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阐释史与现代中国的经纬

据说，作为《历史学人》第2 辑的《觉醒的年代：1919 年前后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以下简称《觉醒的年代》）本拟在2019 年“五四”百年时亮相。由于诸种缘故，才延至2021 年问世。同年，讲述从1915 年《青年杂志》（次年更名《新青年》）创刊到1920 年代初期革命浪潮兴起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一经播出，便火遍大江南北，将一百年前的“五四”故事送进了千家万户。尽管对于剧中的史实偏差大可不以为然，但谁也不能否认，其热播的确把已然远去的“五四”风云重新带回了大众视野，尤其是影响了相当一批年轻受众。而这也是学界近年的自觉追求：2015 年，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年；2017 年，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2019 年，纪念“五四”百年……现代中国研究悄然升温，一连串学术会议举办，一系列相关著作出版。《觉醒的年代》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剧集的演绎，还是学界的论证与论争，都说明了讲述“五四”的热情与动力远未停歇。说“温故知新”也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罢，“五四”在其身后的百余年间从未真正成为“过去完成时”的存在，反而一直以某种“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参与现代中国的展开。此即陈平原所言：“300 年后再看，整个20 世纪，就是一个‘五四’的时代。”a《觉醒的年代》编者也续义发挥：“整个20 世纪，堪称是‘五四新文化’的世纪，彼时建立起来的思想、学术、文学范式，以及政治的立场与方法，一直在建构一代代中国人。时至今日，其后果的涟漪仍荡漾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b 不过，如此掷地有声的判断大概还是保守了一些，因为“五四”的射程，恐怕不限于20 世纪；“其后果的涟漪”，也不仅弥散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

说出来的“五四”

《觉醒的年代》计有“专题”“影像”“访谈”“译稿”与“随笔”五大栏目，重磅自然是由八篇“五四”研究的文章与访谈组成的“专题”。但“访谈”与“随笔”栏目的内容其实也都与“1919 年前后的中国”这一主题直接相关。书中作者皆可谓“五四”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不乏蔚然名家。至于文章角度，则既有个案探索，亦有研究综述，在视野上更是努力兼顾古今、中外、正反等不同立场。所以，全书的主轴虽然是“重返‘新文化’”，但基调却是对于“新文化”更为丰富与复杂的认识与理解。由此可见编者的用心。

不管是陈平原谈“晚清”与“五四”的“两代人的合力”，魏定熙论《甲寅》与《青年杂志》的互动，沈卫威考察“新文化人”在新旧道德之间的徘徊，还是李新宇、马勇与杨奎松处理“五四”文化与政治的纠葛，更不用说李雪涛与李永晶对于域外参照的引入，以及德里克与沈爱娣等人对于边缘声音的开掘，都是将“五四”丰富化与复杂化的尝试。书中作者无不肯定“五四”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但也无一将立场回收到某种特定的“五四”意涵中去。对于“五四”的局限性，他们并不回避，有的甚至还批评得相当激烈；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如何把“五四”资源化，特别是从中汲取一种多元的与充满活力的启示与经验。一如陈平原所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活力与多元相辅相成。既然聚焦于“五四”的多样性（也包括承认其相对化），《觉醒的年代》也就天然内置了“五四”阐释史的脉络。还是借用陈平原的话，“‘五四’是一个说出来的‘故事’”d。“五四”身后的中国历史几度翻覆，巨变的速度与程度都不可以道里计。时至今日，“五四”人物或已隐入历史深处，作为“事件”的“五四”也早已化作“明日黄花”，但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彰、追怀与书写，以及由此生成的反思与自省却未尝中辍。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一代又一代人的“五四”阐释。编者对此也高度自觉，看到了“作为现代知识人和不同党派的精神资源”的“五四”是怎样“被不断讲述、补充、阐发”，“以适应时代所需”。而“在不同的故事里，它作为意象、词汇、符号和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相异甚或矛盾之处”，但“这些故事纵横交错，构成一种斑驳的历史网格记忆”。e 更进一步说，任何的“五四”记忆与印象，都是建立在前人阐释的基础上的。今天也不例外。

当我们对于“五四”或是神往或是警醒时，面对的除去“五四”的本体与本事，更有强大与绵长的“五四”阐释史。无论是慨叹“崔颢题诗在上头”，还是认为一切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管是希望“正本清源”，还是致力“与时俱进”：既有的“五四”阐释都在事实上构成了此时此刻论述“五四”时绕不过的基石、炬火与对话对象。即便是刻意“立异”，也通常不免“影响的焦虑”。谈论“五四”，在很多情形下谈论的其实是对于“五四”的论述，亦即阐释。一部“五四”史，半部是“阐释”。早在周策纵率先为“五四”著史时就已经意识到“阐释史”之于“五四史”的重要。1960 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史》以“繁多的阐释和评价”作结，其时距离“五四”尚不足半个世纪。而今又是一个甲子过去，对于“五四”的阐释更为“繁多”，“五四”阐释史也就更加壮大与悠长。各式各样的“五四”论述，不仅是数量的叠加、面向的扩充与范围的拓张，更伴随着对于现代中国更深与更广的介入。

对于“五四”的不断阐释使得“五四”始终活在中国，活在当下。在这点上，“五四”的确是“说出来”的。不仅伟大人物可以说，平民百姓也可以说。只要真正关注中国、关怀未来，就都可以“说五四”。而所有这些“五四说”，汇成了“历史网格记忆”，融入乃至撑起了现代中国的经纬。其间有高歌与合奏，也有低唱与独语，还有争鸣与交响。但一切众声喧哗的重音都是“五四”，鼓点则都落在了时代的节拍上。

横看成岭侧成峰

因为对于“五四”阐释史的瞩目，《觉醒的年代》中的文章几乎或多或少都带有阐释史的色彩。李雪涛的《经历、事件和神话：半个世纪以来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书写——以海外学者的研究为中心》与李永晶的《五四运动在日本——另一种“当事者”的体验》自是对此做出的专题研究。而其他各文也都具备与既往的“五四”论述对话，或者打开新的阐释空间的自觉。

通过梳理周策纵以降的海外“五四”研究史，李雪涛发现：“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研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一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转折点。纵观海外半个世纪以来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可以看出华裔学者对‘五四’的主题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并且很多老一辈的学者有一种使命感。”其实不分海内、域外，“五四”都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选择用力于此的学人的生命史与精神史的组成部分。以“五四”为题者，所谓“亲近”，何尝不是“使命”使然？当然，“五四”研究在海外自成传统，也说明了“五四”原本就是一门世界性的知识、思想与学问，不为国界所限，更不只关乎一国。李雪涛由此指出：“以往有关‘五四’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谱系模式（genealogical model）的研究，亦即将重点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联性方面，以及今天的人对于这些事件所做出的各种反应上。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的话，今天我们更应当将‘五四’作为‘全球瞬间’（globalmoments）的共时性片刻来看待。”f“五四”阐释史的研究首先便是“谱系模式”的研究，但在此之上与之外，“五四”研究还大有可为，尤其是带入全球史的视野与世界性的关切。

李永晶对于日本自1945 年战败以来数十年间的“五四”论述的考察，即可以看作是对于李雪涛呼吁的某种回应。日本的“五四”论述是其认识中国的重要表征，也是省思中日关系的载体，同时还是理解自身的独特媒介。换句话说，“五四”对于日本而言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或者中日关系问题，还是高度内在于日本战后的政治与文化脉络中的问题。譬如丸山松幸在1969 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其思想史》中提出的“辛亥革命留下来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而“后来支撑五四运动的精神，正是形成于坦然面对这种‘黑暗’、抵抗这种‘黑暗’并对其加以重新审视的过程当中”，以及“五四”的本质是“源于挫败感的深处的强烈否定的精神”等见解，g 就既是一种“五四”论述，也是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建构的饶有意味的参照。而丸山松幸的“五四”定义又在客观上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阐释“五四”的镜鉴。比如李新宇在收入《觉醒的年代》中的《新国体与旧思想：新文化运动面对的中国》中就指出共和国体与“五四”的辩证关系：“这是革命过后的早晨，胜利者在睡觉，失败者却醒着。”h 更为漫长的较量在民国成立之后才刚开始，“五四”便是其中的巨浪。

此类互相生发的阐释在书中还有不少。例如，在杨奎松看来，“‘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具重要性的思想变化，既不是民族主义从此高涨，更不是民主主义及科学理性获得启蒙，而是社会平等意识普遍发展起来，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在许多知识人的心目中迅速提高，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i。循此观之，也就可以理解彼时在西方影响广泛也十分深刻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及其东方传人——“学衡派”——为何会在中国碰壁了。张源的文章揭示了“新人文主义”的内核是个人主义，其代表人物白璧德的思想“极具反平等主义的特质”j。这种精英立场再经由“学衡派”的放大，自然也就在强调平等意识与平民主义的“五四”时代格外“不合时宜”了。

而诸如将山西士绅刘大鹏这一边缘人物的故事推向前台（沈爱娣访谈），以及给予“五四新文化”的反面力量——“孔教会”诸君——以正面介绍（张泉文章），则使得对于“五四”的讲述更加立体。近年学界“五四”研究的一大突破便是不只围绕主角——《新青年》阵营——着墨，而逐渐将上下左右的各方也都纳入了观照视野，“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五四”既是聚光灯，也是多棱镜。而在历史转折关头开创如此博大的气象，成就斑驳非常的风景，这正是“五四”的真意与魅力。

说不尽的“五四”

《觉醒的年代》中的文章，绝大多数都可谓“五四”研究的成果。但在我看来，“所谓‘五四’阐释，大于一般意义上的‘五四’研究，其主体是各家各派的‘五四’论述”，“而蕴藉在形形色色的‘五四’论述中的，往往不仅有对于‘五四’的认识，更包含了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五四”阐释之所以重要，如前所述，是因为“当我们说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反思‘五四’或者走出‘五四’时，在很大程度上指的都是某种对于‘五四’的阐释，而非‘五四’本身。”这正是“五四”独一无二，特别是“五四”之为“五四”的缘由所在——

在过去一百年间的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事件，像“五四”这样被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反复阐释。各式各样的“五四”言说的数量之多、种类之繁与争议之大，不仅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与“场域”，而且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五四”的直接前提。换句话说，如果缺少对于“五四”阐释史的关注、理解与把握，则很有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五四”论述究竟是在何种基础上做出，凭借了怎样的资源与逻辑展开，又指向何方，以及具有怎样的历史、现实与理论可能性缺乏自觉。

从“五四”人物“自我作古”式的反复讲述，到不同政治派别争夺“五四”的话语攻守与实践取舍，再到学界的探索、文人的发挥，以及青年的追摹、民众的寄托，还有反对与质疑的此起彼伏……当然也包括一代又一代“新文化人”的自我修正、调整与提升。如此丰富与复杂的“五四”阐释史，道出了百余年间对于“五四”的认识与理解。而认识与理解“五四”的过程，亦即现代中国寻道问路的过程。个中的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都可以在与“五四”对话中获得一份澄澈与通达。

“晚清与‘五四’两代人思想的丰富与复杂，背后是选择的多样性。”！2 不同的观点与思路都根植于真实的中国问题与现实情境，也都得到相对自由的表达甚至不同程度的实践，所以“五四”的确蕴藉了一种多样性的可能。从历史的后果来看，最终只有一条道路被选择；但千门万户的存在却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多样性意味着开放与开阔，也就意味着活力。而“五四”留给现代中国的最为直接的启示便是如此，“五四”阐释史最为直观的经验也是。

“多元”与“一体”、“主流”与“别传”可以相互支持与彼此支援。这固然是一种理想状态，有赖诸多内外条件的成全。但向着这样的目标行进不正是现代中国真正趋向“现代”的题中之义？因为现代中国的“未完成”，也由于现代中国的“可能性”，“五四”更是“说不尽”的了。只要我们还在“五四”的辐射范围中，没有掉头，没有却步，我们就还得继续研究“五四”、论述“五四”与阐释“五四”。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认为“保有对于‘五四’阐释史的兴趣与关怀”是“每一位‘五四’研究者应当具备的‘技艺’与‘修养’”。！3 推而广之，认识与理解“五四”，倾听前贤与他人的“五四说”，也共襄盛举“说五四”，应当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与“常识”。

《觉醒的年代》编者坦言：“重返‘新文化’”旨在“直面诸多时代命题。”！4 如何因应时变，打通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实则是“五四”阐释能否继续有效与有力的关键。而这也成了年轻一代研究者的自觉追求。就在《觉醒的年代》出版的同年，季剑青的《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与袁一丹的《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也相继面世，彰显了新一代学人与“五四”持续对话的尝试。季剑青表示“如何以有效的学术工作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作为政治实践和文化运动的‘五四’，进而释放出被单纯的学院化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表达所冻结的、‘五四’本身所蕴含的历史能量”是其核心的问题意识。！5 袁一丹也申明，“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堆积更多的历史细节，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细腻”，但“真正的困难”在于“价值重估”：“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进而重估新文化的价值内核。”！6 如是期许与《觉醒的年代》堪为同道，也让我们相信作为一种“活的传统”，“五四”不仅是“历史网格记忆”，更是与你我相关的精神资源，“指示着未来的命运”。

2022 年12 月12 日，京西芙蓉里