已没有这么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经昏黑。……正在错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来叫我出去。‘今天子君的父亲来到这里，将她接回去了。’她很简单地说。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无言地站着。”婚姻中的男性往往有一种成见：男女两性的婚姻即使“照常更加丧气”而变得“异样的寂寞和空虚”，走向“最黑最黑”的绝境，男性（丈夫）依然主宰女性（妻子）的命运，女性也始终逃不过男性（丈夫）的控制、贬抑，更缺乏勇气敢于冒险率先离开自己的男人而独自承担人生。鲁迅在此描写处于压抑处境的子君（女性）这一具有颠覆意义的反击力量再次令男性（丈夫）震惊，“如脑后受了一击，无言地站着”。由此可见，《伤逝》揭露子君身受的男性自我都难以觉察而又时时难以摆脱的压迫，其实就是涓生（丈夫）的性别因素对于女性的自然压迫，婚姻中的男性（涓生）对于女性（子君）总是具备一种亘古不变的礼教式的歧视女性的坚强观念，那两个惊人相似的“受了一击”共同形成了关于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在女性面前横行霸道的语码。

鲁迅尤为关注“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放纵及其对于社会精神空间的覆盖，与《伤逝》的创作相同，他的《在酒楼上》《祝福》《离婚》《风波》《肥皂》等小说描写阿顺姑娘、祥林嫂、爱姑、七斤嫂、四铭太太以自己的沉默与眼泪默许男人权力的合理存在，坦然直陈男权视角对于苦难的女性形象世界的基本想象，同样也暗示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剥夺和异化，这些女性同处痛苦愁惨之中，也曾抗争自己的男人，但最终“不仅自己早为男权传统文化所同化，而且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男权吃人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由‘被奴’进至‘自奴’更至‘奴幼’。鲁迅不仅已经发现了‘吃人’历史的一般性存在，而且发现了女性‘被吃’‘被异化’（尤其是‘自我奴化’与‘奴化幼者’）的悲剧存在”。

综上所述，上述两个“受了一击”的描绘已然清晰地揭示出《伤逝》中涓生、子君的爱情婚姻悲剧的原因之一正是男女主人公之间存在着无意识的不平等观念，“男性中心文化意识”压迫下的女性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而处于精神苦难之中，男主人公的言行始终隐含着一种性别歧视。“从传统观念方面看，子君是他的女人，而从精神方面来说，他又自认为他比子君更深地洞悉了人生的要义，更清醒地认清了爱的悲壮和前景。”g 概言之，对于涓生的“男性中心文化意识”的描绘不仅直接深化了人物性格，而且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更准确地揭示出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更深切的原因就是“涓生（男人）人格上潜在的优越与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使子君（女人）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男子的自私与冷漠，从子君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中我们看到了自由、平等的现代婚姻背后不平等的一面”h。

男女两性性别意识的无法融合

鲁迅在揭示“男性中心文化意识”成为青年男女婚姻不平等关系的起源的同时，唤醒并期待他们各自性别意识深切融合的问题就同样被提出，《伤逝》在这一方面所提供的人生经验显得更为凝重与深沉：夫妻之间的性别意识若不能和谐稳固而深入婚姻关系所要求的情感浓度和深度，终将酿成悲剧。以往审视婚姻悲剧时大多聚焦于男女双方分庭抗礼的尖锐对立，但鲁迅《伤逝》所揭示的并非如此，它重点描绘的男女性别意识不能融合造成的根本差异及其精神沉落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分析：

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青年男女由优美生动的青春恋爱一旦进入凡庸的婚姻生活，男人往往将“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做菜”这些家务视为意在改变他们精神的愚弱行为，也希望女人能从这些束缚中摆脱和解放出来，但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却更多沉湎于世俗的欢乐，子君“倾注全力”“终日汗流浃背”“日夜操心非她不可的工作”，婚姻家庭需要不断建立起来的家务正是夫妻两者的性别意识相融相知的根据，子君“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 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在这里，男性（丈夫）最是不能标举着男权中心文化旗帜去否定、摧毁女性关于家庭和家务的明确意识而让她凄凉无助、无言以对。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由这些描绘可见，女性（子君）由恋爱到婚姻所完成的许多观念的转换，男性（涓生）常常不能觉悟之（“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婚姻生活中的女性往往以家庭为核心细心培植爱情与婚姻之森林的茂盛，从而把生活的重点（“功业”）放在家务、家庭的诸种需要与价值上，“当人们把她关闭在我和家庭的范围内，责备她自恋、自私和随之而来的虚荣、易怒、恶毒等等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轻率，人们剥夺了她和他人具体交流的可能性，因为她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的家庭上，与外界隔绝”i，女性自然就认定日夜操劳的家务是自己婚姻幸福的支点，最能贴切地表现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意识，而男性的困惑不解也常常使女性神色“凄然”而无言以对。显然，在男女两者性别意识的强烈比照之下，男性（涓生）反复强调他对于一切家务的折磨、负累、痛苦及其拒斥，男女两性在家庭家务方面彼此无法沟通的性别意识正是其婚姻悲剧不易察觉的内在原因。

此外，男女主人公对待家中豢养的宠物的问题上所展现的性别意识的差异，同样也是婚姻中两种生命情感形式是否和谐共振的根据。涓生与子君因为家庭经济窘困不得不将共同豢养的叭八狗阿随推出屋外而隐没于郊外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自然是为阿随。但又何至于此呢？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男性往往以爽直、果决、豪放的气概很快祛除自己对于家中宠物（阿随）被埋没带来的微妙的深层的情感牵连，但女人的忧郁却深长悠远得多。在女人看来，家中豢养的宠物（阿随）的声音、场景、氛围及其原有的形象、情感会让人领略出丰富的人生况味而对它深刻爱恋。它的突然消逝终将以一种无言之美打动人心，必然触及子君的情感空间，她在短时间内很难调节这种痴爱与消亡的冲突，她的难以平静而得来的“凄惨”与“冰冷”，正是男人所不易于理解的女性性别意识（涓生却将子君诬为“识见浅薄”）。男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觉悟和接近女人的性别意识是，家中宠物的生命呈现已经与住家人物的精神不可脱离，甚或与住家人物的爱恋和理想同在，这一具象生动、意义丰盈的生命形式（家中豢养的宠物），包括前述的婚姻生活中的一切家务的负累等在女性性别意识里十分重要的事物，恰恰都是需要得到男性（丈夫）亲切明确的情感认同，而不是彼此产生巨大隔膜的。

从两性文化角度去考察这一婚姻即可发现，男女主人公涓生、子君的男女性别意识的无法融合并没有达到使他们的婚姻得以稳固的程度，或者说夫妻两性的性别意识始终无法融合，这就成了涓生、子君爱情婚姻悲剧的第二个原因。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两种家庭文化相抗衡

夫妻双方的家庭文化所培育的婚恋意识的差异性，若是不能获得充分有效的沟通、融汇，也必将影响到婚姻质量。家庭文化作为男女婚姻的结构性内容，其凝聚力是与高度真实而强烈的情感倾向同在的。

子君的家庭文化明显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精神指向，她对于西方文化并不感到亲切自然，有一种强烈的距离感。她只是稚气地好奇于“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所点燃的一种新情绪的火把，并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她对于新旧思想蜕变所产生的对应景观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建立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也许是对于‘五四’时期女性坚持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争取人的尊严的无畏姿态的最富诗意的描写”！0，只是子君这一具有神性色彩的“坚决”“沉静”的呐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毁力量毕竟有限，虽然为了追求“热烈纯真”的爱情表现出这一“透彻”“坚强”“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大无畏精神，但其“辉煌的曙色”的虚构和幻想使她这一种在拼搏得来的爱情基础上建立的婚姻仍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涵相对应，诸如，她专注于“川流不息的吃饭、做菜、筹钱、吃饭、饲阿随、饲油鸡，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的家庭日常事务的“日夜的操心”和“脸色红活”“毫无感触地大嚼”的一幅图画，使读者不能不深切感受到子君十分突出的家庭主妇形象，子君明显更为自觉接近、亲和于中国传统家庭气味的婚姻思想。子君一方面因为重视家庭而忘却社会其他角色和夫妻之间的情感关怀的一翼。她不仅对家庭、家务保持一种被男人看作不可理喻的贴近、亲切的自由心态，而且她同样围绕家庭构筑自己的价值观念，只是在丈夫涓生看来，子君这一热切激动地回归家庭的精神力量本质上是消极的，“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子君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恋爱置于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和充满革命氛围的时代浪潮之中，但是进入婚姻阶段后她始终不能摆脱男性依靠，很快陷入无根的苦闷和迷茫：“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子君那么热情清醒的情感立场在社会现实语境中却不能独立自主、勇往直前，最初看似超前，最终却归于一种文化逻辑的向后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